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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如何評價賈誼(司馬遷對賈誼的情感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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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對賈誼的論贊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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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西漢賈誼?

首頁 綜合 正文202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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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自話題:千古第一雄文

一 賈誼的“悲劇”

宣室求賢訪逐臣,

賈生才調(diào)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

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生》

李商隱的這首名詩在評價孝文帝與賈誼的君臣際遇時,顯然將孝文帝形容為一個不識才、不納諫的不明之君,而賈誼則成為了懷才不遇、有志難伸的悲劇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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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李商隱的這首詩不排除有隱射時政的考慮,但他借賈誼的“悲劇”來做話題,則很可能是受到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影響。

司馬遷將賈誼與屈原合為一傳,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賈誼出貶長沙就是屈原流放汨羅的悲劇翻版。但這并非事實:孝文帝不是頃襄王,對于賈誼的才華,他自始至終都充滿欣賞;重用賈誼是他從未放棄過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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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初,因為急于提拔賈誼擔(dān)任公卿,遂使得他成為列侯功臣發(fā)泄憤怒的標靶。孝文帝將賈誼貶謫長沙,當(dāng)然有棄車保帥、平息眾怒的考慮,但另一方面也有讓賈誼暫時淡出權(quán)力核心,避避風(fēng)頭的意思。——吳氏長沙國是當(dāng)時僅存的異姓諸侯,遠離京畿,不易引人注意。

一年以后,孝文帝罷免了周勃的宰相職務(wù),隨即又將賈誼招了回來,并在宣室接見了他。于是便有了李商隱《賈生》中描寫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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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天,剛剛收到祭祀福胙的孝文帝跟賈誼聊起了鬼神的起源。一直聊到夜半,孝文帝的興致都沒有絲毫衰歇。他越聽越入迷,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坐席移向了賈誼。在會見結(jié)束之后,孝文帝感嘆說:“這么長時間沒有見到賈誼,我以為自己已經(jīng)超過他了,今天才知道原來還是趕不上!”

李商隱對孝文帝在這次會見中選擇的話題很不滿意。他認為孝文帝應(yīng)該抓住這次難得的機會同賈誼談一點有關(guān)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沒想到漢文帝卻選擇了不著邊際的鬼扯。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孝文帝在政治上日臻成熟的表現(xiàn)。他沒有在這次會見當(dāng)中急于同賈誼商討軍國大計,應(yīng)該有兩個方面的考慮:

其一,賈誼離京的時間并不很長,一年前被功臣集團圍攻的場景還歷歷在目。孝文帝應(yīng)該是懲于前鑒,才沒有單刀直入、問計軍國的。他聰明地選擇了一種類似“乒乓外交”的迂回方式來展開談話,避免政敵的敏感。孝文帝說“我以為自己已經(jīng)超過他了”,表明他對自己在政治上的進步和成熟是有自信的。

其二,在貶謫長沙之前,賈誼的仕途可說是一帆風(fēng)順:從帝國最年輕的博士官起步,一年之內(nèi)越級提拔為太中大夫,甚至一度成為公卿也就是總理大臣的后備人選。他的才華毋庸置疑,但沒有經(jīng)歷過重大挫折的賈誼是否具備堅韌的意志品質(zhì),在被貶長沙之后他會不會日漸消沉,乃至自暴自棄,孝文帝的心里沒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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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這次接見賈誼的時候孝文帝有必要先做一番考察。“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要把孝文帝自己的傾向隱藏起來,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上評估一番,今天的賈誼還是不是他心中那個才華橫溢、計深慮遠的青年政治家了?“今天才知道原來還是趕他不上”,孝文帝的感嘆顯示,賈誼的這次面試成績是優(yōu)秀的。

既然以優(yōu)秀的成績通過了面試,自然要為賈誼重新安排工作,而在這個問題上,孝文帝也著實費了一番心思。

就在宣室會談之后不久,孝文帝的任命便下達了:賈誼從長沙王太傅調(diào)任梁王劉揖的太傅。

從表面看,賈誼并沒有獲得職務(wù)上的升遷,只不過從長沙國被調(diào)到了梁國。但這次調(diào)動背后的意義卻非比尋常:

梁懷王劉揖是孝文帝最喜歡的小兒子。鑒于太子劉啟的三位哥哥都先后夭折,為防他再有不測,劉揖極有可能是作為太子的替補人選被封到梁國去的。我之所以做出這個推斷,理由主要是兩條:

其一,孝景帝劉啟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十月,栗太子劉榮因故被他廢黜。當(dāng)時竇太后就曾經(jīng)向劉啟提出,立梁孝王劉武為嗣君。竇太后提出這個建議的考慮,應(yīng)該同她的丈夫孝文帝劉恒大同小異:在諸侯環(huán)伺、如履薄冰的形勢下,如果劉啟因為意外的原因不能繼續(xù)執(zhí)政,國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成年君主來控扼各方勢力。在這種特定環(huán)境之下,父死子繼,不如兄終弟及。

其二,文、景時期的前后兩任梁王——梁懷王劉揖和梁孝王劉武身份都有特殊性:劉揖是孝文帝最喜歡的小兒子,劉武則是竇皇后最喜歡的小兒子。皇帝與皇后不約而同地將自己最鐘意的少子封到梁國,絕非偶然。在梁懷王劉揖意外墮馬身亡之后,賈誼曾經(jīng)向孝文帝上書指出:面對著東方日益尾大不掉的劉姓諸王,梁國是藩屏中央、保衛(wèi)關(guān)中最重要的前沿陣地。雖然劉揖無后,但皇帝應(yīng)該把其他的親生子調(diào)往梁國,否則齊、趙等諸侯將難以控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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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賈誼的建議下,孝文帝將淮陽王劉武徙封于梁。當(dāng)時的梁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實際控制大縣四十余城。賈誼的這一布局在日后平定七國之亂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關(guān)鍵作用。吳王劉濞率領(lǐng)的叛軍正是為梁國的金城湯池所阻,不能越而西進。最終師老兵疲,被周亞夫一舉擊潰。

梁國的形勢如此重要,梁王作為第二嗣君的身份如此特殊,孝文帝將賈誼派往梁國作太傅,顯然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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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提出質(zhì)疑,為什么孝文帝不直接派賈誼擔(dān)任太子劉啟的老師呢?其實這里頭的考慮跟孝文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初衷是一致的。賈誼是功臣集團的眼中釘,他要是做了太子劉啟的老師,傳遞出的政治信號太敏感。不但賈誼將重新成為眾矢之的,甚至連太子劉啟都有可能成為功臣集團的攻擊對象

在接班人的問題上,孝文帝做出的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布局:太子劉啟和太子家令晁錯是未來的皇帝和宰相班子人選,而梁王劉揖和太傅賈誼則是替補皇帝和替補宰相的人選。賈誼頭上的這個“替補”標簽恰是孝文帝對他的愛護。同時我們還不應(yīng)該忽視的是,晁錯能做太子家令,本身就源于賈誼在《治安策》中提出的“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shù)者以翼衛(wèi)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的建議。他本人也是賈誼削藩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賈誼的所謂“悲劇”是不存在的。僅僅一年的時間,去長沙兜了一圈回來的賈誼就重新受到了孝文帝的重用。

陸 “無韻之《離騷》”

魯迅曾經(jīng)說過,《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從前我一直認為這個評價純是積極的意思,也就是說司馬遷發(fā)奮著史,其中蘊含著同《離騷》一樣感天動地的悲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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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仔細分析過《屈原賈生列傳》的敘述之后,我的看法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我開始意識到,魯迅說的其實是正反兩方面的意思:從積極的方面說,《史記》的文筆往往飽含感情,它對仁人志士的記載與評論足以令千年之后的讀者扼腕嘆息;但從消極的方面說,也正因為司馬遷在著文的過程中寄托了過分強烈的愛憎,使得他對歷史人物的認識與評價可能偏離相對客觀的立場。《賈生列傳》正是典型地暴露出了這個問題。在這篇傳記中,司馬遷做了這樣的記載:

文帝復(fù)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shù)上疏,言諸侯或連數(shù)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這段記載的內(nèi)容有不少失實之處。

在孝文帝執(zhí)政的24年里,對皇權(quán)形成重大挑戰(zhàn)的主要是兩方勢力:一是以周勃為代表的開國功臣集團;二是以齊國和淮南國為代表的劉姓諸侯王。孝文帝一生的執(zhí)政經(jīng)歷也因為同這兩方勢力的斗爭而明顯地分為了前后兩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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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階段的執(zhí)政過程中,孝文帝的主要精力被放在了削弱開國功臣的事情上。“列侯就國”與“周勃罷相”是其中的標志性事件,而這源于賈誼的建議與策劃,我已經(jīng)在前文中說過。

至于后一階段,對劉姓諸侯的控制與削弱,孝文帝同樣是在賈誼的指導(dǎo)精神下進行的。在著名的《治安策》當(dāng)中,賈誼向孝文帝提出了這樣一個斬釘截鐵的論斷: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下數(shù)被其殃,上數(shù)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治安策》

賈誼的論斷是:從鞏固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角度說,封建諸侯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政策,因為諸侯國同中央政府的矛盾根本不可調(diào)和。

不可否認,高祖劉邦逝世前留下的讓異姓功臣與同姓諸侯相互制約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曾經(jīng)為西漢前期的政治穩(wěn)定做出過重要貢獻(關(guān)于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誅滅呂氏的周勃是漢家的功臣還是罪臣?》),甚至孝文帝的順利繼位都源于這一高祖遺策的作用。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批評賈誼對封建諸侯的判斷太過武斷。因為在功臣集團的三巨頭陳平、灌嬰已經(jīng)去世,而周勃又被罷廢的情況下,功臣集團實質(zhì)上已經(jīng)趨于瓦解,他們對劉姓諸侯的制衡作用正在消失。孝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濟北王劉興居同淮南王劉長的先后謀反已經(jīng)明確無誤地顯示:日益膨脹的諸侯勢力正在構(gòu)成對皇權(quán)最嚴峻的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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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及向孝文帝提出了“削藩”的主張。至于具體的策略,一言以蔽之,曰“眾建諸侯以少其力”,也就是以“推恩令”的形式將龐大的諸侯國拆分為若干小國,改變目前強干弱枝的危險局面。有關(guān)這個政策的推行情況,司馬遷的記載是:

文帝復(fù)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shù)上疏,言諸侯或連數(shù)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這一記載本身就存在著前后矛盾:司馬遷說賈誼上書建言諸侯國封地太大,應(yīng)當(dāng)削藩,孝文帝對此表示拒絕。但他又說孝文帝在淮南王劉長死后封他的四個兒子為列侯。

這四個同日封侯的淮南王子,其中三位健在者后來三分了淮南國的故地,建立了三個小國。這也就是說封淮南四子為侯這件事本身就是按照賈誼“眾建諸侯以少其力”的指導(dǎo)思想辦的。非但淮南國,高祖時代留下的最大諸侯國即號稱“東秦”的齊國甚至被孝文帝肢解為了六個小國,這更足以證明孝文帝原則上采納了賈誼的削藩建議而非全盤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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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說在淮南國的封建問題上賈誼同孝文帝產(chǎn)生了意見分歧,按照《漢書·賈誼傳》的記載,真實情況應(yīng)該是這樣的:

淮南王劉長因謀反而貶死之后,在如何處置淮南封國的問題上,孝文帝是希望按照“眾建諸侯以少其力”的辦法將淮南國肢解,分封給劉長的兒子們。但賈誼對此表示了反對,反對的理由有兩條:

其一,淮南王劉長是因為謀反而貶死的,現(xiàn)在朝廷重新分封逆臣的兒子無異于打了自己的臉,天下輿論必將因此提出質(zhì)疑:究竟是從前對劉長的謀反案處理錯了呢,還是現(xiàn)在分封淮南諸子的決策錯了呢?

其二,劉長的死已經(jīng)讓他的兒子們同孝文帝結(jié)下了殺父之仇,現(xiàn)在就算把他們分封為王。等到這些孩子長大之后,也必將因為共同的仇恨而聯(lián)合起來反對中央,也就是說“眾建諸侯以少其力”的策略在淮南分封這個特殊問題上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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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最終沒有接受賈誼的建議很可能是出于對輿論的顧忌。淮南王劉長是孝文帝僅存的同胞兄弟,在決定將他貶往蜀地之前袁盎就曾經(jīng)提醒過孝文帝,劉長性情剛烈,一旦被摧折至死,天下人一定會將“殺弟”的罪名扣在皇帝的頭上。孝文帝不聽,結(jié)果不幸被袁盎言中了。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冊在后,孝文帝當(dāng)然不愿意擔(dān)這個“殺弟”的惡名,于是硬著頭皮封劉長的三個兒子為王,要為自己的疏漏圓個場,結(jié)果卻給淮南地區(qū)留下了直到漢武帝時期還反復(fù)發(fā)作的諸侯謀反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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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本質(zhì)上說,孝文帝同賈誼在淮南問題上的意見相左只是一個局部的技術(shù)分歧,而不是宏觀的戰(zhàn)略分歧,不能因此就說賈誼是懷才不遇,而孝文帝是師心自用。所以班固在《漢書·賈誼傳》的論贊中特別批駁司馬遷道:

誼以夭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漢書·賈誼傳》

就像歐陽修在《晝錦堂記》中說的那樣,“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xiāng)”只是凡夫俗子對仕途成敗的評價標準,至于真正有理想有情懷的政治家,并不看重爵祿的隆替,而更看重他們的政治主張能否實現(xiàn)安邦定國的宏愿,從這個意義上說,賈誼是成功的!

司馬遷對賈誼的“悲劇形象塑造”更像是借別人的酒澆自己的愁。李商隱說賈誼“不問蒼生問鬼神”,雖然在典故的使用上違背了“校練務(wù)精、捃理須核”(劉勰《文心雕龍·事類》)的原則,但是從著述體例上說,“詩以言志”,詩歌是用來抒發(fā)作者的情感和志意的,容許主觀性解讀。可是司馬遷的《史記》是正史,從著述體例上要求“實錄”,把客觀記載型的正史寫得像主觀宣泄型的詩歌,就算它是“無韻之《離騷》”,那也已經(jīng)是違例了。

如果說賈誼的一生還有遺憾,那么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的生命太過短暫。無論孝文帝在賈誼身上寄托了多少期待,無論他怎樣費盡心機地保護賈誼,他無法預(yù)測到的是,公元前173年,梁懷王劉揖會不幸墜馬,意外身亡。這個意外事件對賈誼的打擊非常大。身為太傅的賈誼因為自責(zé)過度,在公元前168年黯然離世,死時年僅3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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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誼的死讓孝文帝的文治改革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師益友。此后,孤獨的他也曾一度嘗試按照賈誼最初給他的建議,“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但是公元前163年,趙國人新垣平以望氣邪說紋飾太平的把戲被揭穿之后,所托非人的孝文帝絕望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找到第二個賈誼,他和賈誼未竟的文治更化大業(yè),將留待后來者去繼續(xù)成就……

如何評價西漢賈誼?

我最初聽到賈誼這個名字,是在王勃的《滕王閣序》中的名句“屈賈誼于長沙”的學(xué)習(xí)中了解到的,我還記得我們的老師當(dāng)時還為我們介紹了賈誼這個人,是一個滿腹才華卻生錯時代,不得重用的人物。

在歷史中賈誼是西漢初年的著名政治家,文學(xué)家。并且在年僅18歲時就為人所稱頌,嘆氣其才名,文章所著能力之高。在當(dāng)時如此具有高能力的文人雅士,并且賈誼心中自有其雄才偉略和高遠的志向,由此賈誼入朝為官,但是由于受排擠被手握權(quán)利的大臣趕出來權(quán)利中心,由此成為長沙王太傅,然三年后賈誼被召回長安,成為梁王太傅并且的在朝中得到皇上召見,有成為一間人間感嘆的歷史,賈誼一身才學(xué),卻被召去詢問世間是否有鬼神,是否有其法能長生,由此的來了后人嘲諷之句“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千古之句。后由于梁懷王追馬身亡,賈誼一直深感歉疚,最終抑郁而亡。

后人對于賈誼的評價首先是在文學(xué)上,在當(dāng)時的西漢人們寫文章的形式為賦,然而辭賦具有格式上的局限性,因此賈誼所著的如《過秦論》,《論積貯疏》雖然仍是騷體,但是其形式趨于散文化,可以說是漢賦的先聲。

在其政治才能上,賈誼的志向就是能夠為王朝的發(fā)展進一份綿薄之力,由此提出過禮制改革,但是由于當(dāng)時的文帝剛剛即位,認為條件還不夠成熟,所以沒有采納賈誼的建議。而后在針對當(dāng)時的棄農(nóng)經(jīng)商和淫奢之風(fēng)日益見長的現(xiàn)象,賈誼著《論積貯疏》,而后漢文帝采納他的建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甲有突出的政治才能,但是也正是由于這種才能造權(quán)臣忌諱,后一直被打壓。

在上述介紹中,我們能明顯發(fā)現(xiàn)賈誼是一個有真才華的人,且司馬遷對其評價也極高。

賈誼的生平簡介

生平

賈于漢高帝七年出生于雒陽(河南郡郡治所在),從小研究討論詩經(jīng)、書經(jīng)的道理才學(xué)過人,文筆十分漂亮。十八歲即聞名于郡里得到贊賞,被河南郡守吳公召致門下,成為郡守的門客。

賈誼22歲時,漢文帝登基,擢升河南郡守吳公為廷尉,賈誼也因吳公推薦當(dāng)了博士,是當(dāng)時漢朝政府所聘用的博士當(dāng)中最年輕的一位。賈誼每每有精辟見解,文帝很欣賞他,一年后被提升為太中大夫。

賈誼以儒學(xué)與五行學(xué)說設(shè)計了一整套漢代禮儀制度,以進一步代替秦制,主張是“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漢文帝并沒有采納。

前178年,漢文帝想任命賈誼擔(dān)任公卿,遭到官僚與宗室階層反對,丞相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馮敬等老臣上書表態(tài)反對的立場,認為賈誼“雒陽之人年少初學(xué),專欲擅權(quán),紛亂諸事”。賈誼又時常在朝堂上譏諷漢文帝寵臣鄧通。

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賈誼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輔佐長沙王吳著。至長沙赴任的途中,賈誼對貶謫不滿,又聽聞長沙氣候潮濕多雨,以為自己會早死。他心情悲觀失望,在渡湘江時作了《吊屈原賦》,在長沙度過三年余的左遷生活。

任長沙王太傅三年時,有象征不祥的鵩鳥飛入房屋,賈誼有感而作《鵩鳥賦》。《吊屈原賦》和《鵩鳥賦》是他的騷體賦代表作。

漢文帝七年(前173年)、漢文帝突然想起賈誼,召賈誼回長安,問以鬼神之事,夜半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關(guān)于此事后世有爭論;李商隱頗為賈誼不平,有詩吟“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為賈生不得重用而嘆息,不久,漢文帝拜賈誼為自己愛子梁王劉揖的太傅。賈誼此時期除太傅責(zé)任以外,主要寫政論文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對漢文帝進行勸諫。

《治安策》、《論積貯疏》是他這時的代表作。其政論文既有戰(zhàn)國縱橫家古文的余風(fēng),又有法家韓非子等人論證嚴謹風(fēng)格的影響,洋洋灑灑,文采斐然。所以賈誼的辭賦可謂上承屈原、宋玉,下開枚乘、司馬相如,是從楚辭發(fā)展到漢賦的重要橋梁。

漢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王墜馬而死,謚懷,史稱梁懷王。賈誼認為自己沒有做好輔導(dǎo)親王的職責(zé),終日哭泣,于第二年憂郁而終,享年33歲。

簡介

賈誼(前200—前168),漢族,洛陽(今河南洛陽東 )人,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學(xué)家,世稱賈生。賈誼少有才名,十八歲時,以善文為郡人所稱。

文帝時任博士,遷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嬰排擠,謫為長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稱賈長沙、賈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時僅33歲。司馬遷對屈原、賈誼都寄予同情,為二人寫了一篇合傳,后世因而往往把賈誼與屈原并稱為“屈賈”。

賈誼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辭賦兩類,深受莊子與列子的影響? 。散文的主要文學(xué)成就是政論文,評論時政,風(fēng)格樸實峻拔,議論酣暢,魯迅稱之為“西漢鴻文”,代表作有《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

其辭賦皆為騷體,形式趨于散體化,是漢賦發(fā)展的先聲,以《吊屈原賦》、《鵩鳥賦》最為著名。

擴展資料:

成就

賈誼雖然早逝,但其文采與見識深受后人贊嘆。司馬遷在《史記》中作《屈原賈生列傳》;《漢書》也有《賈誼傳》。后來的文人對他的評價極多,唐代裴度〈寄李翱書〉:“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

臺灣作家柏楊在翻譯《資治通鑒》曾寫道:“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馬光在殘篇中,摘錄他認為重要的部分,連‘六個長嘆’,都不能完整。”

賈誼的農(nóng)本主義思想

賈誼在《論積貯疏》中指出:“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賈誼認為工商“末”業(yè)敗壞社會風(fēng)俗。他主張抑末強本,“今驅(qū)民而歸之農(nóng),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轉(zhuǎn)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賈誼上書《諫鑄錢疏》提出反對民間私人鑄錢,主張把銅業(yè)收歸國有,統(tǒng)一鑄幣權(quán),規(guī)定標準的“法錢”,“輕則以術(shù)斂之,重則以術(shù)散之”,增加財政收入。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賈誼

如何評價西漢賈誼?

賈誼(前200—前168),漢族,洛陽(今河南洛陽東 )人,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學(xué)家,世稱賈生。賈誼少有才名,十八歲時,以善文為郡人所稱。文帝時任博士,遷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嬰排擠,謫為長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稱賈長沙、賈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時僅33歲。司馬遷對屈原、賈誼都寄予同情,為二人寫了一篇合傳,后世因而往往把賈誼與屈原并稱為“屈賈”。

賈誼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辭賦兩類,深受莊子與列子的影響 。散文的主要文學(xué)成就是政論文,評論時政,風(fēng)格樸實峻拔,議論酣暢,魯迅稱之為“西漢鴻文”,代表作有《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等。其辭賦皆為騷體,形式趨于散體化,是漢賦發(fā)展的先聲,以《吊屈原賦》、《鵩鳥賦》最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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