今天給各位分享如何理解李白的笑與悲的知識，其中也會對李白關于笑的詩句進行解釋，如果能碰巧解決你現在面臨的問題，別忘了關注本站，現在開始吧！

李白人生的幾點悲哀？

李白是個悲劇人物。他生逢封建盛世，卻難展宏圖，并一再遭受打擊，甚至流放，晚景凄涼。時代的不幸加上個人的原因，釀成他政治上的悲劇。李白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追求個體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人生價值的實現。他重感性而非理性，很難適應周圍的環境與人際關系。他的悲劇在歷史上很有代表性。后世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改塑李白的形象，突出了他的飄然不群而淡化了他的悲劇色彩。

【關鍵詞】

悲劇　個體意識　改塑

悲劇原指一種戲劇形式。悲劇性是悲劇中最核心的內容，它使悲劇具有最激動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的文化意義的力量。悲劇性又是超越悲劇的，它可以表現在其它藝術形式里面。西方文化中，悲劇這種藝術形式起源較早，而中國文化中，戲劇出現較遲，所以中國文化的悲劇意識體現在各類文藝體裁中，尤其體現在詩文中。劉鶚在《老殘游記·自序》中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于《西廂》，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依照這種說法，來觀照李白的生平經歷及其詩作，便可發現他正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詩正是他的“哭泣”。

一

李白與歷史上大多數文人一樣，畢生所求并不是當一個詩人，而是政治家。他自詡“懷經濟之才”，“濟蒼生”，“安社稷”，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要做管仲、晏嬰一樣的“輔弼之臣”。為此，他早年便博覽群書，向《長短經》的作者趙蕤學縱橫術。25歲時，他離蜀辭親遠游，廣交天下名士，為踏上仕途做準備工作。他隱居，訪仙求道，目的都是為了邀取名譽。果然，經過多年努力，終于由賀知章和玉真公主等推薦受玄宗召見。然而玄宗只欣賞李白的文才，把他作為一個弄臣看待。這對于李白當然是一記悶棍。因此，三年待詔翰林期間，他醉酒狂放，由此而受到讒言，被玄宗疏遠，最后不得不要求還山。這次從政的失敗，給詩人以極大的刺激。他看清了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敗墮落，感到禍亂迫在眉睫。從此，他在詩中一面揭露社會黑暗，一面警告著當政者。“安史之亂”爆發后，詩人無力回天，被迫隱居廬山避難。而此時，永王李磷起兵平亂，詔書三至，邀他出山，終因一顆愛國之心，他糊里糊涂地登上了李磷之船。但這卻釀成了他晚年的大禍。待肅宗李亨削除異己，消滅了自己的兄弟李磷后，李白成了附逆分子，被投入死牢。雖經眾人力保，還是免不了長流夜郎。在流夜郎途中遇赦回到當涂的李白，在聽到李光弼大舉秦兵討伐安史叛軍時還欲參加李的軍隊，后終因有病半道而返。不久，李白病死當涂，一代巨星殞落于荒涼的江邊，只留下一堆青冢讓后人憑吊、流連、沉思。

綜觀李白一生，他從政的熱情一直未減。為了從政，他準備多年；為了從政，他竟不審時度勢，輕易為人所用；為了從政，他不顧年老病衰，至死猶爭。觀其言行，他從政并不是貪求榮華富貴。如貪求于此，他可安做翰林學士，何必得罪權貴而見疏皇上？他從政的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為大唐之治作出有益的貢獻。但不幸的是，他的熱心反而變成禍根，使他一再地遭受打擊，所謂好心不得好報，動機與效果正好相反，豈不是悲劇？

大唐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此時已至峰巔狀態，整個社會的各種矛盾都已經發展到非常尖銳的地步。物極必反，表面的繁榮已掩蓋不了內里的腐朽。這是一個盛衰交替的時代，已非個人所能左右。從這個意義上說，李白生不逢時，他的悲劇首先是時代的悲劇。就他本身來說，他寧折不彎的性格，他詩人的氣質，也是從政失敗的重要原因。“行方智圓”是封建社會政治家成功的重要素質。許多政治家都能適應政治形勢，巧于應付各種復雜的人事關系，甚至以屈求伸，最后達到成功。與李白同時并有過交往的高適就善于此，終于做到節度使、散騎常侍這樣的高官，在平定安史之亂中有所作為。而李白卻昧于此道。他愛憎分明，傲骨太硬，不愿屈身權貴。當永王李磷請他出山時，他又沒能看出李氏兄弟爭奪皇位、互相猜忌的居心。他太天真，只憑一腔熱情，未能透察人心的險惡。從這一點上來說，李白缺乏做為封建社會一個成功政治家的素質。時代的不幸加上個人素質的欠缺，便釀成李白政治上的悲劇。

二

李白的悲劇所反映的悲劇精神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有相當的代表性。要說清這個問題，還得對中國文化中的悲劇精神及中西悲劇精神的異同作個簡單分析。

人生的悲劇感，是人類共有的意識，不為一個民族所特有。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文化形態影響，其悲劇精神又有某些異同。一般學者在分析中西悲劇精神異同時常有如下說法①。首先，他們認為西方悲劇中，悲劇人物大都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悲劇人物，時刻試圖以個體的身份行事，愿以個體的身份承擔一切后果，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這種個體意識發展到極限。而中國的悲劇人格趨向于認同類型，壓抑個體意識。中國古代的悲劇主體本身，較少把自己的憂患和使命自覺地歸之于尋求和實現自己的特殊價值，他們往往打著為“天下”，為“道”，為“國家”的旗號，把自己的意志完全消融于這些群體和抽象之中。西方悲劇這種強烈的個體意識與中國悲劇中的集體觀念的區別，在于其文化特點的不同。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運用她的文化模式理論，在其《菊花與刀》一書中指出，在美國或西方文化中，個人的行為是自律的，而日本或東方文化中，個人的行為是他律的。自律性的行為是重個體而輕人際關系，而他律行為，則是個人在選擇行為模式與策略時，首先考慮他人的看法，是輕個體而重人際關系的。孔學提倡中庸之道，其實質，就是要把因人而異的感情納入一種社會公認的思想模式，造成個性的喪失。其次，中西悲劇精神的區別，在于歷史目標與道德價值的不同選擇。西方悲劇人物更多的選擇歷史目標，而中國悲劇人物更多的是選擇了道德價值。第三，中西悲劇精神的重要不同是感情自覺與理論自覺之區別。中西憂患意識都以自覺的痛苦為中國，而西方憂患意識是感情的自覺。它從感性、具體實在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現實的矛盾，生存的困境，內心的沖突，理性與感性的分裂，無限與有限的困惑，都以活生生的形態存在于悲劇人物心中，而中國的憂患意識，則是在宗教文化的基礎上，轉向人生社會的憂患，把對天命的信仰和敬畏轉化為人類主體的自覺努力，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和獨立性，產生一種德性的自覺以及患德之不修的責任感。理性自覺的憂患意識使中國悲劇人格在肯定既成秩序的前提下采取行動，他們對自己的悲劇命運清醒而有所準備，從而形成自覺而又理性地承受的悲劇模式，即孔子開啟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

以上對中西悲劇不同特點的看法，明顯是不全面的。上說所謂中國悲劇模式如說成儒家文化的悲劇模式，尚可商議，而中國文化并非儒學一家所能概括得了的。縱觀中國歷史，先秦的屈原的悲劇就有其獨特性。班固曾猛烈抨擊說“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班固認為屈原個性太強，“露才揚己”，又具有反抗性，不符合他的標準。班固是站在儒家立場說這番話的，故不奇怪。而他這種正統觀念在千百年歷史上并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相反，人們普遍承認的是另一種意見。時代較早的司馬遷在《史記》本傳中引用淮南王劉安《離騷傳》的話，盛贊屈原的高潔之志和廉貞之行：“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于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本身就是個悲劇人物，他的思想便不是正統的儒家思想。他提出發憤著書說，并在《史記》中歌頌一些具有反抗精神、奇操異行之士，對歷史上悲劇人物灑一掬同情之淚。司馬遷對屈原的評價代表了中國封建時代多數士人的觀點，屈原也是歷代人們仰慕的對象。與屈原幾乎同時的莊子也是個體精神強烈之人。他追求的是個體精神的自由解放。到了漢晉之際，這種個體精神尤為突出。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五“東漢尚名節”條云：“蓋其時輕生尚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為茍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余英時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中謂漢晉之際士的“所謂個體自覺者，即自覺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不與其他個體相同，并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所在，以期為人所認識之義也。”（見《士與中國文化》）日人森三樹三郎甚至把魏晉時代比作意大利文藝復興，象竹林七賢里的嵇康、阮籍都是個性極為強烈的人，他們不同流俗，風標突出。他們也都是典型的悲劇人物。

由上述可見，對中西悲劇精神不應作簡單區分。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情況復雜，更不能以一種模式來概括。

三

很明顯，李白的悲劇精神更傾向于司馬遷所說的這種模式（近似于所謂西方悲劇精神），與莊子、屈原以至魏晉名士的悲劇精神相近。

首先，李白正是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的人，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特殊價值。他自視極高，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說：“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在《冬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中說自己“出則以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在《玉壺吟》中說自己“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鎖賢。”因此，他不大合流俗。在安陸時期，他得罪了地方官李京之，隨后給裴長史的信中也是軟中有硬，說“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民間傳說他腰間有傲骨，不能彎腰，正說出他性格上的特點。他在《古風》第三十六首里說道：“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在《鞠歌行》里說：“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都透露出他在安陸時期處境的不妙。不久，李白便移家東魯。天寶初，李白待詔翰林期間，很快又遭受讒言，被賜金放還。這也說明了李白個性太強，不愿屈從于權貴，不向黑暗勢力低頭，他寧愿保持人格獨立，而不愿為富貴妥協于統治集團。他不象一般的政治家那樣混跡消融于官場之中以屈求伸。他的行為可以說是自律的，一切從自己的性格出發，重視個人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行動，縱使碰壁，也不回頭。他不太重視人際關系，不及時調整與適應周圍的人與環境，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因此他終生都沒能與“讒”字脫離干系。他這種自律性行為與一般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他律式行為不同。裴斐先生認為“從言行所顯示的性格看，李白思想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反中庸。中庸的要害在‘毋我’，他卻處處突出自我，言論上自命不凡，行動上亦與眾不同，言與行均表現出最強烈的自我意識。”（《李白個性論》，《中國李白研究》1990集·上）所言極是。

其次，在歷史目標與道德價值的選擇上，李白傾向于前者，他追求的是建功立業，是大濟天下，當功成名就后，就回歸自然，作個隱者。他要在建功立業的過程中顯示自己的價值。他所欣賞與效仿的歷史人物也都是一些能人，如管仲、蘇秦、張儀、酈生、韓信等人，都是以事功而不是以個人道德名垂青史的，象蘇秦、張儀等人甚至是朝秦暮楚之士。李白蔑視王侯，戲萬乘如僚友，都不符合封建社會的為臣之道。在個人生活上，他醉酒狂歌，“志不拘檢”（《河岳英靈集》），追求自由自在，與儒家的道德規范甚有距離，全然沒有莊重謹慎的大臣模樣，所以玄宗認為他“非廊廟器”。李白自己也認為“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清人應時在《李詩緯》中云：“唐李白亦嗜酒，人稱之曰‘狂’。孔子曰：‘狂者進取’。‘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若白者，豈孔子所謂‘狂者’與？”即認為李白不是孔子所說的那種進取的狂者，這正說出李白與儒家思想的分別處。李白詩中在抒發自己的雄心抱負后，總要說到功成身退，原因是“功成不退皆殞身”（《行路難》其三），實際就是不愿受人宰割，而要保持生命的久長，精神的獨立：“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游天姥吟留別》）“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行路難》其三）。與陶淵明一樣，當建功立業與個人自由發生矛盾時，他選擇了后者。從這一點上來說，道家、神仙家、任俠、縱橫家思想以及魏晉以來的名士風度都對其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他渴望身心的解放，而塵世卻同羅網難以掙脫，這真是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悲劇。

當然，各家思想對他的影響只是外在條件，這些思想之所以能對他產生影響還在于他本身有與這些思想契合之處，有利于其生根成長的土壤，這就李白獨特的個性，獨特的精神氣質，亦即人們常說的“天賦”。

第三，從感情自覺與理性自覺的區別上來說，李白明顯屬于前者。他是位詩人而不是哲學家或政治家。他的憂患意識是感情的自覺，它從感性、具體實在而非理念出發。他待詔翰林時對朝政腐敗的認識，出京后對動亂的預感都充分證明了這點。雖然他也曾在詩賦里描繪過自己的“理想社會”，但都很虛無飄渺，且是“老生常談”，是認不得真的。我們據此劃定他屬儒家還是道家，未免迂腐了點。裴斐先生說李白“別說思想體系，就連明確的政治主張亦未必有啊！李白是最純粹的詩人氣質，擅長不在思辨而在直感”（《李白個性論》），可謂知言。即使與同時代同是詩人的杜甫相比，李白也自有其特點。杜甫是“每飯不忘君”，他的忠君愛國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思一念，一舉一動無不以此為中心，而李白雖然也要大濟天下，但與玄宗不合時，便滿腹牢騷而去。他一會兒仙，一會兒俠，追求個性的自由，擺脫任何羈絆，以致后世論家認為他沒有華夏文人作風，而跡近胡人。

四

李白在當時就是被作為一個悲劇人物看待的。杜甫《贈李白》云：“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對他才大不用四處飄泊的生活深為惋惜。《夢李白二首》里感嘆：“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天末懷李白》云：“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不見》云：“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杜甫不僅與李白友情深厚，且他自己也流落不偶，故同病相憐，在慨嘆李白的悲劇時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后世仍然有人能深刻理解李白的悲劇，如白居易云“浮世謫仙悲”（《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后》），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李白的悲劇認識逐漸淡化，而是把興趣逐漸轉移到欣賞他的傲骨及獨特個性上，把他視為反抗黑暗、蔑視權貴的一面旗幟。晚唐皮日休便云：“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七愛詩·李翰林》）。宋代李綱云：“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明方孝孺云：“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值得注意的是，后人還給李白附會了許多神奇的傳說，如李白采石捉月，騎鯨上天等，甚至說他“眼識郭汾陽”（舒遜《李謫仙》），盡管他與郭子儀并無往來。這樣，李白熱心仕進，曲折坎坷的身世經歷被掩蓋了，出現在人們眼前的是位傲視塵寰清高絕俗的詩仙形象。后代人們對李白形象的這種改塑，原因何在？這當然不是簡單幾句就解說清楚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社會心理的需要。人們需要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個性特出的，而又才華橫溢，人人敬服的詩人作為自己精神的偶象。從孟子開始，士人們就幻想著能與君保持一種平等關系，保持自己個性的尊嚴與自由，出處自如，而做到這一點實非易事。比較起來，李白能從布衣待詔翰林，受到皇帝禮遇，而又視權貴如草芥，實在是絕無僅有，因此，他便自然成為一位傳奇人物，成為一種楷模，成為與權貴對抗的一種精神力量。于是他豪的一面，仙的一面便被強調夸大，他的悲劇的一面便漸漸被忽略不計。他感情洶涌奔放不羈的詩歌成為失意文人宣泄情感的媒體，人們從他對權貴的指斥冷諷中感到揚眉吐氣。正如魯迅認為陶淵明在后人心中飄逸得太久了那樣，李白在歷代人們的心中也飄逸得太久了。

今天，我們重新認識李白的悲劇一生，有助于深刻理解他的詩歌，也有利于對盛唐氣象真相的認識，更有利于對封建時代詩人命運的了解。使我們認識到即便如盛唐這樣花團錦簇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的命運竟是如此悲慘，而為我們文學史增添光彩的卻正是這些悲劇性人物，而非那些志得意滿，歌功頌德的幫閑文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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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參見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邱紫華《悲劇精神與民族意識》等書。

（好評哦親~）

李白的《悲歌行》、《蜀道難》、《將進酒》、《行路難》,然后你說說你如何理解李白的"笑"與"悲"的？

李白的《悲歌行》《蜀道難》，《將進酒》《行路難》，笑指李白人生過的瀟灑如意并且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自信，悲是指他對于仕途坎坷并且難于上青天的憂愁

李白的一生是悲劇的還是喜劇的呢？

李白的一生是悲劇。

李白那種平交諸候，長揖萬乘的人生理想過于高傲自負，過于理想化，在現實的生活中是很難實現的。浪漫主義與嚴峻的現實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憤不平、失望之中，可是他又始終向往著這種理想，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要漂流、漫游、流放和蒙羞。

然而，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有幾多人，他們的才華遠不及李白的百萬份之一，與李白相比，可以說是胸無點墨；但是他們的狂傲之心與李白有過之而無不及。似乎自己“身現強虜盡，談笑靜胡沙”。我想，這種人是沒有好結果的。它自己不學無術，卻又要自高自大，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行，似乎天底下只有他才是對的，可就是沒有人認可。

所以，奉勸一切有識之士，在拜讀李白壯麗詩篇的同時，又要以李白的人生悲劇為借鑒，不能讓李白的人生悲劇在你的身上重演。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時時自省，處處謙虛，審時度勢，左右逢源，這樣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臻完美，才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成為一個為社會所用的人。

擴展資料：

事實上，一切希望成功的人，處世為人的藝術尤為重要。一個不會處世，不會生存，不會做人的人，其實也并不是一個合格的人材，他的人生也一定不會很完美。即使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與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放眼全球的胸懷與眼光相比，不知要渺小多少倍。

在政治家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介書生，文人、墨客而已。如果文人墨客就自以為了不起，也“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話，那他將會與人生悲劇共度一生。 愿天下有識之士，在效仿李白飄逸灑脫的氣度和自信豁達的精神風貌的同時，摒棄那種自命不凡，喜為大言，孤傲不群，狂放不羈的性格。只有這樣，你的人生才會與時俱進，充滿燦爛的光輝。

你讀懂了李白的悲與喜嗎？

喜歡讓思緒伐一葉小舟，在文字中暢游，細細品讀春夏秋冬的安然，靜靜感悟花開花謝的從容，流年悲歡，人情冷暖，都在文字中一一釋然。文字的世界了，沒有薄涼的人情世故，沒有爾虞我詐的江湖險惡，一滴雨落，一片花開，都是美麗的詩行，一池春水，一彎秋月，都入了文人的詩，墨客的詞，讓靈魂安歇在文字中，獨享一份悠然。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孤獨的靈魂無處安放，在繁雜的人世，在漂泊的紅塵，走過流年，感受不一樣的光陰，做著不一樣的夢，靈魂的深處，總是渴望一片清靜之地，讓自己的心靜下來，慢慢的品味歲月的蹉跎和生命的無常。

也在暗自猜想，千年前李白那次獨坐敬亭山，是否也是一樣的孤獨與悠然：

獨坐敬亭山

唐代：李白

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從詩中來看，無從知曉詩人相對于山的位置，或許是在山頂，或許在空闊地帶，然而這些都不重要了。這首詩的寫作目的不是贊美景物，而是借景抒情，借此地無言之景，抒內心無奈之情。詩人在被擬人化了的敬亭山中尋到慰藉，似乎少了一點孤獨感。然而，恰恰在這里，詩人內心深處的孤獨之情被表現得更加突出。人世間的深重的孤獨之情，與詩人此時的超然物外都傾注在這首詩中。

人是一個孤獨的行者，身邊朋友千千萬萬，卻不是每個人都會圍著你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難免有時候，會感覺到孤單。陪你賞春花秋月的人很多，當你身陷囹圄，也許只有影子相伴。凡事要靠自己，靠墻墻會倒，靠人人會跑，有一段坎坷的路，注定要一個人走完。在沒人陪的日子，感受一下李白那種“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超然與從容，一個人同山水言歡，與草木凝眉，不攀高枝，只做一個閑云野鶴，雖然詩中寫出了一種滄桑與無奈，但可以與山水為伴，寄情于山水間，也是一種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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