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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之為體，要眇宜修”

? ? ? 王國維先生有言：“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 ? ? 詩是才子，詞是佳人，詩有詩境，詞有詞境。“所謂詞境，也就是通過長短句，更為具體，更為細致，更為集中地刻畫抒寫出某種心情意緒，詩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義闊大，形象眾多；詞則常一首或一闕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細膩，含義微妙，他經常通過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的白描來表現，從而也就使所描繪的對象、事物、情節(jié)更具體細膩精巧，并涂有更細膩更濃厚的主觀情調。”（《美的歷程》）

? ? ? 詩是才子，詞是佳人”，詩于形式上，講求韻律美，多講究平仄，故而“詩是才子”，而詞卻與詩不同，其有一“長短句”的別名，如“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水龍吟·過南劍雙溪樓》），就有四個字的，七個字的，參差錯落，長短不齊。因而從形式上看，“詞是比詩更多變化，更精致的，更纖巧的，更曲折的”，所以“詞是佳人”。

? ? ?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之境闊，詞之言長”。“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此闋大段寫景，描寫暮春衰殘景色，惋惜春逝，隱含身世家國之痛。

? ? ? “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huán)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此闋借寫美人失寵抒發(fā)詞人閑寂不遇的愁郁和滿腔愛國熱忱無處傾訴的痛苦。詞人借古代宮中幾個女子的遭遇，比喻自己此時境遇，進一步抒發(fā)其“蛾眉見妒”的感慨。最后以寫景結尾，余味不盡。

? ? ? 辛棄疾此首詞托物起興，借古傷今，融身世之悲和家國之痛于一爐，沉郁頓挫，寄托遙深。可知全詞只有一境。

? ? ?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青玉案·元夕》）王國維先生引用辛棄疾此詞中“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一句來形容成大事、大學問的第三種境界。這首詞寫的是愛情，運用白描極力渲染了元宵節(jié)絢麗多彩的熱鬧場面，一般、日常而有普通，卻對煙火、馬車、鳳簫聲、明月、魚龍燈等事物景象的描寫極為具體細膩而又精巧，因而為下片表露他對“那人”的愛情作輔。本詞用詞特有的長短句形式具體、細致而又集中地刻畫抒寫出了詞人于相對來說較為冷清、黑暗的燈火闌珊之處看到所愛之人的歡喜雀躍。

如何理解“詞之為體 要眇宜修”

要眇”一詞出于《楚辭》里的《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是形容湘君的美麗。關于湘君是誰，歷代《楚辭》注解有不同說法，我所用的是王逸的注解和洪興祖的補注。我國古代傳說，舜帝南巡的時候死于蒼梧，舜的兩個妃子娥皇和女英在湘水邊上哭泣，據說她們流下的淚滴在湘水邊的竹子上，留下了許多斑痕，那就是今天的斑竹。后來，她們就成了湘水的女神。王逸的注解說，“要眇”是“好貌”；“修”是“飾也”。就是說，要眇是一種美好的樣子；修是一種裝飾美。而洪興祖的補注就說，此言娥皇容德之美。“容德之美”就是不但有外在容貌的美，而且有內在品質上的美。小詞的美也正是這樣一種美

解說王國維言“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呢不過盡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詞體的抒情特色正在于“要眇宜修”——一種精微幽深的內在之美。唯其如此，其長“能言詩之所不能言”，其短則在“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

結合具體作品談談對詩莊詞媚的理解

古人有云:“詩莊詞媚”，“詞之為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

詩是士子言，詞是佳人語。詩自有詩格，詞亦有詞境。以筆者讀詞所感，詩起于《詩三百》，故有國風大雅，有“思無邪”之詩教。

《詩》為士子必修的儒家經典，為后世詩學之垂范。故“詩言志”、“文載道”，事關家國千秋而登大雅之堂。而詞則起于歌舞飲宴遣興之作，多狀美人容貌服飾，多為月下花間玩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故隨意隨興，更近于人的性情。

以文學本質而言，詞之審美價值不可低估。王國維嘗云:“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要眇宜修”出自楚辭《九歌》:“美要眇宜修兮”，言湘水女神之美麗。所謂“要眇宜修”之美即是書寫一種女性婉麗陰柔之美，一種最精致、最細膩、最纖細幽微的，而且?guī)в行揎椥缘姆浅＞傻囊环N美(見葉嘉瑩先生《嘉陵詞稿》)

以語言形式觀之，音韻之美是首要。詞多以長短句抒情，并以詞調音律相佐，更為具體幽微，更為精美細致地抒寫出特定的心情意緒。后主詞云: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細細詠之，則有無以言說之平仄和諧的韻律美。詞的形式結構上錯落有致，柔婉卻又有力。晚唐五代“花間詞”派以降，詞這種新文學體式將漢語言之美發(fā)揮到了極致，故能熏染性情，動搖人心。

以意境格調觀之，詩可以窮而后工，詞則多有富麗之氣;詩可有“黃云萬里動風色”的闊境壯美，而詞多以“淡煙流水畫屏幽”的婉約狹深取勝。最初，詞以寫男女間之情愛相思，頗富柔婉細膩的女性美。如晚唐溫庭筠之《夢江南》云:“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意韻深婉動人。再如李清照之《一剪梅》情韻、語言可謂精美之致: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宋詞代表作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巨鉆，歷來與唐詩并稱雙絕，都代表一代文學之勝。

唐詩的興盛和發(fā)展，達到了古代詩歌史上的巔峰。詞萌芽于隋唐之際，興于晚唐五代而極盛于宋。廣義來說，詞本屬詩之一體，然逐漸與傳統(tǒng)詩歌分庭抗禮，經宋代無數詞人于此傾注深情，寄托豪興，馳騁才華，精心琢磨，創(chuàng)作出大量晶瑩、燦爛、溫潤、磊落，反映時代精神風貌而且具有不同于傳統(tǒng)詩歌藝術魅力的瑰寶，遂與唐詩如峰并峙，各有千秋。

近代學者王國維《人間詞話》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方。詩之境闊，詞之言長。”這里比較詩詞體制的短長，也是對唐宋之詩與詞進行比較，抓住關鍵，頗具特識，當然也不可能將兩者特征全部概括。下面擬就詞體的特殊性與審美價值、宋詞的基本風貌作浮光掠影的介紹，附述一些有關詞的常識，以供讀者參考。

婉約與豪放——宋詞中的兩種主要藝術風格

明張綖：“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為主。”清王士禎加以補充道：“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見《花草蒙拾》)這些從宏觀角度概括宋詞中兩川主要藝術風格，而以秦觀、李清照和蘇軾、辛棄疾分別為其代表作者。這幾乎已成為宋詞研究中的通論。前代論詞者多崇尚婉約而以豪放為別調，近世論者則有獨推豪放為積極而以婉約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詞人劃分為對立的兩派并在其間強分優(yōu)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屬機械論，有些學者完全否論兩種風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矯枉過正。按詞中之豪放與婉約乃屬藝術風格范疇，猶南宋嚴羽論詩“大概”有“優(yōu)游不迫”與“沉著痛快”，清姚鼐論散文風格之分陽剛與陰柔，近世王國維論美學之有宏壯與優(yōu)美。兩種概念本身有著相當的模糊性，兩者相互關系也是辯證的，并非壁壘分明。宋代詞人之分派乃后人參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歸納，不是說其作品都是清一色，不妨礙他們創(chuàng)作或欣賞多種藝術風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說婉約、豪放之外，詞壇別無其他藝術風格存在。

“婉約”一詞，早見于先秦古籍《國語·吳語》的“故婉約其辭”，晉陸機《文賦》用以論文學修辭：“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按諸詁訓，“婉”“約”兩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別言之：“婉”為柔美、婉曲。“約”的本義為纏束，引伸為精煉、隱約、微妙。故“婉約”與“煩濫”相對立。南北宋之際《許彥周詩話》載女仙詩：“湖水團團夜如境，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評云：“亦婉約可愛。”此詩情調一如小詞。“婉約”之名頗能概括一大類詞的特色。從晚唐五代到宋的溫庭筠、馮延巳、晏殊、歐陽修、秦觀、李清照等一系列詞壇名家的詞風雖不無差別、各擅勝場，大體上都可歸諸婉約范疇。其內容主要寫男女情愛，離情別緒，傷春悲秋，光景留連；其形式大都婉麗柔美，含蓄蘊藉，情景交融，聲調和諧。因之，形成一種觀念，詞就應是這個樣子的。北宋中期時人曾說：蘇軾的“以詩為詞”為“要非本色”(見陳師道《后山詩話》)；秦觀“詩似小詞”，蘇軾“小詞似詩”(見《王直方詩話》)。“本色”“小詞”之論當屬婉約派的主張。李清照“別是一家”說中認為只有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始能知之”(《詞論》)，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約一宗，雖然賀鑄以至李清照都有并不婉約之作。宋末沈義父《樂府指迷》標舉的作詞四個標準：“音律欲其協(xié)，不協(xié)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fā)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說是對婉約藝術手法的一個總結。

宋人也有以婉約手法抒寫愛國壯志、時代感慨的，如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及宋未周密、張炎等一些詞章。但其表現多用“比興”象征手段，旨意朦朧，須讀者去體味。有些論者對原來也許并無專門寄托的委婉隱約之詞，也深求其微言大義，如清代詞論家張惠言《詞選》評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句句為之落實時事，以為諷喻政治，那就不免穿鑿附會，反而縮小這些詞作的感慨萬端而難以名狀的典型意義。 婉約詞自有其思想藝術價值，已見上文。然而有些詞人把它作為凝固程式，不許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過于追求曲折隱微以至令人費解，這就走到創(chuàng)作的窮途了。“豪放”一詞其義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劍已沉埋，壯氣蒿萊”(《浪淘沙》)，已見豪氣。范仲淹《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也是“沉雄似張巡五言”。正式高舉豪放旗幟的是蘇軾，其《答陳季常書》云： 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與鮮于子駿書》云： 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是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子，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頗壯觀也。 這了說明他有意識地在當時盛行柔婉之風的詞壇別開生面。這里談到的近作當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fā)少年狂)。詞中抒寫自己“親射虎，看孫郎”的豪概和“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壯志，與辛棄疾的“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破陣子》)及“看試手，補天裂”(《賀新郎》)等“壯詞”先后映輝。

豪放之作在詞壇振起雄風，注入詞中強烈的愛國精神，唱出當時時代的最強音。然而可以看到，蘇軾的審美觀念認為：“短長肥瘦各有態(tài)”，“淡妝濃抹總相宜”，“端莊雜流麗，風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種表現，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即為王士禛《花草蒙拾》稱為“恐屯田(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有些豪放詞的作者氣度才力不足而虛張聲勢，徒事叫囂，或堆砌過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總之宋詞中婉約、豪放兩種風格流派的燦爛存在，兩者中詞人又各有不同的個性特色，加上兼綜兩格而獨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騷雅”等等，使詞壇呈現雙峰競秀、萬木爭榮的氣象。還應看到，兩種風格既有區(qū)別的一面，也有互補的一面。上乘詞作的風格即有偏勝，往往豪放而含蘊深婉，并非一味叫囂，力竭聲嘶；婉約而清新流暢、隱有豪氣潛轉，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棄疾《沁園春》云：“青山意氣崢嶸，似為我歸來嫵媚生。”董士錫說秦觀詞云：“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介存齋論詞雜著》引)馮煦《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說：秦觀、晏幾道“談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劉過詞為辛棄疾詞“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轉”。可見崢嶸生嫵媚、平易清淺而深致永味，乃辛棄疾、秦觀等豪放、婉約詞的極詣。

列岳崢嶸、百花競艷的宋代詞壇

公元960年趙宋政權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據的勢力。耐人尋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權雖為北宋所滅，可是后蜀趙崇祚所編《花間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馮延巳的詞風卻深深影響著北宋詞壇。特別李煜入宋以后所作，正如王國維所說：“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王鵬運說李煜是“詞中之帝，當之無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國之君，在詞壇則無愧為開創(chuàng)一代風氣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詞作家如張先、晏殊、宋祁、歐旭修以至晏幾道等，都是承襲南唐、《花間》遺韻的，晏歐之詞，甚至有與《花間》、《陽春》(馮延巳詞集名)“相雜”者。然而試讀他們的代表作，其氣象高華而感情深沉，也各具個性，“士大夫之詞”的格調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幾道，貴介公子而沉淪下位，落拓不羈，其詞“清壯頓挫”，更勝乃父，故論者以晏氏父子比擬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則是其時進一步發(fā)展詞體的重要作者。他長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詞中更能體現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語入詞，善用鋪敘手法，創(chuàng)作大量慢詞。柳詞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形成宋詞的新潮。

北宋中期蘇軾的登場，詞壇上聳峙起氣象萬千的巨岳。他不僅倡導豪放詞風，“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雞漫志》)，且“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詞的境界更大為拓展。蘇門弟子及追隨者秦觀、黃庭堅、賀鑄等都能各自開辟蹊徑，卓然成家，在詞壇呈現萬紫千紅的繁榮景象。尤其秦觀的詞深婉而疏蕩，與周邦彥的富艷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際三峰，各超婉約詞之頂巔。前代論者或謂周邦彥是詞藝的“集大成”者。周邦彥與柳永并稱“周柳”，主要是指他們在詞中的情意纏綿；與南宋姜夔并稱“周姜”，則主要指他們對音律的精審，故也有稱周姜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語有味”“淺語有致”、“輕巧尖新”“姿態(tài)百出”方面，周邦彥是不及秦觀、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為婉約宗主，是很有見地的。李清照生當南北宋過渡時期，南渡以后詞風由明麗而變?yōu)槠嗲澹蛑t謂：“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見《填詞雜說》)，以與李煜相提并論，確也當之無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銳，從宋金抗爭到元蒙滅宋，愛國歌聲始終回蕩詞壇，悲壯慷慨之調，應運發(fā)展，把豪放詞風提高到一個新層次。張元干、向子諲、岳飛、張孝祥、陸游、辛棄疾、陳亮、劉過、劉克莊、吳潛、劉辰翁、文天祥等，如連峰疊嶂，崢嶸綿亙。其中以辛棄疾的成就為最高，他一生有詞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寫抗金和恢復中原的宏愿，壯志被抑的悲憤，對茍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對自然風景、田園風光的贊美，深摯情意的低訴；風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為主，也有瀟灑超逸、清麗嫵媚的。辛棄疾在宋詞人中創(chuàng)作最為豐富，歷來與北宋蘇軾并稱“蘇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蘇、辛之間比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優(yōu)劣論，是很困難的。陳毅《吾讀》曾說：“東坡胸次廣，稼軒力如虎。”不加軒輊，允稱卓識。南宋時期還有許多杰出詞人對婉約詞風進一步開拓，宛如叢叢奇葩爭勝，也不可能都用婉約一格來概括。妻夔的“清空”“騷雅”，史達祖的“奇秀清逸”，吳文英的“如七寶樓臺”，王沂孫的“運意高遠”、“吐韻妍和”，張炎的“清遠蘊藉”、“凄愴纏綿”，等等。他們都是在詞的音律與修辭藝術上精益求精，有時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國之感。值得注意的還有與南宋大略同時北方金朝地區(qū)之詞，大致都是受宋詞的影響，而與南方桴鼓相應，故當為當時詞壇的組成部分。金末元好問詞為北國之冠，足與兩宋詞家媲美。在藝術上他學習蘇( 軾)辛( 棄疾)而廣泛吸取各家之長，兼有豪放婉約多種風格。元郝經《祭遺山先生文》說他“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辛棄疾)。”張炎《詞源》謂其詞“深于用事，精于煉句，風流蘊藉處不減周(邦彥)、秦(觀)”。故可作為宋、金時代詞藝發(fā)展的終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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