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來為大家解答關于清代詩詞怎么樣這個問題的知識，還有對于形容清朝的詩也是一樣，很多人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就讓我來為大家分享這個問題，現(xiàn)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清代詩文的狀況是怎樣的

明朝末年，文人社團星羅棋布于大江南北，活動空前頻繁與活躍，尤其是復社領袖張溥發(fā)起和組織的在江南地區(qū)舉辦的幾次文人集會——“尹山大會”、“金陵大會”和“虎丘大會”，規(guī)模與聲勢傾動朝野，在整個封建社會中都是極為少見的。

改朝換代之后，復社、幾社的領袖人物被摧殘殆盡，這種大規(guī)模的文人集會暫時停歇下來。但是入清之后過了不多幾年，江南士子又有人開始追尋昔日的舊夢，結(jié)社訂盟。較大規(guī)模的文人集會也慢慢恢復了。順治十年在蘇州虎丘舉行的大會尤其引人注目，它是由慎交社、同聲社發(fā)起的，可以稱之為“兩社大會”，參加大會之人據(jù)說來自九郡（也有人說來自十郡），人數(shù)多達數(shù)千，其規(guī)模足以同張溥組織的“虎丘大會”相比。顧師軾《吳梅村年譜》所引《壬夏雜鈔》形容當時的盛況：“會日，以大船廿余，橫亙中流。每舟置數(shù)十席，中列優(yōu)倡，明燭如繁星。伶人數(shù)部，歌聲競發(fā)，達旦而止。散時如奔雷瀉泉，遠望山上，似天際明星，晶瑩圍繞。”

吳梅村參加了這次文人集會。同明末他所參加的幾次文人集會相比，其角色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明末的幾次，他還十分年輕，沒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他只是作為復社中普通的一員參加而已。可是這一次，他卻成了集會上最為顯赫的主角，盡管他既不是慎交社成員，也不是同聲社成員，但卻被兩個文社共同推戴為宗主，在集會上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另外，我們知道，順治十年的這次文人集會是在清朝對江南的統(tǒng)治還遠談不上穩(wěn)定的時候召開的，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大背景下，舉辦如此規(guī)模與聲勢的集會，必定震動朝野，引起當局的警覺與不安。作為集會主角，當然也就尤其成為人們注意的對象。

特別是吳梅村在參加了這一次文人集會之后，同一年里，他便應召出仕清朝了，故而他的這一次活動就更加讓人關注。

基于以上原因，關于這次文人集會的來龍去脈，關于吳梅村參加這次文人集會的動機、他在集會上的具體表現(xiàn)以及這次集會對他此后產(chǎn)生的影響，等等，都成了吳梅村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問題。

有關吳梅村參加這次文人集會的情況，除了其本人的詩文以外，杜登春的《社事始末》可以說是最早的記錄了，其中云：“吳梅村出山就道，次虎丘，講求慎、同合局。”杜登春屬于吳梅村弟子一輩，與梅村有交往，其《尺五樓詩集》就是請吳梅村題的序，但是他的記錄卻并不十分準確。按照這句話的意思，吳梅村在應詔赴京出仕清朝的途中（所謂“出山就道”）經(jīng)過虎丘參加了“兩社大會”，這顯然有誤。“兩社大會”是在順治十年的三月召開的，這時，征召吳梅村的詔書尚未下達，他接到詔書“出山”其實已經(jīng)在秋天了，王抃《王巢松年譜》：“九月中，梅村夫子出山北上，余送至吳門”和王撰《王隨庵自訂年譜》：“是秋九月，梅村應召入都”均可為證。就是說，吳梅村應召出山，距離“兩社大會”其實有半年之久。根據(jù)吳梅村本人的詩歌和其他相關記載可知，他在參加了“兩社大會”之后并沒有直接進京，而是到了南京，舊地重游一番，并且在這里想方設法阻止地方官員向朝廷舉薦他，然后回到了家鄉(xiāng)。他應詔赴京是從太倉啟程的，雖然經(jīng)過蘇州，卻沒有再上虎丘。

杜登春的這一錯誤記載影響卻很大，許多人都把吳梅村參加兩社大會當成是他出仕清朝赴京途中的一次活動。清人劉獻廷《廣陽雜記》著錄了一段傳聞，說在兩社大會之上，忽然有一少年投詩吳梅村，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1]這段傳聞流傳甚廣，其依據(jù)其實也是認定吳梅村已然接受了清廷的詔書。當代的許多學者也都把吳梅村參加“兩社大會”說成是其應召入都途中的一次活動，如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之九《幾社始末》云：“吳偉業(yè)也是提倡十郡大社的一個人，那時他正應召入都，道出虎丘，就與同聲、慎交兩社的士子解合，在順治十年(1653)合十郡的才人，和兩社的同志，借著春楔社飲的時候，在虎丘開大會。”朱倓《明季社黨研究·幾社始末》也說：“順治十年癸巳，吳偉業(yè)應召入都，道出虎丘，講求慎、同合局，以與慎交、同聲合解，合九郡之人才，在虎丘舉行大會。”

有些研究者根據(jù)這些材料進而將吳梅村的這次活動的動機與其仕清聯(lián)系起來，說他明亡以后，“不想采取消極的避世態(tài)度，而是以積極的處世哲學求得進取，以期保持他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2]，說他明明知道“虛名在人”會引起清廷的注意，可還是耐不住寂寞，參加了“兩社大會”，所以他是在“作秀，做大秀”，認為他“不是明擺著在等著清廷來征召嗎？”[3]有人甚至說他實際上是在利用這次集會抬高與清廷討價還價的本錢，“因為出仕清廷的大門正在向他打開，他急需這筆本錢去做一單大買賣”[4]。

以上這些話相當尖刻，但卻是無的放矢，因為其所依據(jù)的材料本身就有誤。退一步說，即便吳梅村確實是在應詔赴京途中參加的“兩社大會”，也不能據(jù)此就一定說他在利用這次文人集會抬高與清廷討價還價的本錢。當時稍具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意識到，在反清情緒依然強烈的江南地區(qū)舉辦的這次集會，當局決不會掉以輕心地僅僅把它視為是一次文人雅會，集會的組織者和領袖人物弄不好就會進入黑名單，招災惹禍，哪有什么“抬高討價還價的本錢”可言呢？

那么，吳梅村為什么還一定要參加這次“兩社大會”并且成為大會的主角呢？根據(jù)某些史料可知，這是情勢使然。錢謙益的《與吳梅村書》透露出事情的原委。這封信在《錢牧齋尺牘》卷上，因為對于了解吳梅村參加“兩社大會”的動機至關重要，所以不避篇幅稍長之嫌，全文轉(zhuǎn)錄于下：

頃與閣下在郡城晤言，未幾，遽分鹢首，竊有未盡之哀。不及面陳，比因沈生祖孝雪樵、魏生耕雪竇、顧生萬庶其三子欲謁門下之便，敢以其私所憂者獻于左右，以報閣下，聊申仆繾綣之萬一也。

竊為天下之盛，盛于士君子之同，而壞于士君子門戶之未破。東漢之末，濟濟在朝；元祐以還，英賢杰出。而漢亡宋弱者何哉？分別之見存之太甚故也。其始不過一二君子辨學術同異、政事得失，其心皆出于公普，悲天惻人之切，不覺其過。而胸腑之間毫末未釋，望風承響者乘間佐斗，病腓潰癰，遂至不可療治。清流白馬之痛，有心世道者每每致咎于一二君子之不謹。嗚呼，一二君子之在當時豈自知其為禍之烈至于如此也！

今天下文人，雖不獲方駕古哲，而靈蛇明月，十室而九，較弘、正、嘉、隆之際，似今日為盛。然仆喜其盛，遽憂其衰。蓋吾吳，天下之望也。慎交、同聲兩社，吾吳之望也。若慎交之汪均萬、宋既庭、侯研德、宋右之、吳弘人、計甫草、許竹隱、趙山子諸公，同聲之鄭士敬、章素文、沈韓倬、趙明遠、錢煉百、宮聲諸公，又吾吳兩社之望也。望者，天下之表也。望之所系，豈可輕開嫌隙。諸公仆雖未獲盡與周旋，相為磬折，挹其長論，知其皆道德君子，必無若仆所慮者。然仆聞其頗有異同，在諸公可諒其無他，正恐天下之傅會諸公者不知諸公之指，積釁漸深，安知其禍之極不至于此。《易》曰：“履霜，堅冰至。”太公曰：“兩葉不齊，將尋斧柯。”此仆之喜而遽憂者也。伏以閣下聰明特達，好善不倦之心信于天下久矣，一旦出而調(diào)和焉，則朋黨之釁消，而美閣下者無窮。且兩社之信閣下者尤至，一整頓于詩文，一解憾于杯酒，而固已磊磊明明，盡輸服于閣下，閣下則以談笑之頃收作睹之功矣。

仆年逾七十，時以醫(yī)藥自賴，近復箋注教典，于三藏十二部之文日親，萬事灑然，視天地皆旅泊，獨于朋友文字之好不能盡忘，故欲急睹閣下之成，以申其愿，非有他冀也。若夫區(qū)區(qū)有所未達，則三子頗得其概，坐而問之可也。三子者，李翱、曾鞏之亞，今世士流罕有其儔，而樸厚謹直，好義遠大，可與深言故事，尾及之。氣候增熱，伏惟善攝，不勝鄙劣之愛。

此信在標題《與吳梅村書》之下原注：“論社”。據(jù)考，此信當作于順治九年初夏（見拙作《吳梅村年譜》）。信中提到慎交社和同聲社“頗有異同”，其實乃是兩社互相攻訐、勢同水火的一種委婉說法。他們之間的矛盾在當時的文人圈子里幾乎人所共知，杜登春的《社事始末》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其嫌隙的生成以及矛盾的發(fā)展。錢謙益在信中表達了對這種狀況深深的憂慮，這種憂慮可以說是當時有識之士共有的，大家都擔心慎交社與同聲社這種無原則的意氣之爭會被居心險惡的小人所利用，由本來的學術異同之辨變成政治問題，從而授人以柄，招致清朝統(tǒng)治者的荼毒。因為稍具頭腦的人都知道，清朝統(tǒng)治者對于未盡帖服的江南士人與民眾一直耿耿于懷，時刻伺機要示以顏色的。當時已經(jīng)開始秘密聯(lián)絡抗清力量、積極投身民族復興運動的錢謙益，其思考則更深入一層。他根據(jù)歷史經(jīng)驗和反清復明斗爭的需要，深悉文人只有通過結(jié)社，才能形成影響政治的巨大力量，明末的東林黨和復社就是榜樣。因此，入清以后，在反清復明意識強烈的吳地成立的慎交社與同聲社，就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有了文社，就能團結(jié)廣大漢族士人，有利于反清復明思想的傳播。可是如果文社內(nèi)訌，“輕開嫌隙”，也會瓦解力量，渙散斗志，嚴重了，還會讓異族統(tǒng)治者找到鎮(zhèn)壓的口實，釀成有如東漢、北宋那樣殘酷的“清流白馬之痛”。他在信中把慎交社和同聲社，把兩社中的重要成員說成是“天下之望”，把他們的“積釁漸深”看得那樣嚴重，正是從這一角度而言的，決非要張大其詞，聳人聽聞。

錢謙益致信吳梅村的目的，很明顯就是希望吳梅村能夠出面調(diào)解兩個文社的矛盾，使他們盡快捐棄嫌猜，同心攜手。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清兵下江南之際率先迎降，以致宿望頓損，被多數(shù)士人所鄙，因而難以充當調(diào)解人的角色。而能夠充當調(diào)解人的最佳人選就是吳梅村，因為吳梅村是僅存的復社黨魁，又是前朝遺臣，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其出色的詩文創(chuàng)作又為他贏得了巨大聲望，已然成為文壇宗主；特別他入清后隱居不仕，更贏得了士人欽敬。慎交社和同聲社中的文人雖然多十分傲氣，但對他卻無不表示佩服與尊奉，爭以結(jié)識他為榮。由這封信，可以知道錢謙益曾經(jīng)多次做吳梅村的工作，請他出面擔負起調(diào)節(jié)之任。在致信前不久，兩個人在郡城蘇州相晤時，他便提出了這一期望，但感覺有些話還沒有說到或說透，所謂“竊有未盡之哀”，于是利用沈祖孝、魏耕、顧萬三個人謁見吳梅村之便捎去了這封信。

讀錢謙益的這封信，可以明顯地感到有些地方閃爍其詞，“話到唇邊留半句”，故意沒有說盡。這些“區(qū)區(qū)有所未達”的內(nèi)容，當然不是錢謙益拙于文辭，難以表達清楚，而是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根本就不能明說，所以錢氏請“頗得其概”的沈祖孝、魏耕、顧萬三子代為當面?zhèn)鬟_。被錢謙益稱贊為“好義遠大”的這三子究竟是什么人呢？了解其生平之一二，對推測錢謙益請他們代為當面轉(zhuǎn)達的話題，“可與深言”的“故事”，究竟是些什么內(nèi)容，或許不無幫助。可惜筆者沒有查到顧萬的資料，茲僅將沈、魏二人的小傳列之于下：

乾隆《湖州府志·人物》：“沈祖孝，原名果，字因生，晚號霅溪，又號雪巢，歸安人。少以詩酒豪其鄉(xiāng)，壯游四方，慕郭林宗、范孟博之為人，而家徒四壁，又不肯浮沈取容，人多怪之者。甲申后，奉母逃之松陵，與吳宗潛、范風仁輩結(jié)驚隱詩社，嘯歌淬礪，士之高蹈而能文者胥集焉。晚年賣卜烏戌，自署曰：‘于人只依孝弟，下廉仍事詩書’。”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8《雪竇山人墳版文》：“雪竇山人魏耕者，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后改名，又別名甦，慈溪人也。與歸安錢纘曾居苕溪，閉戶為詩。酷嗜李供奉，長洲陳三島尤契之。東歸游會稽，有張近道者，好黃、老、管、商之術，以王霸自命，見詩人則唾之曰：‘雕蟲之徒也。’而其里人朱士稚與先生論詩極傾倒，近道見之，亦輒痛罵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因此并交纘曾、三島，稱莫逆。先生又因此與祁忠愍公子理孫、班孫兄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久之，先生又遣死士致書延平，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抵京口。己亥延平如其言幾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復遮道留張尚書（煌言），請入焦湖，以圖再舉，不克。是役也，江南半壁震動。既而聞其謀出于先生，于是邏者甚急，纘曾以兼金賂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從延平軍來，有所求于纘曾不饜，并怨先生，以其蠟書首之。先生方館于祁氏，邏者猝至，被執(zhí)至錢塘，與纘曾俱不屈以死，妻子盡沒，班孫亦以是遣戍。初諸子之破產(chǎn)結(jié)客也，士稚首以是傾家，近道救之，得出獄，而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盜而死。己亥之役，三島亦以憂憤而死，真所謂白首同歸者矣。”

沈祖孝的傳記比較簡略，許多地方語焉不詳，但是從他甲申之后，奉母避世和參加驚隱詩社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態(tài)度，尤其是參加驚隱詩社最能說明問題。這是著名的遺民詩社，所有成員都懷有不忘故國之志，彼此常以氣節(jié)相砥礪，有的人還英勇地投身于反清復明的斗爭，如顧炎武、歸莊、吳宗潛等。即此便可以窺見沈祖孝思想感情之一斑。魏耕的傳記略詳，其中記述了他順治十六年秘密聯(lián)絡鄭成功軍，引導其攻入長江，直抵南京，最后功敗垂成，他也因此被殺的經(jīng)過。

錢謙益稱贊沈祖孝、魏耕、顧萬三人“好義遠大”，這“義”應該指的是民族大義，而“遠大”，則是說他們胸懷著恢復故國的宏愿。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測，錢謙益不便在信中明言而只能請他們向吳梅村當面轉(zhuǎn)達的話題以及“可與深言”的“故事”，恐怕與反清復明之事業(yè)相關。那么，他之敦請吳梅村出馬調(diào)解兩個文社之間的矛盾，亦必是從反清復明的大業(yè)出發(fā)立言的。

錢謙益的勸說和沈祖孝等人的游說，代表了眾多江南士子的心愿，吳梅村確實被打動了，并開始付諸行動，出面勸和。《梅村家藏稿》卷54收錄了一封《致云間同社諸子書》，正是其所做勸說兩社和解工作而遺留下來的一個證明。“云間”，即今之松江，這個郡的士子很多參加了慎交社或同聲社，并且成為兩社的重要成員，其中不少人還是當年的幾社成員，也是復社成員，因此吳梅村稱他們?yōu)椤巴缰T子”。吳梅村同他們是相當熟稔的。這封信在一般性的寒暄和對對方才華的贊美之后，才是所欲表達的重點：“偶因汝潁之辨，幾致洛蜀之爭”，這是用錢謙益信中提到的北宋黨爭作比，對兩社的“朋黨之釁”表示了遺憾；有鑒于此，他對兩社士子“勉進苦言”，殷切希望他們“有大道為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誼”，能夠“同歸舊好”。他語重心長地說：“夫意氣總千秋共評，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既彼此齊驅(qū)，今豈后先分歃？愿披悃幅，盡釋猜嫌，從此同心，永消浮論，此偉業(yè)翹首而觀，聳心而聽者也。”

《致云間同社諸子書》應該只是吳梅村所作全部調(diào)解工作的一部分，試想要化解兩社之“積釁”絕不會僅僅憑著一封信就可以奏效，吳梅村為此想必花費了大量精力與心血，對兩社核心成員分別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苦口婆心，反復勸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他的確沒有辜負錢謙益和眾多文人的厚望，出色地擔當起了調(diào)解人的責任，其工作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本來勢同水火的兩個文社終于走到一起，在順治十年的三月三、四兩日在蘇州舉行了聯(lián)合大會，大會的第一天由慎交社主持，第二天由同聲社主持，兩社人士在關羽像前立誓，示彼此不相侵畔。

在大會上，吳梅村繼續(xù)發(fā)揮著調(diào)解人的重要作用，為兩社的“和合之局”大力周旋。他還滿懷感情地寫下了《癸巳春日禊飲社集虎丘即事》四首七律，詩中云：“清溪勝集仍遺老，白帢高談盡少年。”“執(zhí)友淪亡驚歲月，諸郎才調(diào)擅風流。十年故國傷青史，四海新知笑白頭。”“文章興廢關時代，兄弟飄零為甲兵。”……回顧以往，環(huán)視眼前，國事社事，個人感觸，一并融入詩中，顯得無限蒼涼。這組詩剛一脫稿，立即在與會的士子中傳誦開來。

從團結(jié)漢族士人的角度看，這次兩社大會是成功的。它起碼使兩社暫時消除了隔閡，將一大批士人維系在一起，顯示了社團的力量。

綜上所述，兩社大會的召開同吳梅村的關系非常密切，他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兩社大會的籌劃，沒有他的斡旋，兩社大會能否召開恐怕要打上問號。而他之所以花費大量精力促成兩個文社共同舉辦這樣一個規(guī)模浩大的集會，放在順治十年政局的大背景（反清的力量仍然十分活躍，清政府對漢族知識分子尤其是江南士人充滿戒心）之下，應該說多多少少是情勢使然。史料證明，他確實受到了錢謙益和其他一些人的游說與動員，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出發(fā)，分析利害，敦請其出馬。江南的眾多士子也都矚目于他。為了消除兩社無謂的分歧與爭吵，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引來黨禍，他不能無動于衷了。至于這次集會讓他招致更大的“虛名”，從而引起清廷更大的注意，也是事實，但那是客觀造成的。那種認為他在利用這次文人集會抬高與清廷討價還價的資本的說法，出于懸想和推測，未免厚誣古人了。

清代詩歌的兩大特點是什么？（文字ban

清代詩歌的兩大特點：一是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黑暗和腐朽，表達了對被壓迫人民的同情，高揚了愛國主義的旗幟。二是具有強烈的議論化傾向。清詩多言理，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使詩歌散文化。

清代詩歌的兩大特點是什么？（文字版）

清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主

義精神。清詩中的大量作品抒發(fā)了高昂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感情，揭露了封建統(tǒng)治的黑暗、腐朽，表達了對國家大事和民生疾苦的關注，描寫了知識分子懷才不遇、仕途多舛的苦悶心情，反映了較為廣闊的社會生活。

清朝初期，滿族統(tǒng)治者以異族入主中原，為了建立中央集權(quán)專制的政權(quán)，對漢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實行了殘酷的鎮(zhèn)壓，這就激起了尖銳的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從明代中葉開始，中國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的萌芽，商品經(jīng)濟日趨活躍，使得貴族地主階級物質(zhì)生活享受的眼界擴大，他們加緊了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掠奪，進一步激化了農(nóng)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上述兩種矛盾在清初詩人的作品中都有突出的表現(xiàn)。

清詩第二個特點是具有強烈的議論化傾向。清人喜歡“言理”，多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文為詩，使詩歌散文化。許

多清詩得到人們稱頌，并非因為詩中具有

鮮明和飽滿的形象，而是因為詩中有一種理趣引人入勝。

清代詩人并不長于對事物詩意的感受和體會，而長于對事物敏銳而深刻的觀察，許

多清詩并無多少詩味，但在司空見慣的事物和現(xiàn)象中，突然說出了一般人心會而不易說出的道理、使人覺得精警、清新。清代詩人富于“理”而少于“情”，他們在詩中也敘事、寫景，但往往不是為了抒情，而是為了宣志、說理。象衰枚這種力主“性靈說”的詩人也有這種傾向。如他的《雞》詩。“養(yǎng)下雞縱雞食，雞肥乃烹之。主人計自佳，不可使雞知。”全詩并無生動靈活的形象，但揭示了主人與雞的關系，以說理取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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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的詩歌有什么特點？

清代初期，由明代入清代的很多知識分子割不斷故國之情，忠實地恪守著民族氣節(jié)，他們的詩哀故國、悲往事、望恢復、明志節(jié)，這批詩人代表詩人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錢謙益、吳偉業(yè)等。顧炎武，與黃宗羲、王夫之并稱“明末清初三大儒”。顧炎武的詩多傷時感事之作。詩平實不尚藻飾，是“主性情、不貴奇巧”的學者詩，持重、沉郁、蒼涼的風格中可見杜甫詩的神韻。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他的詩強調(diào)

抒寫現(xiàn)實，如《周公瑾硯》：

剩山殘水字句饒，剡源仁近共推敲。硯中斑駁遺民淚，井底千年恨未消。

詩中亡國之恨，故國之思，不加遮攔地溢出筆端。王夫之的詩后人評其為“含婀娜于剛健，有《風》、《騷》之遺則”。王夫之最推崇屈原，并承繼了其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和以美人香草寄托比興的藝術風格。

王夫之的《正落花詩十首》之一詩中五六句脫化于屈原《橘頌》中的“受命不欠，生南國兮”的語句，用花去香消樹仍青青來表明自己志節(jié)不改，浩氣長存。

清代初期詩風多樣，其中能左右詩風，影響遠播的詩人是錢謙益、吳偉業(yè)。錢謙益，在明末清初詩壇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編有廣羅明代詩歌的《列朝詩集》，并在《小傳》部分通過對各家的褒貶、評論闡發(fā)自己的詩歌主張。

錢謙益不僅重視唐詩，也重視宋詩，由此開了清人宗宋的風氣，成為明清詩歌變化的一大轉(zhuǎn)折。他的詩將唐詩與宋詩的特點結(jié)合在一起，善于用典，富于辭藻，善于抒情，長于近體，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

錢謙益能以《后秋興》13組124首詩與杜甫《秋興八首》葉韻唱和，學杜甫而不拘泥，足證其藝術造詣之深。

吳偉業(yè)，早期的詩歌顯得較為清麗，而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大動蕩中，他寫的詩歌多以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更多地關心具體個人在歷史中的命運。

《圓圓曲》是吳偉業(yè)的歌行體詩，通過名妓陳圓圓與吳三桂的悲歡離合，描寫吳三桂降清導致明代滅亡的重大歷史事件，將風情萬種的兒女私情與波譎云詭的重大政治事件結(jié)合在一起。

詩中對陳圓圓曲折坎坷的經(jīng)歷充滿了同情。“慟哭六軍俱縞素，沖冠一怒為紅顏”，對吳三桂雖有婉曲的嘲諷，卻又帶有頗多的同情。像《圓圓曲》這樣的詩，用七言歌行寫成，兼具“初唐四杰”和白居易詩歌的神韻，深情婉轉(zhuǎn)，韻味悠揚。

除《圓圓曲》外，吳偉業(yè)還寫有《永和宮詞》、《琵琶行》、《雁門尚書行》等七言歌行，一直被世人傳誦。

在清代初期詩壇上，“南施北宋”也是有影響的詩人。“南施”，即施閏章。施閏章，對百姓的疾苦感觸至深，詩中的誠摯同情溢于言表。他還寫有工于寫景的詩。這些詩作自然流暢，繪聲繪色，景象萬千，頗具盛唐王維、孟浩然的風度。

“北宋”，即宋琬。宋琬一生坎坷，連遭大難，寫下的詩歌多反映被逮捕、被關押的生平遭遇，其感慨時世和悲苦怨懣之詞充斥詩篇。他五七言古體篇幅嚴密，淳雅凝練，格調(diào)蒼茫。

王士禛，在清代初期詩人中最著名，倡導“神韻說”，即在詩歌的藝術表現(xiàn)上追求一種空寂超逸、鏡花水月、不著形跡的境界。王士禛遵從“神韻說”，他的詩追求淡遠空靈、委婉蘊藉的風格。

王士禛早年的成名之作《秋柳》4首表現(xiàn)出意旨朦朧，情境悠遠的特點，而《秦淮雜詩》二十首更是得到人們的競相傳寫。

清朝晚期，詩歌呈現(xiàn)出怎樣的特點？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清代進入晚期，中國社會進入近代，并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此時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要體現(xiàn)出如何適應社會變革需要這一特點。

首開風氣的人物是龔自珍。龔自珍(1792～1841)是近代最早呼喚改革的先進思想家。他的詩以其先進的思想，縱橫議論，抒發(fā)感慨，有力地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上脫離現(xiàn)實的傾向，詩風也以瑰麗奇肆著稱，足能矯拔頹風。如他熱情呼喚新思潮的到來：“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疒音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這些“傷時之語，罵座之言”不能不動搖人們對舊制度的懷疑，震撼一代進步知識分子的心靈，為后來的思想界、文學界注入新生命。

隨著資產(chǎn)階級改良思潮的發(fā)展，“詩界革命”亦成為其中的一個有機部分。發(fā)起者是黃遵憲和梁啟超等人。黃遵憲(1848～1905)是最早從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給“詩界革命”開辟道路的人。黃遵憲在理論上提倡“我手寫我口”(《雜感》)，“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詩集自序》)；同時又提倡利用古人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加以變化求新，從而創(chuàng)造一種“古人未辟”的新體詩。他的創(chuàng)作也確實達到了“以舊風格含新意境”，“融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境界。如《今別離》將輪船、火車、電報、照相等新鮮事物寫入詩中；《馮將軍歌》等寫中法、中日戰(zhàn)爭；《哀旅順》等寫喪權(quán)辱國；《出軍歌》等大力鼓舞抗敵救亡士氣，不愧為一代“史詩”和“新派詩”。

黃遵憲像

梁啟超以其崇高的聲望大力提倡“詩界革命”，其詩作敢于打破傳統(tǒng)形式，自由抒寫，對促成新體白話詩的產(chǎn)生有一定積極影響。之后，雖有“同光體”詩人陳三立、陳衍大力表張宋詩，工門豈運大力表張漢魏六朝詩，力圖在新詩派發(fā)展時，用舊形式作最后的一搏，但無奈大勢已去，影響甚微。

為啥清朝的詩詞水平要高于明朝

清代詩歌的整體水平，我個人比較信服王國維的說法，即“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明清小說，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

“詩至唐中葉以后，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至南宋以后，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清代是一個景象紛繁，光怪陸離、社會驟變的時代，詩歌佳作自然少不了，整體水平比明代高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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