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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古代名人有哪些

江蘇古代名人有哪些

問題一：江蘇省有哪些名人江蘇歷史文化名人名人薈萃：江蘇歷史上名人輩出，燦若繁星。政治家、軍事家有孫武、伍子胥、劉邦、項羽、韓信等，科學家有祖沖之、沈括、徐光啟、徐霞客等，文學家有劉勰、李煜（南唐后主）、范仲淹、秦觀、范成大、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吳敬梓、馮夢龍、劉鄂等，藝術家、書畫家有顧愷之、張旭、米芾、唐寅、文征明、祝枝山和以鄭板橋為代表的“揚州八怪”，還有思想家顧炎武等。《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均出自江蘇籍作者之手或與江蘇有關。張謇、榮宗敬、榮德生、劉國鈞等著名實業家，是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重要創始人。近代和當代著名的科學家有華羅庚、周培源、茅以升、錢偉長等，文化名人有柳亞子、朱自清、葉圣陶等，著名書畫家有徐悲鴻、劉海粟、傅抱石、錢松恰⒘稚⒅等，著名表演藝術家有梅蘭芳、周信芳、趙丹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張太雷、惲代英、瞿秋白等都是江蘇籍。

問題二：江蘇省有多少歷史名人有劉邦，朱元璋（祖籍，明祖陵，及一生居住于江蘇，明故宮，明孝陵，出生地現屬安徽），等一大批大漢主義份子。當然還有非大漢主義份子的。比如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某總理），第二代領導（某批元老），第三代領導人（某主席），第四代領導人（某主席），第五代領導人（某主席）。當然還有ZG的死敵刮民黨也有一大票江蘇籍壞份子，它老巢也在江蘇，吳語娘西皮在蔣光頭的渲染下，臭名全國（蔣光頭是浙江的，他不配講吳語）。不過據說江蘇人打架水平全國墊底，一直被全國嘲笑。

問題三：江蘇省歷史名人，要全古代

劉邦曹雪芹枚乘，淮安人枚皋，枚乘之子，淮安人鮑照，漣水人，南朝著名詩人，元嘉三大家之一曹參，沛縣人曹雪芹陳琳，寶應人，建安七子之一樊噲，沛縣人范仲淹馮夢龍顧愷之，無錫人，畫家顧憲成顧炎武關天培，淮安人，大清名將，陣亡于鴉片戰爭之虎門炮臺韓信，淮安人，漢初三杰之一洪亮吉黃公望，蘇州人，畫家李煜，徐州人，南唐后主梁紅玉，淮安人劉邦，豐縣人，漢高祖劉鶚，鎮江人，作家劉勰，生于鎮江陸秀夫，鹽城人，南宋左丞相兼樞密院使錢謙益秦少游，高郵人，“蘇門四學士”之一施耐庵，興化人，水滸傳作者孫覺，高郵人唐順之，常州人唐寅，蘇州人王昌齡，南京人，唐朝詩人吳承恩，淮安人，西游記作者項羽，宿遷人蕭何，豐縣人徐霞客，江陰人虞姬張道陵，豐縣人，道教的創始人張耒，淮安人，“蘇門四學士”之一張旭，蘇州人，書法家鄭板橋，興化人，畫家祖沖之，生于南京

學術界

華羅庚王淦昌吳健雄鮑亦和，南京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鮑亦興，南京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貝聿銘，祖籍蘇州，著名建筑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普利策克獎得主卞學璜，常州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蔡邦華，常州人，中國科學院院士蔡金濤，南通人，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竺，祖籍鎮江，中國科學院院士，衛生部部長，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程及，無錫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程開甲，生于蘇州，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戴振鐸，蘇州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IEEEFellow馮端，生于蘇州，中國科學院院士馮康，生于南京，中國科學院院士馮元楨，常州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高行健，祖籍泰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顧頡剛，蘇州人，中央研究院院士管惟炎，南通人，中國科學院院士胡正明，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IEEEFellow華羅庚，常州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李天和，祖籍常州，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李政道，祖籍蘇州，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李宗恩，常州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厲鼎毅，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凌鴻勛，祖籍蘇州，中央研究院院士劉必治，鹽城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柳詒征，鎮江人，中央研究院院士陸汝鈐，祖籍蘇州，中國科學院院士羅振玉，淮安人，金石學家、甲骨文專家呂叔湘，鎮江人，中國語言學家呂思勉，常州人，史學家馬相伯，鎮江人，復旦公學創始人茅以升，鎮江人，著名橋梁專家，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閔乃本，南通人，中國科學院院士閔乃大，南通人潘文淵，蘇州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錢驥，常州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錢臨照，無錫人，錢令希之兄，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錢令希，無錫人，錢臨照之弟，中國科學院院士錢穆，無錫人，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錢偉長，無錫人，中國科學院院士錢鍾書，無錫人，作家，文學家施敏，蘇州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施銓元，蘇州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湯仲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唐敖慶，無錫人，中國科學院院士田剛，南京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王大珩，蘇州人，光學專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淦昌，蘇州人，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王賡武，泰州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國金，常州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王選，無錫人，......余下全文

問題四：江蘇歷史上有什么名人？著名的實業家張謇、文學家陶弘景、畫家與文學家鄭板橋、文學家歸有光、思想家顧炎武

張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漢族，祖籍江蘇常熟，生于江蘇省海門市長樂鎮（今海門市常樂鎮）。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上海海洋大學創始人。張謇創辦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3]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齊梁間道士、道教思想家、醫學家，煉丹家，文學家，自號華陽居士，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卒謚貞白先生。入齊，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征左衛殿中將軍。梁武帝永明十年(492年)辭官赴句曲山(茅山)隱居，從孫岳游學，并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梁武帝禮聘不至，卻每每就諮朝廷大事，時人稱為“山中宰相”。其思想源于老莊，并受葛洪道教影響，亦雜有儒佛觀點。主張儒、佛、道三家合流，鼓吹“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

鄭板橋（1693-1765），原名鄭燮，字克柔，號理庵，又號板橋，人稱板橋先生，江蘇興化人，祖籍蘇州。應科舉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官河南范縣、山東濰縣縣令，有政聲“以歲饑為民請賑，忤大吏，遂乞病歸。”做官前后，均居揚州，以書畫營生。工詩、詞，善書、畫。詩詞不屑作熟語。畫擅花卉木石，尤長蘭竹。蘭葉之妙以焦墨揮毫，藉草書中之中豎，長撇運之，多不亂，少不疏，脫盡時習，秀勁絕倫。書亦有別致，隸、楷參半，自稱“六分半書”。間亦以畫法行之。印章筆力樸古逼文、何。為人疏放不羈，以進士選縣令，日事詩酒，及調濰縣，因歲饑為民請賑，忤大吏，罷歸，居揚州，聲譽大著。恣情山水，與騷人、野衲作醉鄉游。時寫叢蘭瘦石于酒廊、僧壁，隨手題句，觀者嘆絕。著有《板橋全集》，手書刻之。所作賣畫潤格，傳頌一時。為“揚州八怪”之一，其詩、書、畫世稱“三絕”，擅畫蘭竹。一生畫竹、寫竹最多，次則蘭、石，但也畫松畫菊，是清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文人畫家。

歸有光(1507年1月6日-1571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開甫，別號震川，又號項脊生，世稱震川先生。漢族，蘇州府太倉州昆山縣(今江蘇昆山)宣化里人。明代官員、散文家，著名古文家。嘉靖十九年(1540年)舉人。會試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眾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作亂，歸有光入城籌守御，作《御倭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60歲時方成進士，歷長興知縣、順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故稱歸太仆，留掌內閣制敕房，與修《世宗實錄》。隆慶五年(1571年)卒于南京，年六十六。

歸有光與唐順之、王慎中兩人均崇尚內容翔實、文字樸實的唐宋古文，并稱為嘉靖三大家。其散文風格樸實，感情真摯，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稱為今之歐陽修，后人稱贊其散文為明文第一。著有《震川集》、《三吳水利錄》等。

顧炎武（1613.7.15-1682.2.15），漢族，明朝南直隸蘇州府昆山（今江蘇省昆山市）千燈鎮人，本名絳，乳名藩漢，別名繼坤、圭年，字忠清、寧人，亦自署蔣山......余下全文

問題五：江蘇有名的歷史人物江蘇歷史名人古代：

張道陵、彭祖、項羽、劉細君、魯肅、孫策、孫權、仲雍、言偃、虞姬、劉邦、韓信、陳琳、徐福、

陳圓圓、王導、郭璞、葛洪、謝安、王羲之、顧愷之、徐　廣、劉裕、趙安、戴顆、劉義慶、

范縝、陶弘景、蕭衍、劉勰、伍子胥、闔閭、孫武、蕭統、徐偃王、季札、道宣、員半千、

鑒真、張若虛、張籍、李煜、秦觀、米芾、楊邦V、洪興祖、張宣、魏勝、馬光祖、范成大、

梁紅玉、劉世勛、周應合、黃公望、睢景臣、施耐庵、沈萬三、鄭和、高谷、蒯祥、沈周、

莊昶、石淮、文征明、唐寅、何棠、王問、吳承恩、劉鄂、王世貞、焦f、顧起元、劉元珍、

徐霞客、張懷、張溥、金圣嘆、李漁、歸莊、龔賢、宗元鼎、史可法、錢謙益、

季振宜、閻若璩、顧圖河、李蟠、劉智、李香君、李衛、黃慎、鄭板橋、吳偉業、吳敬梓、倪瑞璇、翁同和、　趙翼、羅聘、洪亮吉、黃景仁、李汝珍、湯貽汾、關天培、劉熙載、

尹耕云、應金臺、賽珍珠、龔開、薛福成。

問題六：古代名人有哪些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漢族。東漢末年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三國中曹魏政權的締造者。以漢天子的名義征討四方，對內消滅二袁、呂布、劉表、馬超、韓遂等割據勢力，對外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等，統一了中國北方，并實行一系列政策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國的基礎。曹操在世時，擔任東漢丞相，后為魏王，去世后謚號為武王。其子曹丕稱帝后，追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曹操精兵法，善詩歌，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并反映漢末人民的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散文亦清峻整潔，開啟并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史稱建安風骨，魯迅評價其為“改造文章的祖師”。同時曹操也擅長書法，尤工章草，唐朝張懷在《書斷》中評其為“妙品”。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中國北宋文豪，“三蘇”家族成員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全才，也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與歐陽修并稱歐蘇；詩與黃庭堅并稱蘇黃，又與陸游并稱蘇陸；詞與辛棄疾并稱蘇辛；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現存詩3900余首，代表作品有《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等。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李白與杜甫合稱大李杜(小李杜則是李商隱、杜牧)。中國唐朝詩人，有“詩仙”、“詩俠”、“酒仙”、“謫仙人”等稱呼，公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義詩人。其作品天馬行空，浪漫奔放，意境奇異，才華橫溢；詩句如行云流水，宛若天成。

王世貞（1526年－1590年），字元美，號鳳洲，又號m州山人，明朝太倉（今江蘇太倉）人，文學家、史學家。“后七子”領袖之一。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漢族，祖籍襄陽，生于河南鞏縣。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創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號易安居士，漢族，山東省濟南章丘人，宋代（南北宋之交）最著名的女詞人，婉約詞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稱。所作詞，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后期多悲嘆身世，情調感傷。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徑，語言清麗。論詞強調協律，崇尚典雅，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反對以作詩文之法作詞。能詩，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時詠史，情辭慷慨，與其詞風......余下全文

問題七：江蘇淮安在歷史上出現過哪些名人？漢

韓信――興漢三杰、漢代偉大的軍事家、戰略家、統帥、軍事理論家，典故“一飯千金”“胯下之辱”“韓信點兵”“十面埋伏”

枚乘――漢賦家、漢賦的開創者之一，著《七發》

枚皋――漢賦家、枚乘之子，典故“枚速馬遲”

臧F――東漢享有盛譽的政治家、軍事家

臧洪――東漢政治家、軍事家，臧F之子

三國兩晉南北朝

陳琳――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

步騭――政治家、三國吳國丞相

陳騫――政治家、三國魏大司馬

陳登――政治家，三國名人、廣陵太守

鮑照――南朝文學家，元嘉三大家之一，著《鮑參軍集》

鮑令暉――南朝女文學家，鮑照之妹

唐

李玨――晚唐宰相，典故“轅門斬子”

趙嘏――唐代詩人，名篇《長安秋望》

劉采春――唐代女詩人，名篇《望夫曲》

吉中孚――著名詩人、大歷十才子之一

劉仁贍――五代南唐名將，典故“轅門斬子”

宋

李之儀――北宋著名詞人，名篇《卜算子》

張耒――北宋詩人，蘇門四學士之一

廉布――北宋著名山水畫家

徐積――北宋文學家、詩人，有宋一代大孝子

衛樸――北宋天文歷法學家、數學家，著《奉元歷》

劉承規――北宋，制訂權衡法

楊介――宋代醫學家，著《四時傷寒總病論》

梁紅玉――南宋著名抗金女將，四大巾幗英雄

龔開――南宋畫家、詩人，作品《中山出游圖》、《瘦馬圖》

元

湯――藝術鑒賞家，著《畫鑒》

潘思誠――元代名醫，人稱古逸先生

明

吳承恩――明代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中國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記》的作者

王鳴鶴――明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著《登壇必究》

沈坤――嘉靖狀元，抗倭名士，民間稱武狀元

瞿佑――小說家，著《剪燈新話》

蔡昂――政治家、禮部尚書

金濂――政治家、戶部尚書

丁士美――詩文家，襄校《永樂大典》

葉淇――政治家、戶部尚書

仲云鸞――女詩人，著《保世樓集》

清

關天培――清朝虎門銷煙的愛國名將、民族英雄

王瑤卿――京劇一代宗師、教育家，藝名通天教主

劉鶚――晚清著名小說家、實業家、金石家，清末四大譴責小說《老殘游記》的作者

閻若璩――樸學大師、清代漢學研究的先導

吳玉|――樸學家、金石學家

邊壽民――著名畫家，“揚州八怪”之一。

陸立民――著名畫家

周采名――著名畫家

吳鞠通――著名醫學家，《溫病條辨》為中國中醫四大經典之一，山陽醫派宗師

汪廷珍――清代協辦大學士、道光皇帝老師

李宗坊――清代大學士、汪廷珍學生，江浙學政

駱騰鳳――著名數學家、著《開方釋例》，被譽為“學開方者之金鎖鑰”

劉金方――晚清名醫

潘德輿――文學家

魯一同――著名文學家，桐城派古文大師、詩人、畫家

張養重――著名詩人、被譽為清初詩壇魁首

黃鈞宰――晚清文學家

丁晏――清經學家文學家

邱心如――女彈詞家，《筆生花》為清代“彈詞三大”之一

汪藕裳――女彈詞作家，著《子虛記》

程袖芙――女詩人，著《舊紅蠶館詩存》

陳云貞――女詩人，著《寄外書》、《寄外詩》

梁魏今――圍棋四大家之首，山陽棋派開創人

楊士驤――晚清名臣、直隸總督、北洋大臣

丁寶銓――晚清名臣、山西巡撫

裴蔭森――晚清名臣、船政大臣

秦煥――晚清名臣、廣西按察使

近代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總理

羅振玉――近代著名學者、甲骨學的奠基者之一

李公樸――近代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民主主義者，社會活動家、教育家、新聞出版家

周作民――近代銀行家，金城銀行創辦人

談荔孫――近代銀行家，大陸銀行創辦人、太平保險公司的創辦人之一

朱虞生――近代銀行家，鹽業銀行創辦人

周信芳――中國京劇表演藝術家，藝名麒麟童

陳白塵――當代著名戲劇家

滑田友――雕塑藝術家，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

謝鐵驪――中國著名導演

吳強――著名作家，《紅日》的......余下全文

問題八：江蘇淮安古代有什么名人?韓信關天培吳承恩等

問題九：江蘇歷史和近代有哪些名人太多了找個名人堂去看看

問題十：江蘇蘇州是哪些古代名人的后代？春秋時期吳地始祖泰伯，仲雍，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春秋五霸之一的吳王闔閭，政治家伍子胥、軍事家孫武；鑄劍大師干將，莫邪；漢代文學家嚴忌、吳國大將陸遜及其子陸抗，三國天文學家陸績，南北朝書畫家張僧繇、陸探微，文字訓詁學家顧野王，兩晉文學家陸機，唐代詩人陸龜蒙，唐代詩人、畫家、鑒賞家顧況，“草圣”張旭、孫過庭，雕塑家楊惠之，后晉商業家竇禹鈞(五子登科典故)，宋代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及范成大、軍事家許洞、張士誠，元代大畫家黃公望、元末明初的巨富沈萬三；明代畫家沈周、唐伯虎、文征明、仇英、祝枝山、徐禎卿，政治家姚廣孝、況鐘、朱紈、王鏊、申時行、顧鼎臣，文學家馮夢龍、李玉，建筑家、明故宮設計者蒯祥，“吳中四杰”楊基、張羽、徐賁、高啟，書法家吳寬，“曲圣”魏良輔，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出版家毛晉，傳奇名妓陳圓圓、柳如是、董小宛，散文家歸有光，清代詩人吳梅村、錢謙益，婁東畫派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王原祁）文學批評家毛宗崗，金圣嘆，沈德潛，明末清初光學家孫云球，經學家惠棟，醫學家葉桂、薛雪，書畫家、金石學家、古文學學家吳大澄、趙古泥，清代帝師、政治家翁同和，外交家洪鈞、賽金花，中國資本主義改良代表人物王韜，近代民主人士柳亞子、蘇州七君子（沈鈞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經學大師章太炎，史學家顧頡剛，現代文學家和教育家葉圣陶，刺繡大師沈壽，著名建筑大師貝聿銘，當代作家陸文夫、程小青、蘇童、何建明、金曾豪、王一梅、楊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香港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得主蕭芳芳，影視明星潘迎紫、劉嘉玲，韓雪，倪虹潔，陳法蓉，潘虹，吳秀波，著名主持人朱迅、沈冰、汪涵，著名獨立電影導演糜熙昭、顧長衛，物理學家李政道，吳健雄，朱棣文，何澤慧、何怡貞、胡淑琴，醫學和婦產科專家王淑貞、沈驥英、顧乃勤、彭大恩、石四箴，美術教育家、油畫家顏文梁，化學家張青蓮，農牧專家沈驪英，建筑學家顧添籟，植物學家何澤瑛，奧運冠軍陳艷青、張軍、吳靜鈺（祖籍）、孫晉芳，前NBA球星姚明（祖籍），兩彈元勛王淦昌等，兩院院士中，蘇州籍院士人數有近百位。親，你好！以上回答來自問問團隊【江蘇衛視-單個兒】，如果有疑問可以追問，滿意記得五星原創采納喲，祝你生活愉快！

江西歷史上的名人?

江西歷史上的名人：

秦漢之交 ：吳芮、梅鋗

漢朝：徐稺、唐檀、程曾、陳重、雷義

三國吳： 聶友、徐整

晉朝：陶侃、陶淵明、許遜、吳猛、慧遠、周訪、雷煥、周續之、熊遠

南朝：雷次宗、胡藩、鄧琬、吳邁遠、胡諧之、黃法氍

隋朝：林士弘

唐朝：鄭谷、鐘紹京、綦毋潛、劉昚虛、盧肇、王貞白、行思、吉中孚、王季友、許和子、吳武陵、熊孺登、陳陶、來鵬、來鵠、任濤、陶玉、楊筠松

五代十國 董源、巨然、徐熙、李頗、王定保、沈彬、孫魴、宋齊丘、元德昭、鐘傳、盧光稠、危全諷、譚全播、劉江東、曾文辿

宋朝：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晏殊、晏幾道、黃庭堅、朱熹、陸九淵、楊萬里、姜夔、文天祥、樂史、李覯、劉敞、劉攽、劉恕、洪皓、洪邁、洪適、洪遵、曾幾、劉過、劉辰翁、謝枋得、王欽若、王安國、王雱、曾布、胡銓、周必大、趙汝愚、江萬里、王韶、張叔夜、楊再興、曾安止、陳自明、孔平仲、謝逸、惠洪、洪炎、徐俯、王庭珪、汪藻、裘萬頃、鄧剡、王炎午、向子湮、趙長卿、趙善括、袁去華、石孝友、張輯、俞國寶、朱弁、吳曾、羅大經、羅燁、姚勉、陸九齡、傅子云、李燔、徐元杰、歐陽守道、徐夢莘、徐天麟、羅泌、彭大雅、周應合、趙希鵠、楊無咎、陳彭年、陳恕、夏竦、陳執中、劉沆、歐陽澈、楊邦乂、汪應辰、京鏜、崔與之、馬廷鸞、侯叔獻、張潛、舒翁、曾民瞻、嚴用和、賴文俊、佛印禪師、慧南、方會、陳景元、王文卿

元朝：馬端臨、吳澄、虞集、揭傒斯、范梈、周德清、危素、朱思本、汪大淵、程鉅夫、劉將孫、趙文、姚云文、曾允元、劉塤、陳苑、陳澔、劉時中、汪元亨、饒介、顏輝、方從義、陳汝言、熊朋來、陰時夫、熊夢祥、杜本、張留孫、劉玉、陳致虛、釋惟則、趙友欽、危亦林、杜可用、彭瑩玉

明朝：解縉、湯顯祖、宋應星、黃子澄、楊士奇、況鐘、嚴嵩、夏言、譚綸、鄧子龍、朱權、魏良輔、艾南英、吳與弼、胡居仁、婁諒、羅倫、羅欽順、鄒守益、聶豹、羅洪先、歐陽德、顏鈞、何心隱、羅汝芳、王時槐、劉元卿、鄒元標、練子寧、胡儼、陳誠、夏原吉、金幼孜、胡廣、李時勉、陳循、周忱、彭時、費宏、桂萼、舒芬、毛伯溫、張位、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朱宸濠、劉綎、梁寅、劉崧、張羽、李昌祺、鄧志謨、陳際泰、郭子章、陳邦瞻、張自烈、魏良弼、胡直、章潢、鄧元錫、鄧以贊、郭詡、何震、廖均卿、龔廷賢、徐貞明、周顛、張宇初、邵元節、伍守陽、鄧茂七、婁妃

清朝：朱耷、魏禧、李紱、江永、蔣士銓、黃爵滋、陳寶箴、陳三立、文廷式、喻昌、王猷定、周亮工、吳宏、羅牧、牛石慧、閔貞、揭暄、雷發達、彭士望、謝文洊、朱軾、曹秀先、裘曰修、彭元瑞、蔡上翔、王謨、王聘珍、羅有高、謝啟昆、戴衢亨、紀大奎、舒夢蘭、劉鳳誥、曾燠、樂鈞、吳嵩梁、陳用光、陳孚恩、齊彥槐、楊希閔、高心夔、龍文彬、李有棠、尚镕、柳華陽、黃元吉、傅金銓、陳熾、朱益藩

關于端午節有哪些習俗

1、吃粽子

粽子，又叫“角黍”、"粽籺"、“筒粽”。粽子由來已久，花樣繁多。據記載，早在春秋時期就有粽子，當時人們用菰葉（茭白葉）包黍米成牛角狀，稱“角黍”；用竹筒裝米密封烤熟，稱“筒粽”。晉代，粽子被正式定為端午節慶食品。

2、劃龍舟

賽龍舟歷史悠久，已流傳兩千年以上，是中國民間傳統水上體育娛樂項目。“龍舟”一詞，最早見于先秦古書《穆天子傳》卷五：“天子乘鳥舟、龍舟浮于大沼。

3、拴五色絲線

中國傳統文化中，象征五方五行的五種顏色"青、紅、白、黑、黃"被視為吉祥色。在端午這一天，孩子們要在手腕腳腕上系上五色絲線以驅邪，系線時，禁忌兒童開口說話。五色線不可任意折斷或丟棄，只能在夏季第一場大雨或第一次洗澡時，拋到河里。

4、飲蒲酒、雄黃酒、朱砂酒

在端午節，人們用菖蒲艾蓬等浸酒蘸灑于墻壁角落、門窗、床下等，再用酒涂小兒耳鼻、肚臍，以驅毒蟲，求小兒平安。另外有的地區還用雄黃酒末在小孩額上畫“王”字，使小孩帶有虎的印記，以用虎辟邪。

5、打午時水

端午，是五月初五，“五”（午）是陽性，古人認為這一天的午時陽氣最盛，端午午時驅邪最佳，所以端午當天有取“午時水”的說法，用來煮飯、燒水、煮湯，具有辟邪、凈身、除障的效果。

何謂‘方志學大師’？

方志學包括方志學通論（概論）、方志編纂學和方志批評（評論）學。 方志學通論 方志學通論，內容豐富。這次學習只涉及方志與方志學的產生和發展，方志的種類，方志的性質及其與其他類書的區別，方志的特征與功能。

第一課 地方志的起源和發展

據《周禮·春官》記載，周代（—11世紀～—771）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禮·地官》記載：“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方志之名始于此。時“四方之志”，是記載各諸侯國歷史與現狀的典籍。

春秋戰國（—770～—221），《周易·系辭》中說：“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地理一詞出于此。時有《禹貢》，記述疆域、土壤、物產、賦稅和風俗等；《山海經》，記述山川、道里、民族、物產、藥物、祭祀、巫師等。這些都是民間傳說的地理知識。西漢司馬遷（—145或—135～？）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東漢班固（32～92）的漢書，為地理開創了完善的體例。這兩本名著，為后來的地方志的出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方志的起源和代表作，有起源于《周官》說，《禹貢》說，《山海關》說等等。我國傳統的方志形式，是在兼收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別史、地理書和地圖特點的基礎上，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而逐步完備起來的，起源的多源性和源遠性，是我國方志起源的兩個顯著特征。梁啟超認為“最古之史，實為方志”。目前已知修志的最早記載在東漢。

方志的發展從它的形態特點看，可分為地記、圖經和方志三個階段：

地記階段 1～6世紀，相當于東漢至南北朝，志書的主要形式是“地記”或記，包括郡書、地理書、都邑簿和人物傳等。東漢建武二十八年（52）袁康、吳平等編寫的《越絕書》，反映了江、浙部分地區的地理沿革、城鎮建設、生產情況和風俗習慣等等。這部書已具地方志的雛型。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志書。

圖經階段 6～12世紀，相當于隋、唐至北宋。志書的主要形式是圖經或圖記。圖經之名，始于東漢。當時但望編寫的《巴郡圖經》，分“圖”和“經”兩個部分。“圖”指的是一個行政區的疆域圖。“經”是對圖的說明文字，兼及境界、道里、戶口、職官等。圖經在南北朝已大量出現。隋朝曾組織大量的人力、物力編修圖經。這也是中國大規模官修志書的開始。唐朝，圖經、圖志、圖記、險要圖、地記、州記、事跡記、郡圖志、職官志、異物志、記、土俗傳、風俗等，遍及全國。現存最早的圖經《沙州圖經》殘本，文字簡潔，敘事明快，對沙州的天象、苦水、渠、澤、堰、堤、驛、縣學、社稷壇、雜神、寺廟、冢、古城、祥瑞、歌謠、古跡等都有詳略不同的記載。北宋，沿襲唐朝每三年一造圖經的制度。宋徽宗元年（1107）朝廷置九域圖志局，開創了國家設局修志的先例。宋代，今市境內，修《化州舊圖經》、《高州舊圖經》、《化州圖經》、《高涼舊圖志》、《陵水圖志》等，均是佚。

方志階段 12～20世紀，相當于南宋至今，此時期的志書幾乎都稱方志。 我國志書經歷地記、圖經階段1000多年，到宋代，它的體裁已由史、書、志、記、錄、傳、圖、經、表、乘、略等逐步綜合演變而充實，體例也日趨完備和定型。現存最早以“志”命名的志書，是晉代常璩的《華陽國志》。可以說中國方志已進入成熟時期。 我市境內曾修《陵水志》，已佚。 元代所修的郡縣志又多以圖經形式出現。我市境內沒有修志的記錄。 明清兩代，更重視修志，有不少著名文人參加修志。清代各地成立修志局，由學正檢查質量。志書內容較豐富，體例較統一，名志多。進入了全盛時期。

修志具如下特點：一是普修省志；二是縣志數量聚增。據統計，全國現存的8000多種志書中，清代占5000多種；三是縣志類目增多，有的設“人民志”，有的記述礦藏，有的記述少數民族的風俗和反壓迫斗爭，有的記載沿海人民抗倭和海上貿易等；四是增修邊關志和衛、所志。明清兩代我市境內多次修志。

民國時期的志書比清代又有所進步，主要表現：一是注意反映工、農業生產；二是增加了圖表；三是反映人民的疾苦；四是收存了農民運動的資料；五是反映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黃炎培修的《川沙縣志》，增設“概述”，開創了志書綜合性篇目的先例。解放后，1958年，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提出修志。1980年及后幾年，全國組織10余萬人，其中專職人員2萬余人，普修省、市、縣三級志書，計劃6000多種。總字數在50億左右。并大量編修各種專業志。這次修志規模之大，出版志書數量之多，志書質量之好，遠遠超出歷代。

我國歷代志書，種類繁多。

按記載的地域范圍不同，可分為：一統志（記述全國范圍）、總志（二省或二省以上）、省志、府志、州志、廳志、縣志、鄉鎮志、邊關志、土司司所志、鹽井志等。

按記載的內容范圍不同，可分為：通志（一般的省、州、縣志和全國性的總志都屬此種）、專志、雜志（記述一地的輿地、政治、經濟、文化等現象，沒有通志那樣完備、系統）。

除以上兩種分法外，還可作如下區分：

從方志記事內容的時代看，可分為通紀（即貫通古今）和斷代兩種。 從方志的記事內容和篇目的廣略看，可分繁體和簡體兩種。

從方志的撰寫形式看，可分為著述體和編纂體（將資料分門別類編纂起來，并大多注明出處）和編述結合三種。從方志的編纂體例看，又可分為紀傳體、門目體（平行門目，無所統攝）、“三寶體”（一般只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類，有的加文獻。是據《孟子》的“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語而來）、編年體（沒有篇目組織，各種記事和資料都按年代順序編入書中）、紀事本末體（以每事為編，排比其次第，詳敘其始終）和類書體（按編纂書的方法，從許多采摭來的有關地區的資料，按類加以編排，并注明資料出處或附引用書目）。劃分方志種類的方法途徑不一，看法不一，還有待以后統一認識。

第二課 方志學的形成和發展

方志學是隨著修志事業的發展而發展的，但方志理論往往滯后于修志實踐。明代及以前，方志理論很零碎，清代方志學形成，中華民國至今方志學進一步發展。

一、方志學的萌芽周朝《周禮·春官》已有外史“掌四方之志”，體現周王朝意識到地方志的價值和作用。東晉常璩在《華陽國志·序志》里道：“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勛而后旌賢能”。這道出了封建時代方志傳述忠孝節義，維護綱常禮儀，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唐代李吉甫提及方志編纂方法時認為“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就不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從此看出，他們重視修志，出發點是為政治服務。宋代，在研究方志作用和意義的同時，對編纂方面也進行了探索。周應合在撰就《景定建康志》后，在《修志本末》中，強調做好四件事，即“定凡例”、“分事任”、“廣搜訪”、“詳參訂”。還援引別人的話，指出：志書應“削去怪妄，訂正事實，崇厚風俗，表彰人才”。南宋《新安志》撰著者羅愿反對把志書簡單地湊成資料匯抄，主張經過編纂者的加工，有取舍，有觀點；所以編纂者應具備一定的學術水平。宋代是地方志大體定型時期，對后來方志學的形成起到先驅作用。元明時期，元代發端官修總志《大元大一統志》，許有任奉敕撰寫的《大一統志序》中述：是為了“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能“各盡其職”，“各盡其力”，達到“上下相維，以持一統”的效益。元代志書較為重視效用。在方志理論探討方面，主要是在評論方志中，表露一些關于編纂方志的見解。許汝霖撰《嵊志》，在自序中批評宋代高似孫《剡錄》“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的缺點，具體指出“紀山川則附以幽怪之說，論人物則偏于清放之流。版圖所以觀政理，而僅舉其略；詩話所以資清談，乃屢書不厭；他如草木禽魚之詁，道館僧廬之疏，率皆附以浮詞而過其實”。這實際是在闡明選材須精，詳略要當，反對虛妄怪誕，厲行樸實質直的修志主張。對方志的名目和體例源流也各抒已見。如戴良認為“古者郡國有圖，風土有記，所以備一方記載。今之志書，即古之圖記也”。楊升云認為：“為圖于首，則職方氏之遺意也。列志于后，則班孟堅之家法也”。這些反映了元代對方志理論探索的廣度。明代，方志多，佳志少，方志理論研究之風不盛。不少人趨于時尚，競相修志，迎合統治者的需要，難免弊病較多。也有人試圖從理論上探討，尋求解決辦法。提得較明確的要算嘉靖《曲沃縣志》的主修者魯生。他指出：一部好志，應該“其載欲悉，其事欲核，其書欲直”。也就是說記載要盡其所有，事實要仔細查對，要秉筆直書。還認為“必廣詢博采，而后無遺跡；循名責實，而后無訛傳；義正詞確，而無贅語；類序倫分，而后無亂章”。這些論述是有價值的。以上各代方志理論為清代方志學的形成，起到開掘源流的作用。

二、方志學的建立和發展

清代方志發展鼎盛，佳作迭出，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學術質量，也使方志理論研究深入地開展起來。這以前方志的理論研究大都從志書的序、跋、凡例中反映出來。清代則開始出現專門的方志理論論著。清初，學者顧炎武在研究、整理地方志的基礎上，撰寫《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城志》兩部著作，開創了綜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之道。他在《營平二州史事序》里講到：“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師（戚繼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福建）之士人郭先卿在戚大將軍之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不報，與書不合，則再復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志故，頗稱明悉”。這實際總結了得失，為編修地方志指明了方向。

近代方志學家黃本誠認為顧氏序中指出的修志旨要，可概括為五點：一是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常識；二是網羅天下書志以作參考；三是要深入現場進行調查研究，反復勘對，必得其實而后止；四是要有充裕的時間；五是文字要通俗易懂。

康熙年間，保和殿大學士曲沃人衛周祚在《長治縣志》序中指出：地方志為“天子明目達聰之助，以永扶大一統之治”的重要作用。在《曲沃縣志》序言中，又提出“三長”之論。他說“嘗聞作史有三長，曰：才、學、識。修志亦有三長，曰：正（剛正不阿，不曲權貴），虛（修志者要虛已受人，廣泛聽取意見，不要主觀武斷），公（主持公道，不為門戶之見所左右）。有此三長，又有史才、史學、史識以濟之，編出來的方志，質量才有保證，也能經得起考驗。

雍正時的方苞在《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中，闡明了許多修志原則，指出：一是體例要統一，“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志書出于眾手，如“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是不行的；二是要由博返約，提倡簡明；三是強調方志資料的可靠性，要求作艱苦細致的校勘工作。乾隆、嘉慶年間，出現了考據學派和史志學派。

考據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戴震（1723～1777），安徽人，字東原。對經學、語言學有重要貢獻，尤精于名物訓詁，成為考據學大師。“以水系辨山脈，以山川形勢考察郡縣建置和地理沿革”，是他獨到的地理學見解。

錢大昕，江蘇嘉定人，他修志論點：一是占有充足的資料；二是通曉前代的官制；三是辨別古今地名異同；四是注意人物考訂。主張人物依時代為次，不必分類等。

孫星衍（1753～1818），江蘇陽湖人，修志不少，取材廣泛，但重古代資料，輕視當代資料。考據精釋，但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卻多遺漏疏缺。

考據學派實際上在學術上是“崇古薄今”思想和“銓釋故訓，究索名物”的方法，在修志中的反映。他們重視資料的來源和體例的根據，認為資料搜集后，只要進行排比，注明出處，搞成資料匯編就可以了。所以又稱纂輯派。

編纂派代表章學誠（1738～1801），會稽（今浙江紹興），字實齋，清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著有《方志立三書議》、《州縣請立志科議》和《修志十議》等獨具精思的論著，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論。要點是：

（一）確立方志的性質。指出“志乃史載”，“方志為國史要刪”，“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志屬信史”，“志乃史體”，“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史和志兩者名稱雖有不同，但“史體縱看，志體橫看，其為綜核一也”。章氏還辨明方志在史學上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史的種類很多，地方志只是其中一種。“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方志屬歷史學范疇，在史學上有它的地位，他的作用當然無異于“國史”。他說：“史志之書，有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 ¨¨¨，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這就是說方志具有經世的作用。他還指出，“朝廷修史，必將于方志取其裁”。方志能夠起到“國史之羽翼”、“朝史之要刪”的重要作用。章氏從方志性質、引伸出整套系統的方志理論。章氏還對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觀點作了批駁，指出“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二）方志的編纂。

1、要持“史家法度”。提出修志的人必須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實際是把唐代史論家劉知幾《史通》提出的“史才”、“史學”、“史識”三長進行改造，成為對修志家的要求。還強調著書者講究義理，必須有“史德”，不能違名教。

2、確立“三書”、“四體”。志書要合“史家法度”，應當立“三書”、“四體”，即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并認為“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合而為一，尤不可也”。又認為“三書”當中，志是主體，有經世作用，是有裨社會風教的史著，按照它的內容，應當分列為“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他認為，這樣仿效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分立外紀、年譜、考、傳等門類，“變異名色”，是很有好處的，“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這實際是按一邑之史事的性質，給“志”規劃了四個門類，使它既嚴謹，又合于史法。所謂“掌故”，就是有關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紀錄，是作為檔案而保存下來的政事資料。所謂“文征”，則類以文鑒之類，是指一方文獻的專輯，是地方志中保留的另一部原始資料。這樣立“四體”，解決了不失“著述之體”與保存重要資料之間的矛盾。

3、要求修志克服“五難”、“八忌”、“四要”。即克服清晰世間萬物難、考衷古界難，調劑眾議難，廣征藏書難，預杜是非難等五難；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裝點名勝，忌推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固不變，忌貪載傳奇等八忌；達到要簡、要嚴、要核、要雅四要。他還認為志書所載，應兼通古今，詳近略遠，分成天象、地理、紀傳、禮樂、典政、食貨、藝文等若干門類，具體敘述，使之成為一邑之通史；但所分的門類，不可“繁碎”，失去“史法”，立論力求謹嚴，“據事直書，善否自見”，“不可專事浮文”、總之，修志時一定要注意“持論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嚴，采訪不可不慎，商碓不可不公”。

4、編志辨體。明清兩代，一些地方志體制雜亂。章氏批評說：“今之通志，與府、州、縣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以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無。書茍可以互相有無，即不可成為書矣”。所謂方志辨體，就是各類地方志所記述的內容，應當各有所重，不容混雜。上一級志書不是下一級志書的簡單湊合，下一級志書自然也不是上一級志書隨便拆散而成。他說：“所貴乎通志者，為能合府、州、縣志所不能合，則全書義例，自當詳府、州、縣志所不能詳。既已詳人之不詳，勢必略人之所不略”。通過辨體，使各類方志所述內容、范圍、界線劃分清楚，各有側重點，做到各有所載，互不相蒙。

5、建議州縣設立志科。章氏專門寫了《州縣請立志科議》的文章。他認為“六部必合天下掌故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記載而籍備”。他還針對時弊“州縣記載無專人典守，大義缺如，間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主張設立志科，“登載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平日專門收集、整理、保管檔案資料和方志資料；民間修造譜牒和傳狀志述，各方面的材料，都要呈副報告于志科。另外，在四鄉各遴選一個士紳，作為采訪人員，收集反映本地歷史和現狀的遺聞逸事，呈報志科等等。還認為志科是常設的、持久的。清末，兩廣總督、洋務派首領張之洞（1837～1909），為《順天府志》寫了《修志略例》27條，用規章條例方式作為修志工作的要求和規劃，對于整齊編纂工作，統一志書體例，保證志書質量起一定的作用。民國時期，由于時局關系，修志時斷時續，但也出現一批熱心修志與研究方志的人物。產生了不少研究方志源流、方志體例和編纂方法的論著。如梁啟超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總成績——方志學》一文，對清代方志研究情況進行了總結；李泰棻的《方志學》、瞿宣穎的《志例叢話》、王葆心的《方志學發微》、黎錦熙的《方志今議》和傅振倫的《中國方志學通論》等著述，主要側重方志的性質和方志編纂理論、方志的收藏和統計、方志的目錄等方面。在方志性質方面，傅振倫說：“方志為記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書”。黎錦熙說：“折衷之論，則謂方志為物，史地兩性，兼而有之”。瞿宣穎說：“迄于晚近，學術彌光，章氏之說，猶有未盡厭時代所需者，故執章氏說以馭吾國之方志，在今日，猶多未合也”。這就是說，晚近對史的狹義理解和解釋是：歷史僅載古，不及今；僅記過去，不記現實；僅記載人事變遷，不包括自然現象。從這種理解和解釋出發，那么，方志和史書就有所不同了。以上可見，既接受了章氏“志”即是“史”的觀點，又面向現實，向前邁了一步，認識“史”、“志”的不同。由于這種認識的發展，在方志編修體例、篇目、內容和方法上，也發生了某些變化。志書更多反映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內容，如生產斗爭以及實業志、鹽政志等越來越受到重視。在編纂理論方面，壽鵬飛認為“讀良方志，可以覘國俗，知理亂，識興衰”，因此，編修的志書要能“正人心，敦風尚，明正誼，垂治規，究興衰之由，陳利弊之要，補救時政之闕失，研求民生之榮枯”。成為“治理之龜鑒”。這樣確定了修志的指導思想和要求之后，再“隨時地轉移”，“因義生例”，編出來的志書便不會犯“人云亦之，東涂西抹，不知取舍，不務剪裁”的毛病，成為“陳爛帳冊，雜碎字簿”。這種先立“義”后“生例”的主張已接觸到問題的實質，李泰棻強調修志者具備一定的科學知識。“農工商礦各業，為社會生產消費之總，觀所謂社會經濟之源流，并在于此，自須分記合述”，還要“以科學名辭解釋產物，更以科學方法，分析載明”，“始不失為科學的方法”。傅振倫在民國18年（29）草擬的8則志例中，第一至五條就強調“略古詳今，側重現代”；“博采詳志，注重實用”；“特詳悉于社會方面”；“偏重于物質方面”；“廣辟類目，注重科學”等等。黎錦熙在《方志今議》中提出“今修方志，不分史地，勿泥體裁，時代所需，須呈“四用”。就是科學資源（地質、土壤、山勢、水文、氣候、生物）；地方年鑒（物質狀態、經濟情形、人事習俗、社會組織、政治進展、人物分布）；教學材料（鄉土教材）；旅行指導”。還提倡“三術”（即“續”，“續”之外宜有所“補”，“續”與“補”之外更宜有所“創”）的修志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人提出修志應注重民生問題。如壽鵬飛在《方志通義》中強調“有關養民要政，所不宜略也”，“凡不屬于民生休戚地方利病者，無寧從略也”。“方志之言，當從平民立場，乃得痛陳疾苦”，“有關民生實用，疾苦利弊，雖小必志，既志又必詳且盡焉”。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50年代末，全國有些地方修志，但沒有開展方志理論研究。1981～1985年，大體是方志界對方志的傳統理論的吸收和消化。當時修志隊伍幾乎都是沒有修過志的。對修志理論多數是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當時，一方面學習老專家的理論，一方面介紹普及方志常識，簡述歷代方志發展史，評介傳統志書佳作。部分編修工作開展較早的，逐步開展對新方志編纂方法和技巧的研究。1985～1990年，經過傳統方志理論的吸收消化，結合修志實踐上升為新理論認識，形成自己的觀點。當時，對方志基本理論，諸如方志性質、功能，方志的體例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對方志的通用編寫方法及幾體裁志稿的編寫等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反復研究和實踐，上升為新的理論。這些都是修志者實實際際的東西，十分可貴。90年代，全國各地新方志進入總纂出版的高峰期，只是結合實踐進行了一些總纂和出版實際操作的研究，出現了理論滯后的情況。此后，隨著新方志的出版，理論研究也隨之深化，研究范圍更廣，層次更深，理論性也更強。至于具體成果，結合下面的問題一起研究。

第三課 方志的性質

地方志的性質，是指方志區別于其他類書的根本屬性。

地方志的多源性和源遠性，形成了對方志屬性的多種說法。長期以來，有的說方志是地理書，有的說是歷史書，有的說是地理、歷史兼備。也就是說方志學是地理或歷史的分支。這是傳統的說法。國內圖書館在圖書分類中，地方志的歸類也不一致。上海圖書館在1992年以前，把方志歸入“歷史”類中的“地方史”或“民族史”小類；1993年以后，在“歷史”類下設“地方史志”、“民族史志”、“方志學”三類。《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則在“k歷史、地理”類中的“中國史”小類下設“地方史志”欄，下又設“方志學”、“各代總志”、“各省市區史志”三個小欄。中國人民大學的《復印報刊資料》卻將有關方志論著歸入“地理” 大類中的“中國區域地理”小類。凡此種種，均沒有把方志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目前方志界在方志性質的研究中，不少同志認為方志是區別于地理、歷史書的一類獨立門類的地情知識（或地情資料）書。“地情知識書”論者是從方志學的四要素，即讀者（地情知識的需求者，是方志事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動力）；地情資料制作者（采編人員，把客觀存在的地情通過社會實踐和科學研究已認識的，并組成書面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資料）；地情知識編纂者（總纂編輯的地方志專業工作者，把地情資料進行考證、選擇、升華，形成地情知識系統）；志書，即地情知識載體。資料作者、編纂者、讀者三者之間構成了一個地情知識積累傳播循環系統。客觀存在的地情通過地情資料制作者的認識，成為地情資料；地情資料經過地情知識編纂者匯集加工，成為地情知識載體（志書）并得以傳播；讀者通過認識地情知識，從而能更好地從事社會實踐；而在社會實踐中又得到新的認識，產生新的地情資料。由此推斷：方志學是研究地情知識積累傳播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門應用科學。方志是地情知識書。

此外，還有“方志就是一項以編修和使用方志文本為核心的基礎性學術文化事業”，“方志就是一項以交流地情信息為根基的學術文化事業”。“方志是官修的地情書”，“新方志是一部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匯集”、“新方志是一部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著述”等等。但又認為說方志是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學科仍未找到元理論。說了這么多，主要是提醒大家把目光放寬些，對方志的性質進行深入的研究。因為修志工作中遇到不少問題都要回到方志的性質這個問題上進行研究。現就我的體會和方志與歷史、地理類書的區別方面談談方志的性質。

一、方志的性質

上面所說“方志是地理書”，“方志是歷史書”的說法不夠準確。方志已超出地理、歷史的內容，要求也不一樣。說地情知識書，是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性著述，恐怕也不僅限于地方志。我想對地方志的性質作如下表述：“地方志是一地自然與社會（或一事物）的歷史和現狀的資料性著述”。這樣表述包含了如下內容和要求：一是記述的對象是“一地自然與社會”或“一事物”；二是時間范圍是“歷史和現狀”；三是“資料性”，但不是資料的簡單堆砌，而是經過科學排比的“著述”。這種提法體現了地方志的特征，這些特征都有別于地理書、歷史書和統計年鑒等一類地情書。這種提法確切不確切，請大家研究。

二、方志與歷史、地理類書的關系

地方志的內容含百科，它與地理、歷史、經濟、民俗等多門科學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又有區別。

（一）方志與地理書的聯系和區別

地方志中的地理分志與區域地理都要記述區域位置、面積、范圍和地質、地貌、土壤、植被、動物、河湖水系等自然環境要素，以及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等要素。同時地方志的地理分志受益于地理學的研究成果與知識，而地理學的研究又需取材于地方志的資料，兩者關系密切。

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一是地理學是基礎科學，就區域地理來說，不僅要描述地理要素的事實，還要分別論述各種地理現狀的成因，以及各要素在區域內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與共同作用；地方志是應用科學，其中的地理分志及有關地理的內容，只記述其現象，或說“是什么”，不記述其成因，即寓“為什么”于“是什么”的事實中。二是區域地理以空間關系為座標，按其內部要素關系分類記述；地方志的地理內容是以行政區內的行政類別為記述的座標分門別類，事以類從進行記述，并且盡可能復原歷史狀況，即按時序記述其變化。

（二）方志與歷史書的關系

史、志的聯系和區別，有人概括為“同源異體，各有特點，相互聯系，殊途同歸”。

史與志在體裁上有密切的關系。今方志的“述、記、志、傳、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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