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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辭官歸隱的原因

陶淵明的歸隱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謎,后世人做了很多關于陶翁歸隱原因的探究。陶淵明之歸隱田園是社會原因和個人思想性格及眾多因素的產物。那么陶淵明歸隱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是我整理的陶淵明歸隱原因，歡迎閱讀。

陶淵明歸隱原因

1、孤傲不群的個性

因陶淵明生活在魏晉時期，故而受魏晉玄風的熏陶，他最大的特點是“質性自然”，“任真自得”。蕭統《陶淵明傳》中說：“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這里所說的“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即超凡脫俗、崇尚自然、為人率真的天性。

他的性情從來與世俗不合，他自稱“少無適俗韻”、“性剛才拙，與物多舛”。生性耿介者，行為與俗人相異。正是這種真率耿介的獨特個性，使得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個性是個體生命的真正本質，是決定人生選擇的最直接因素。而陶淵明生性孤傲不群，喜愛追溯自然的性格從沒消減，這是他晚年寧棄官，隱居山林的原因之一。

2、崇尚自然的性情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思考。陶淵明所崇尚的“自然”不同于近代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質而存在，依靠它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須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當順應自然，樸素而歸真。所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表達了他返回自然的喜悅。

陶淵明一生崇尚以自然為主，親近自然，在純然的生活狀態下完勝自我，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情操，這也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是他歸隱的原因之二。

3、現實的殘酷和社會的黑暗讓他決心遠離官場

陶淵明受曾祖父陶侃、祖父陶茂、父親陶逸的影響，頗為家族歷史自豪，自小立志做官，如他在(《雜詩》)中提到的“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志。

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他出身貧寒，受到朝中人輕視，感覺到不想擔任些職務，在朝廷呆一些日子就辭職回家了。謝絕勸勉，執意在家中過著閑雅的生活，回家農耕的日子貧困潦倒，迫于無奈，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小官。這時候，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對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俯視眈眈，陶淵明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合污，做這個野心家的幫閑。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對仕桓玄有失望的意思。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軟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吟詩：“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皇帝之事，鄙夷漠視，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玄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獨自出走，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經過，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愿。但是入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立下汗馬功勞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掉的桓玄那種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陶淵明感到疑惑和失望。緊接著就辭職隱居，于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后，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督郵吏到期彭澤縣，他的部下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里小幾折腰。”于是扔下印戳，揚長而去。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去彭澤縣令之后徹底結束。

十三年仕宦生活，是陶淵明為實現“大濟蒼生”和“猛志逸四海”的理想抱負，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這十三年，陶淵明嘗盡了官宦生活的辛酸和無奈，看透了官場上的黑暗和復雜。在陶淵明的人生旅途中用語，曾多次抱著熱切希望入世，入世后又多次因為看不慣朝廷官吏為爭官守位而撕殺連天的慘境而回家。陶淵明之所以隱隱出出，在仕與隱的矛盾中痛苦徘徊，都是因為紛紜的戰亂和黑暗的現實所致，這種社會環境創造了一代文學大師，同時也蹂躪了一代文學大師，當飽受“心為形役”之后，他賦《歸去來兮辭》，表明對上層統價級的失望，同時也宣告了陶淵明理想的破滅。

這是陶淵明選擇貧困歸隱，而不愿意任何人的請求再復出做官的重要原因，也是決定他歸隱的一個最終原因。

由上述可知，陶淵明雖然不是一個讓眾人為之傾倒的大師，也不是沿襲祖輩的做官之品，而是按照自己的個性去追求自己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真正意義上的歸隱之人。

陶淵明歸隱原因

一. 時代風尚的影響

少年時代的陶淵明頗有幾分“大濟于蒼生”的抱負，也很希望建功立業。作為東晉王朝大官僚的后裔，他必然受到儒家用世思想的熏陶，有著遠大的政治理想。家族的歷史激發了他的宏志，但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又一直知道他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高尚的人格。然而，時代呈現給他面前的則是等級森嚴、政治紛擾、仕途險惡，充滿著恐怖、黑暗、腐敗及政權走馬燈式血腥更替的亂世。封建門閥制度使得當時人才的選用、進退、，根本不是德才為依據，而要看門第的高下，門閥十足壟斷了高官要職，造成了“出身庶族寒門的人在仕途上難得到發展，而陶淵明的曾祖雖以軍功官至大司馬，但本身并非門閥士族，到了陶淵明這一代，連這樣的駕駛也沒落了。門第的低微決定了陶淵明無法無法躋身于東進東晉高層統治集團，實現自己的抱負也是十分渺茫的。而此時的東晉政治又極其德爾腐敗，總是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近代的文人們成為政治漩渦中的犧牲品，或死于戰亂，數量之多令人吃驚：在人命危淺、朝不保夕的社會里，于是為全身而隱遁便成了很現實的問題。在《與子儼等疏》中就有說道自己不肯逢歡機巧，若繼續為官，難免重蹈嵇康、露氏兄弟等人的覆轍，因而竭力辭官歸田。既然現實拋棄我，我也拋棄現實，所以看慣了戰亂篡奪、陰謀的陶淵明，為避禍保身，其政治雄心也不能不有所消減。

二. 本質性情使然

熱愛自然是他的天性，他擁有一顆善于體會自然之美的純潔而敏銳的心靈。不必名山大川，極平凡的景物在他眼中一樣美不勝收。就連愉柳垂陰、雞犬相聞這樣普通的農家景致也能深深地將他打動。陶淵明性情使然，為官時不為五斗米折腰，為民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性質自然的他，躋身仕途就等于甘心當別人的奴隸，再也沒有率性任真的自由。屈節以保全，著對于陶淵明來講是最痛苦不過了。所以陶淵明的最終歸隱是個痛苦、艱難、迫不得已的選擇。

三. 猛志難呈，干進受挫的無奈

縱觀陶淵明的醫生，其間曾有四次求仕人的經歷，卻終以心灰意冷而草草結束。其間由出仕到人仕，再出仕到再入仕，這出仕和歸隱的反復，實際上市一次次復雜的心理煎熬過程。

陶淵明歸隱原因探究

一、家庭傳統對他的影響

在陶淵明的成長過程中，家世和書籍對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他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王朝的開國元勛，官拜大司馬，他的祖父陶茂、父親陶逸也做過太守。到了陶淵明時家境已經衰落。作為出身于沒落官僚家庭的知識分子，他既想像祖輩那樣出將入相，博取功名，卻又受到祖輩“淡焉虛止，慎終如始”思想的影響，幻想著“功遂辭歸”。如他在《命子》中言及祖輩：“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冥茲慍喜。”其祖“慎終如始”，其父則“淡焉虛止”。在詩中，他遠溯悠悠先祖，近至己身及子，而用墨最多，推崇備至的當屬其曾祖：“在我中晉，業融長沙??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他將稱頌重點落在“功遂辭歸”上。在他看來，亂世之中最難得的性情品德就是“臨寵不忒”，最理想的生活是“功遂辭歸”。可見，他對其祖輩“慎終如始，淡焉虛止，功遂辭歸，臨寵不忒”的思想十分欣賞與推崇，也很向往那種淡泊名利，功成而退的生活，這對他后來的歸隱不無影響。

二、儒道思想對其歸隱的影響

陶淵明酷愛儒家經典，素讀孔、孟之書，再加上受其祖輩的影響，儒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的思想自然成了他的行動指南。受儒家“佐君立業，治國安邦”思想的影響，他從小就立下了“大濟于蒼生”的宏愿，并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反復實踐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想通過做官實現其“大濟蒼生”的政治理想。可是，世事的艱險讓他覺得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是如此的艱難。他懷揣著大濟蒼生的心，卻遇上了亂世，壯志難酬。歸隱是其屢次受挫之后的無奈選擇，是理想破滅的莫大痛苦，是在儒家“邦無道則可卷而懷”思想的指引下選擇了獨善其身。當“大道不行”，“兼濟天下”的人生首要追求無法實現時，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安貧樂道”的隱居生活之路。他的歸隱，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人格思想的完美體現。

儒家思想對陶淵明有深遠的影響，但魏晉時玄風大扇，老莊之書是文人必須涉獵的。當時流行的老莊思想對陶淵明人生觀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響，他撫劍獨游，清放豁達，卓然超群，與玄學士人有許多相通之處。玄學“喜愛冥思，傾慕自然”的思想，在其的詩文中也隨處可見，如“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表現了他不慕榮利，崇尚自然，幽居自得的思想和情趣。因此說，陶淵明的世界觀是復雜的、矛盾的，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思想。早期，儒家的仕進思想在占主導地位，促使他一再出仕，追求政治理想，當理想破滅之后，“委運任化”的玄學思想才占了上風，使其走上歸隱之路。

三、陶淵明的性格特征對其歸隱的影響

陶淵明的性格里，最突出的特征是“任真”，即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他“質性自然”的本性顯然不符合爾虞我詐官場生活。他處在那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魏晉時隱逸之風非常盛行，普遍存在于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生活行為中。隱逸文化是中國古代社會非常獨特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對中國古代的人格思想、處世哲學、價值觀念、文化取向、審美情趣等等都有著深廣的影響。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與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他不拘形跡，注重心意，超然脫俗，不求富貴，不慕榮華，一任自然的思想與當時社會上形成的一套品評隱士風度的標準不謀而合。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 “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最終歸隱田園。

四、當時的社會環境對其歸隱的影響

陶淵明為什么選擇歸隱，他真的是不想做官嗎？

道家的思想對陶淵明歸隱山林起著深遠的影響。

與其他懷才不遇的詩人不同的是，陶淵明本來就厭倦官場，不喜官場生活。陶淵明每次進入仕途不久，便辭官回家。

陶淵明曾經通過他的詩文表達了他做官是為了解決其溫飽，否則陶淵明會面各種經濟困難。除此之外，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被任命為任州的祭酒一職的時候，朝廷腐敗，百姓受苦，而那時天下紛爭漸起，作為一個寒門出身的小官吏的陶淵明對很多事情看不慣，卻又沒有改變的能力，有著拯救蒼生的想法可惜不能落實，這種心理落差實在是太大了，所以他選擇了辭官離去。

到后來，陶淵明一到任職的時候就他開始猶豫。他在施展自己的宏圖之志與喜愛的田園生活間糾結，在這官途與田耕之間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斗爭，最終他還是選擇了田園生活。從此，便一直歸隱，不曾回歸仕途。

此外，對于陶淵明來說他的為官之路還存在著一個隱患。那就是他曾經效力于桓玄。他深知這是十分危險的，畢竟在當時看來這就相當于一臣曾侍過二主。所以，干脆不再當官，也不再站隊，以此保自己一條命。這在官場來看也不失為一明智之舉。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陶淵明不論是在政治還是文學上都有著超人的才能，并且他在歸隱后更是為后人留下了廣為流傳的詩篇。其實，也正是他當初的選擇，我們才能欣賞到悠然南山下的寧靜的生活。

歸隱田園的陶淵明，他為什么不想做官？

陶淵明在自己的作品里描繪了“桃花源”般的美好情景，在桃園深處則有如仙境一般的景色。很多人都認為：陶淵明是一位心存高遠的詩人，不會為五斗米折腰做官，因此，他辭官歸田是因看不慣官場俗世而做的決定。當然，這在其自述里也提到了這一點。

這里，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了解一下陶淵明先生對自己當的三個月官是怎么定義的。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文中明確指出了：他做官是為了討生計，否則，陶先生實在有著捉襟見肘的經濟困難。再者，陶先生非常坦誠地談及了自己的官職，是其族中的叔叔陶夔通過自己的關系向“諸侯”求情，這也就公然說明自己的官職是怎么得來的了。

當時之所以求得彭澤縣令，是因為陶先生不喜歡出遠門，守家帶地的做個小官感覺也很踏實。且當時剛結束了一場大規模戰爭，在家附近工作也比較踏實。而且，做上彭澤縣令還可以利用公款蹭點糧食吃，打點美酒來喝。

但是，沒過多久，陶先生就發現當官不適合自己，畢竟，自己是個文人，心存天下，小小的縣令發揮不出多少才能，所以，他感覺不是很自在，干脆就辭官回家了。此時，恰逢妹妹喪夫，也給了陶淵明辭官的契機跟理由，所以，他就此自動辭官。

而且，他自己在文中還談到，為官八十多天，并沒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上層領導到下層查工作的事情他更是壓根沒提。

那么，這是怎么回事呢？

讓我們仔細審閱陶淵明的自述情況，仿佛每項理由都很難讓其辭官。如果，僅是因為上級來檢查工作，感覺有些不自在就辭官，親人去世就辭官，那么，還有人能一直當官嗎？這也太強調客觀理由了。而且，陶淵明在任職縣令期間，與其說在為官為百姓做事不如說是一場個人秀。

尤其是他與妻子倆人間商議的種地之事，如果，不是他自己寫出來，世人哪里可知？怕是他故意效仿劉玄德種地一般，故意給世人散播煙霧彈的吧。他的文筆之間仿佛向世人昭示著：我那三頃薄田雖不大，但是，也是一方天地，礙于官職所限，我能發揮的實在不多。

就算是他心心相念的三頃公田，其實，歸根結底也是不屬于他們夫妻二人的。

陶淵明為什么會選擇歸隱田園，難道僅僅是因為他不想做官嗎？

他想做官，只不過不想做小官，因為小官的影響力太小了，無法實現他拯救天下的抱負。

古代詩人大多數都有一顆做官的心，陶淵明也不例外。他少年的時候曾經滿懷一腔熱血，想要拯救天下蒼生。

但是不久自己夢想就被現實澆滅了，他曾經五次出仕，但是官位都是一些小官，無法接觸到上層。官位不大，影響力就不大，因此當小官是無法實現陶淵明的理想。

而且晉朝末年的選官完全由世家大族壟斷，陶淵明看到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官位都在自己之上，于是感覺無望辭官離去。

晉朝末年所有的官員選舉需要看家世，家世好的人，即使沒有才能也能在中央拿下一官半職，而沒有家世的人想要當官只有結交那些家世好的，然后讓他們賞個小官當當。

但是如果要做手握大權的官，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才能舉世無雙，但是沒有家世沒有人舉薦，那么一輩子都做不了官。

陶淵明意識到了晉朝的官場黑暗 于是陶淵明另辟他徑，選擇跟隨桓玄起兵造反，但是后來桓玄造反失敗，陶淵明只好重歸鄉野。

后來劉宋邀請陶淵明來做官，但是陶淵明并沒有去，因為陶淵明曾經站隊失敗，為了防止皇室拿這件事要挾他。

從那以后，陶淵明感覺自己拯救天下的理想無望，以及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陶淵明只能開始遠離政治漩渦，寄情于山野之中，來尋找自己心中的樂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為何不愿做官卻只想隱居田園？

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使我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同時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以及他的隱居生活情況進行研究分析 。

關于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于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征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閑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于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

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說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系。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脫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而最終掛官歸田。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愿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短短幾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

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說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

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蕩：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

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于“出世”與“入世”的矛盾斗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中，他嘆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蘊籍著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于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說，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從陶淵明歸隱后的生活來看，陶淵明的歸隱不同于東晉時借歸隱買名邀譽的其他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且看陶淵明一生大致經歷：始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后仕職于桓玄、劉裕、劉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職彭澤令八十余日，因不肯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毅然辭職歸耕田園。后有人勸他再度出仕為劉宋王朝服務，他寧愿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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