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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為什么要寫《師說》這篇文章?

韓愈（768—824）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3）,①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三十五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后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韓愈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③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后來發展的“道統”思想予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做.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④貞元十九年（804）,韓愈在監察御書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縣）,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后.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后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后,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⑤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⑥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韓愈為什么要寫《師說》？

《師說》是一篇流傳千古的大文章，是韓愈在任國子監四門博士期間寫成的。

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就提出一個重大命題：“古之學者必有師。”

這個世上，人人都要學習，因此對每一個人來說，老師都是必需的。

要老師干嘛呢？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用現在的話來說，老師的任務就是教給學生做人的道理，傳授知識，答疑解惑。

一句話，做老師的，不一定就年長，不一定就富貴；做學生的，不一定就年少，不一定就低賤。做老師的資格只有一個，就是：聞道。只要是聞道之人，就是我的老師！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韓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老師不一定就比學生懂得多，弟子也不一定就不如老師懂得多，老師與弟子的位置是相對的，能不能做老師，衡量的標準只有一個：是不是聞道，有沒有知識。因此，教師的本質就是有知識，尊重教師的本質就是尊重知識，知識面前人人平等。

，與韓愈齊名的唐代大散文家柳宗元在給一個年輕人的信中作了分析解答。

柳宗元在信中說，您想拜我為師，我的修養不夠，學業也很膚淺，實在沒有可取之處，不敢當吶！從魏、晉時期到現在，人們不拜師，也沒有人愿意做教師，誰要是好為人師，人們就會大大地嘲諷他，認為他是個狂人。現在只有韓愈死活不怕，頂著世俗的嘲笑和侮辱，不僅收學生，還寫了《師說》這篇文章，大張旗鼓地鼓勵人們敢為人師，果然招來了無數的罵聲，無數添油加醋的誹謗，韓愈也被人們看做是不正常的狂人。

柳宗元說，我過去聽說四川地區經常下雨，很少見到太陽，太陽一出來，狗便狂叫不止。而這兩年南方下大雪，南方的狗沒有見過雪，都倉皇地狂叫，直到雪消完后才不叫了。現在韓愈把自己當成四川的太陽，您又想使我成為南方的雪，這不是害我嗎？不僅會害我，您也不會有什么好下場。可是您想想，雪和太陽難道有什么過錯嗎？狂咬亂叫的只是那些狗罷了。可是您再想想，天下不像狗那樣亂咬亂叫的人能有幾個？而誰又敢在眾人面前顯露自己，招來狗叫呢？

顯然，在柳宗元看來，他們所處的唐代，人們不但談不上尊師，甚至恥于為師，而柳宗元本人雖然有能力為人師表，但是在這股輿論與世俗成見的壓迫下，他是不敢公開戴著為人師這頂帽子的，可見這種輿論與世俗成見的威力有多么大！

這些士大夫之族為什么恥于為師，又為什么要攻擊那些勇于為師的人呢？其實，從根本上來說，尊重教師就是尊重知識，而在唐代，最能體現知識決定命運的就是科舉制度。韓愈所提到的這些士大夫之族，都是一些所謂的高門望族，他們有的不必通過刻苦學習便可以通過進士科考試，有的不必通過進士科考試便可世襲官職，有的不必勤勉工作便可得到優厚的俸祿，正因為是以如此高貴的方式走上仕途，他們便不可能積極地去獎掖后進，更不可能推崇前輩了。而像韓愈這樣連考四次方中進士，連考三次也未能通過吏部考試的普通士子，像他這樣多次給宰相給各級官員寫自薦信卻泥牛入海，毫無聲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卻有著真才實學的貧寒子弟，卻敢為人師，的確是深深地刺痛了他們的神經！韓愈在《師說》里特別提到：“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其實就是想說，在這個社會上，地位再低的人，也需要彼此學習，也應尊師重教，何況上層士人？而那些因為仰慕韓愈的道德人品，信仰韓愈的學術思想而匯聚在韓愈身邊的人，如孟郊、張籍、歐陽詹、李翱等人，也都是出身貧寒而學識才華卓著的進士，他們的確代表著唐朝的新生力量，成為推動唐朝思想政治改革的主力。

因此，我們可以說，韓愈的《師說》，是唐代平民知識分子呼吁勇于為師、敢于為師的號角，也是唐代知識分子呼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號角，也是唐代知識分子呼吁改革人才選拔體制的號角。“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圣人無常師”、“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這些膾炙人口的名言佳句早已經成為人們非常熟悉的警句，從孔子以來，這大概是關于師道尊嚴最振聾發聵的論斷了。我們讀到這樣的句子，不僅會感受到教師職業的光榮與崇高，更感受到知識帶給我們的尊嚴與平等，這大概就是《師說》流傳千古，一再成為各種不同版本語文教材必選篇目的原因吧！這樣一篇文章的寫作動力，顯然不是僅僅來自于一個四門博士的角色與俸祿。由此可見，韓愈雖然生活拮據，地位卑微，但是他目光遠大，心懷天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不過三十五歲，卻已經顯示出一個思想家特有的成熟與深邃。

韓愈創作《師說》的初衷是什么

1.該句是: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這句話的意思是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做老師。 2、原文創作背景《師說》作于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這篇文章是韓愈寫給他的學生李蟠的。《師說》是一篇說明教師的重要作用、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的論說文。此文抨擊當時“士大夫之族”恥于從師的錯誤觀念，倡導從師而學的風氣，同時，也是對那些誹謗者的一個公開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3、作品簡析《師說》是韓愈的一篇著名議論文，有著卓越的見解和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本篇議論文中，作者運用流利暢達的筆觸，通過反復論辯，申明了為師的性質與作用，論述了從師的重要意義與正確原則，批評了當時普遍存在的不重師道的不良習俗。此文是為李蟠而作，實際上是借此抨擊那些自恃門第高貴、不肯從師學習甚至譏笑別人從師的士大夫階層，有著鮮明的針砭時弊的作用。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時人實不應背 棄古道。文章體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推動了樂于從師善于學習的社會風氣。 4、作者簡介韓愈（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南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昌黎（今遼寧義縣），世稱“韓昌黎”，又稱“韓吏部”“韓文公”。韓愈25歲中進士，曾任監察御史、刑部侍郎、潮州（今廣東潮安）刺史、國子博士、吏部侍郎等職。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列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宗元柳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其作品都收錄在《昌黎先生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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