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賞析詩經(jīng)的《長發(fā)》(詩經(jīng) 長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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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啟而宇,長發(fā)其祥”具體的解釋是什么啊?謝謝
喬遷新居的對聯(lián)
大啟而宇,長發(fā)其祥
大啟而宇 自從上天或是上帝開天劈地形成了宇宙,創(chuàng)造天地
長發(fā)其祥 長久發(fā)展成福慶吉祥的樣子。(或是很早以前就有天賜的安詳)
詩經(jīng):
長發(fā)
浚哲維商,長發(fā)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fā),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長發(fā)〉是〈詩經(jīng).商頌〉下面的一首詩歌,是為了「大禘」而作的贊美詩。
什 叫「大禘」呢?
《毛詩正義》解釋說:「大禘,郊祭天也。」
《禮記》解釋說:「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這兩段話的大意是:
「大禘」是指在郊外舉行的「祭天」大典。
古時候,君王要定期舉行祭天大典,以敬拜創(chuàng)造祖先的上帝(這是祭天的主祀),同時也追思祖先,并把追思祖先的活動做為祭天大典的配祀。萬物的根源來自天父上帝,人類的根源來自祖先,所以在郊外舉行祭天大典敬拜上帝時,也要舉行配祀以追思祖先。在郊外祭天的目的,是為了要隆重地報答上帝和祖先的恩德。
這里所謂的「其祖之所自出」,是指人類出現(xiàn)的源頭,即祖先的祖先。但是人類祖先的源頭追溯到最遠是誰呢?追根究底,人類最遠、最初的祖先就是「屬靈的天…上帝」。東漢馬融這樣形容「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人類文明的祖先是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是人類文明也是萬物的始祖。
由此可見,「大禘」和「禘其祖之所自出」所指的都是同一個儀禮…「祭天」大典,「祭天」大典的主祀是敬拜上帝,配祀是追思祖先。
關(guān)於這個「郊祭天」的大典,孔子這 描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敬拜上帝的儀禮叫做「郊社之禮」,追思祖先的儀禮叫做「宗廟之禮」。懂的如何「敬拜上帝、追思祖先」的人,治理國家就好像讀自己手掌的紋路一樣容易。
下面是〈長發(fā)〉的白話譯文:
廣大明哲的殷商,
很早以前就有天賜的安祥,
遙想當(dāng)年洪水患難,
大禹治水給大地帶來了平安,
使中國的疆域逐漸向外擴展,
直到幅員又遠又長,
那時有娀氏的女兒正在成長,
上帝祝福她生下了商王。
商王契施行德政,
不僅在自己小小封國里執(zhí)行,
也推行到大中華的每一塊疆域,
使全地的百姓都努力遵循。
他到各地巡視,
看到民眾遵守律法無不滿心歡欣,
商契的子孫相土更是威名遠播,
連海外的諸侯也都前來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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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毛詩正義》所登錄的原文和注解如下:
長發(fā):大禘也。【注-1】
浚哲維商,長發(fā)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注-2】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fā),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注-3】。
【注-1】
《毛詩正義》解釋說: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正義曰:長發(fā)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
從《毛詩正義》的注解里我們可以看出,在祭天的大典上,中國先民所崇拜的「上帝」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所敬拜的上帝乃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宇宙萬物的創(chuàng)造者」。這跟老子所形容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奧」的「道」完全一樣的意思,即:上帝是道,道也是上帝。
【注-2】
浚,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dāng)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fā)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
【注-3】
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yè),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用歷史學(xué)欣賞詩經(jīng)
《詩經(jīng)》本來只是周代的詩歌集,作者既有平民,又有貴族,涵蓋了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作為歷史的見證,《詩經(jīng)》保存了當(dāng)時社會生活的鮮明特色,保存了些國家大事的真實細節(jié),同時也保存了上古史的某些素材。儒家學(xué)說將《詩經(jīng)》加以引申發(fā)揮,有的固然合乎情理,有的風(fēng)馬牛不相及,有的簡直是誤解。但是由于儒家學(xué)說二千多年的正統(tǒng)地位,多么離奇的說法都被奉為圭臬!今天正本清源,充分認識《詩經(jīng)》的歷史學(xué)地位,有重要的意義。 《詩經(jīng)》共305篇。“小雅”的《南陔》、《白華》和《華黍》三首已經(jīng)失傳,而在一些版本中,仍列出這三篇的題目。《詩經(jīng)》分“風(fēng)”、“雅”、“頌”三部分。“風(fēng)”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居多,愛情、婚姻生活,歌頌人民美德,征人思鄉(xiāng),沒落貴族的哀怨,奴隸反抗剝削.......真切的情感溢于言表。“雅”為周王畿內(nèi)樂調(diào)。“大雅”與“小雅”的區(qū)別《詩序》認為是王政有大有小,以此分為兩類。“大雅”多作于西周早期,“小雅”則從西周后期到東周時。“雅”的主要是貴族宴會上歌唱,也有民歌。“頌”是祭祀時唱的,其中部分是民族史詩。《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事實上,在孔子之前“詩三百”已經(jīng)成形,孔子只是編訂這三百多篇詩歌的樂譜,親自演唱,目的在于復(fù)興禮樂。孔子刪詩并不可信。周王朝有采集民歌的制度。各地民歌與貴族、王室的作品合為詩集,是由周王朝的樂官完成的,從《左傳》引用《詩》看,早在孔子出生之前《詩》已成為上層人士的學(xué)習(xí)內(nèi)容,在談話中引用的《詩》,大部分見于后來傳世的《詩經(jīng)》 孔子把《詩經(jīng)》作為自己講課用的教材之一,后學(xué)不斷發(fā)展孔子及其弟子的學(xué)說,《詩經(jīng)》成為一門莊嚴偉大的學(xué)問。學(xué)者根據(jù)楚竹書《詩論》,認為《詩論》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作者應(yīng)為子夏。《詩論》經(jīng)過了多次改編,最后成為《詩序》。由戰(zhàn)國時代的毛亨和漢朝的毛萇即大小毛公所傳的《毛詩》,又由漢朝的鄭玄作注,唐朝的孔穎達作疏,《毛詩》在經(jīng)學(xué)中確立了至尊地位。兩千多年來,《詩經(jīng)》研究既有訓(xùn)詁,又有思想的探討,近、現(xiàn)代更有不少學(xué)者用于音韻學(xué)考證。在眾多的學(xué)術(shù)流派中,用現(xiàn)代的思想和方法去辯別,不僅是全面探究《詩經(jīng)》的需要,還是把握中國思想史的需要。如《靜女》: “靜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 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 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 洵美且異, 匪女之為美, 美人之貽。” 這是一首表達細膩傳神的愛情詩。《毛序》認為“《靜女》刺時也,衛(wèi)君無道,夫人無德。”完全是胡說!朱熹認為這是“淫詩”,看清了本質(zhì),可異定性不對,與理學(xué)的“偽君子”有關(guān)吧?理學(xué)最大的缺陷就在于這種偽善的說教。 另一方面,從《詩經(jīng)》的某篇引申出新義,也是確實存在的。以《關(guān)瞧》為例,《毛序》:“后妃之德也,《風(fēng)》之始也,所以風(fēng)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 今人以為這只是一首愛情詩,從“夢寐以求”到“定婚”、“結(jié)婚”,很自然。但翟相君考證說,這是一首求賢詩。馬王堆帛書載“(《關(guān)睢》)由色喻禮”,用淑女喻賢士是合乎戰(zhàn)國時代觀念的。當(dāng)時“鐘鼓”與今義不同,指編鐘和懸鼓,歡迎嘉賓、祭祀或有樂事時才用,鄉(xiāng)人不可能有鐘鼓。諸侯宴賓、祭祀時,規(guī)定用《關(guān)瞧》等詩。當(dāng)時婚俗必須有媒人,除了“野合”之外,應(yīng)依禮而行,就算詩最初如字面所述,是愛情詩,而引申的意義在戰(zhàn)國時代被人們認可也中事實。 《頌》對于上古史有一些記載,十分重要。尤其《長發(fā)》一篇關(guān)于殷人開拓海外業(yè)績的追述,既已得到墨西哥考古發(fā)現(xiàn)的驗證,足以說明其真實性。可惜多數(shù)專家對此不悄一顧作為《商頌》之一的《殷武》,記載“維女荊楚,居國南鄉(xiāng),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是說商湯以德服天下,從氐羌到荊蠻無不朝貢。《越絕書.吳內(nèi)傳》:“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心歸之。......”可以佐證。《殷武》又記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甲骨文對此事件有明確記載,一條是:“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輿,左比曾”,另一條是:“乙未卜,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輿,左比(曾),十二月”。是說十二月乙未就伐荊卜,在我、曾、舉三國配合下,武丁親自率右、中、左三軍向荊楚發(fā)起進攻。可見《頌》包含的史實是傳承下來的可靠記載,可以補充正史的缺漏。 周代政治風(fēng)云在《詩經(jīng)》中有明確反映。王雷先生對“共和行政”的考證就利用了《詩經(jīng)》的證據(jù)他認為周朝史官有意隱瞞了發(fā)生公元前842年有大規(guī)模暴動,《桑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立王”不可能指在位許多年的厲王,而是指宣王。厲王被逐后,宣王即位,國人暴動(這一次人所共知),召公用自己的兒子替宣王受死。“滅我立王”是詩作者的誤解,他以為國人真的殺了新立的宣王,師毀簋作于共和元年正月丁亥日,“隹(唯)王元年”即宣王剛被擁立為王時。不久,國人暴動,宣王被召公保護起來,公元前827年再次即位”。但史書中隱去了宣王第一次即位的史實。《竹書紀年》說:“共伯和干王位”,共伯和位于天子之尊,師毀稱他是“皇君”。這證明“共和”指“共伯和”,并非周召二公共和。《六月》:“薄伐嚴允,以奏朕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師和父即共武公,即共伯和。宣王五年尹吉甫接替他的職位。《莊子.讓王》說共伯和“得乎丘首”,是有道之人,淡泊名利。《史記》對這段史實或隱或刪,責(zé)任在周朝史官身上,《詩經(jīng)》則有真實的記述。 《詩經(jīng)》在名物、地理、習(xí)俗等方面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就不多談了。我們在欣賞其藝術(shù)的一面之外,也可以發(fā)掘其中的史學(xué)內(nèi)涵。
希望采納
詩經(jīng)中關(guān)于長發(fā)
oo32174以炔:你好。
《詩經(jīng) 頌 商頌 長發(fā)》:
全詩具有史詩的因素,敘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實為基礎(chǔ),同時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詩一樣,吸取了上古的許多神話傳說素材,但又根據(jù)殷商統(tǒng)治階級的功利及其意識形態(tài),對神話傳說有所取舍和改造。
全詩從頭到尾貫穿著殷商統(tǒng)治階級的天命論思想:“君權(quán)天授”,他們是天帝的嫡裔,他們立國、開辟疆土、征伐異族、占有九州而統(tǒng)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們建立的新王朝的統(tǒng)治權(quán)以及所有的福祿——權(quán)力、財富和顯赫的榮耀,都得之于天,因為他們是天子及其嫡裔。統(tǒng)治階級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是他們建立統(tǒng)治的理論基礎(chǔ)。詩中歌頌武功,即暴力掠奪和擴張,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祿是總”……,統(tǒng)治權(quán)和享受的百祿,都來自運用本身強大力量進行的戰(zhàn)爭。崇尚勇武和戰(zhàn)爭,為侵略、鎮(zhèn)壓、掠奪和統(tǒng)治披上“天意”的偽裝.正是殷商天命論的實質(zhì)。
本詩的敘述并不平直板滯,善于運用一些形象的語言,描寫較為生動。韻律也較為整齊,除全詩末兩句外,句句用韻,每章?lián)Q韻。在句式上,多用對句,或上下句相對,或雙句相對,或章句相對,行文變化多姿,使語言整齊勻稱,內(nèi)容凝煉集中,有較強的節(jié)律感。
如何賞析詩經(jīng)《長發(fā)》?
《長發(fā)》
浚哲維商,長發(fā)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fā)。相士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圣敬日躋。
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yōu)優(yōu)。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yè)。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譯文
英明睿智大商始祖,永久興發(fā)福澤禎祥。上古時候洪水茫茫,大禹平治天下四方。遠方之國均為疆土,幅員廣闊而又綿長。有娀氏女青春年少,上帝讓她生子立商。
玄王商契威武剛毅,接受小國認真治理,成為大國政令通利。遵循禮法沒有失誤,巡視民情處置適宜。先祖相土武功烈烈,四海之外順服齊一。
先祖聽從上帝意旨,到成湯時最合天心。成湯降生適逢其時,明哲圣德日益增進。久久不息禱告神明,敬奉上帝一片至誠,上帝命他九州執(zhí)政。
接受寶玉小球大球。作為諸侯方國表率。承受上天所降福佑,既不爭競也不急求,既不太剛也不太柔。施政溫和而且寬厚,千百福祿歸王所有。
接受大小拱璧珍寶,作為諸侯方國依靠。承受上天所賜恩寵,顯示他的勇武英豪。既不震恐也不動搖,既不懼怯也不驚擾,千百福祿都會來到。
武王興師揚旗親征,威風(fēng)凜凜手持斧鉞。進軍如同熊熊火焰,沒有敵人敢于阻截。一棵樹干生三樹杈,不能再長其他枝葉。天下九州歸于一統(tǒng),首先討伐韋國顧國,再去滅掉昆吾夏桀。
還在以前國家中世,湯有威力又有業(yè)績。他確實是上天之子,天降卿士作為輔弼。他也就是賢相伊尹,實為商王左膀右臂。
賞析
這是殷商后王祭祀成湯及其列祖,并以伊尹從祀的樂歌。
全詩七章,每章句數(shù)不等,其結(jié)構(gòu)形式與《詩經(jīng)》大多數(shù)篇章整齊的四言體等句分章不同。有韻,又與《周頌》各篇大多無韻不同。其內(nèi)容以歌頌成湯為主并追述先王功業(yè),并兼及功臣,也與其他祭頌之詩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國立國歷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國,所以商國一直蒙承天賜的吉祥。第二章歌頌商契建國施政使國家發(fā)展興盛,以及先祖相土開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轉(zhuǎn)入歌頌成湯。第三章歌頌成湯繼承和發(fā)展先祖功業(yè),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頌成湯奉行天意溫厚施政,剛?cè)徇m中,為諸侯表率,因得天賜百祿。第五章歌頌成湯的強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寧,為諸侯所依靠,因得天賜百祿。第六章歌頌成湯討伐夏桀及其從國而平定天下。第七全詩從頭到尾貫穿著殷商統(tǒng)治階級的天命論思想:“君權(quán)天授”,他們是天帝的嫡裔,他們立國、開辟疆土、征伐異族、占有九州而統(tǒng)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們建立的新王朝的統(tǒng)治權(quán)以及所有的福祿——權(quán)力、財富和顯赫的榮耀,都得之于天,因為他們是天子及其嫡裔。統(tǒng)治階級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是他們建立統(tǒng)治的理論基礎(chǔ)。詩中歌頌武功,即暴力掠奪和擴張,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祿是總”,統(tǒng)治權(quán)和享受的百祿,都來自運用本身強大力量進行的戰(zhàn)爭。崇尚勇武和戰(zhàn)爭,為侵略、鎮(zhèn)壓、掠奪和統(tǒng)治披上“天意”的偽裝.正是殷商天命論的實質(zhì)。
詩中塑造了商王朝創(chuàng)造者成湯的形象。他繼續(xù)祖業(yè)而積極進取,開創(chuàng)新王朝基業(yè)。他恭誠敬天,“帝命不違”,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獲得天佑,“百祿是遒”,是忠誠的天之子;他英武威嚴,戰(zhàn)無不克,“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沖鋒敵陣,其氣勢“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既蔑視敵人,英勇無畏,又能采取正確的戰(zhàn)略,從而征服天下,是智勇雙全的英雄;他又是賢明的執(zhí)政者,“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圣敬曰躋,昭假遲遲”,勵精圖治,選賢與能,作諸侯的表率,是諸侯的依靠。《孟子·離婁下》也談到商湯此人:“湯執(zhí)中,立賢無方。”“執(zhí)中”,即指湯“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而言,是執(zhí)政的必備品格;“立賢無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傳說伊尹本是奴隸,湯發(fā)現(xiàn)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輔佐下湯得以完成大業(yè)。詩中歌頌的成湯的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隸主貴族階級的理想品格。對于湯,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贊揚的,因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統(tǒng)治者的理想品格;不過,他們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訓(xùn),把殷商的天命論加以發(fā)展和改造,提出“天命無常,唯德是從”,認為天命不是永久不變的,上帝是道德神,仁德愛民才能獲得和保持天命不變,因而突出執(zhí)政者的道德,同時對理想人格也加以豐富和發(fā)揮,推動歷史前進一大步。這些內(nèi)容,讀者從《周頌》和《大雅》都可以體會到。
《長發(fā)為君留》賞析
在以后的日子里,長發(fā)剪剪蓄蓄,從未曾因為某個人而在長發(fā)中留下一個故事。
只是在每次剪完頭發(fā)后看著一地的青絲,總會心想:什么時候要能讓我心甘情愿為一
男孩留住長發(fā),能讓他死心塌地住進我的長發(fā)里,那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我想差不多所有的男性都會喜歡長發(fā)的女孩,長發(fā)女孩千種風(fēng)情萬般憐愛系于發(fā)
端,直叫英雄難過美人關(guān)。即使是一個長發(fā)披眉的背影也能讓多情男子更生出許多不
切實際的幻想,想像著那頭秀發(fā)的主人是否擁有一張精雕細琢的臉龐。
其實女孩的長發(fā)更多詮釋的是一種含蓄的典雅,長發(fā)的女孩讓人看到更多的是女
孩的似水的柔情,試想一個能悉心照料自己長發(fā)的女孩還有什么理由讓人懷疑她打理
愛情的能力呢?
自古至今,女孩的長發(fā)頻頻出現(xiàn)在了一些美麗的故事中“玉環(huán)一縷青絲換得三千
寵愛于一身”、“誰把你的長發(fā)盤起,誰與你做的嫁衣”等等。讓人更生出對愛情的
幾許幻想和期待,期待自己能成為那個故事中的主角。
那天,我忽然想到人說“結(jié)發(fā)夫妻”,頭發(fā)真能打結(jié)嗎?我拉下了自己兩根長發(fā)
,然后打了個死結(jié),我以為拉一下會斷掉。沒想到輕輕拉了一下看似已無法解開的頭
發(fā),竟然輕易就分開了……
原來頭發(fā)是不能打結(jié)的,這是不是像真正相愛的人在情路上也沒有真正的死結(jié)。
兩個人之間的死結(jié)無法解開,那是因為兩個人都懶得去努力去溝通,其實也就僅僅只
需那么一點點的付出而已。
一直以為女孩不能輕易為一個人留長發(fā),為君蓄發(fā)---那是一個美麗的承諾,一
句無聲的誓言,如果沒有把握能做到那是萬萬不可應(yīng)允下的。
其實女孩不可能一生只為一個他留發(fā),既有“長發(fā)為君留”,也會有“長發(fā)因君
斷”。女孩若為一男孩留了很久的長發(fā)后在某天毅然決定剪掉,那其中必定有個傷情
的原因:哀莫大于心死,其實女孩剪斷的何止是地上的縷縷青絲,更有的是沉沉的牽
掛和那份傻傻的癡戀。
在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心里一直想著一個人,他此時在和我千里之外的另一個
城市,放下筆給他發(fā)了個消息:
突然想起你.心撲騰撲騰地跳得我疼..長發(fā)為君留.散發(fā)待君束..你能明白嗎.你
應(yīng)該會知道的..你一向最懂我的..晚安!
說說對詩經(jīng)的鑒賞,急用
六經(jīng)中的《詩》是我國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我國的詩歌文學(xué)當(dāng)以此書為鼻祖。詩歌之興,不但早于散文,而且遠在文字以前。這句話,乍聽到時未免有些詫異,仔細一想?yún)s也會于情理。《世本》說伏羲作瑟、女捐作笙黃,《風(fēng)俗通》說神農(nóng)作瑟。我國的文字創(chuàng)于黃帝時,可見樂器的發(fā)明遠在創(chuàng)造文字之前了。樂,所以和歌,那時雖尚無文字,已有口頭唱的詩歌了,所以用樂來伴奏的。《呂氏春秋》說:“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雖然沒有記下那時的歌辭,已可證明其有詩歌了。《史記索隱》引《西河舊事》載匈奴民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這雖是譯文,但必匈奴本有此歌,方可譯成漢文。匈奴是無文字的民族,也可有他們的謳歌,不是我國未有文字時已有歌謠的旁證嗎?沒有入學(xué)的孩子們有他們的兒歌,沒有識字的鄉(xiāng)民們有他們的山歌,這又是一個旁證。我國的詩歌文學(xué)興起既早,古代的詩歌當(dāng)然很多,但是散見各書的,如《斷竹歌》(見《吳越春秋》)、《市壤歌》(見《帝王世記》)、《康衡謠(見偽《列子》)、《卿云歌》(見《尚書大傳》)、《南風(fēng)歌》(見《尸子》)、《五子之歌》(見偽古文《尚書》)等,多出后人依托;如《湯盤銘》(見《禮記·大學(xué)》)、箕子《麥秀詩》)、伯夷《來薇歌》(見《史記·宋微子世家》及《伯夷列傳》等,又都是吉光片羽,一鱗半爪。集古代的詩歌蔚為大觀,且信而有征的,終首推這一部《詩經(jīng)》。 這部《詩》一共有三百十一篇,內(nèi)有六篇有目無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均在《小雅》中),除了這六篇尚有三百零五篇,舉其成數(shù),故曰“《詩》三百”。這三百零五篇詩,分編做三部分: (-)風(fēng) 分十五國編纂:1.《周南》2.《召南》3.《邶風(fēng)》 4.《鄘風(fēng)》5.《衛(wèi)風(fēng)》6.《王風(fēng)》7.《鄭風(fēng)》8.《齊風(fēng)》9.《魏風(fēng)》 10.《唐風(fēng)》 11.《秦風(fēng)》12《陳風(fēng)》 13.《檜風(fēng)》 14.《曹風(fēng)》 15. 《豳風(fēng)》。 (二)雅 分二部:1.《小雅》 2.《大雅》 (三)頌 分三部:1.《周頌》 2.《商頌》 3.《魯頌》 風(fēng)的第一篇是《周南》的《關(guān)睢》,《小雅》的第一篇是《鹿鳴》,《大雅》的第一篇是《文王》,頌的第一篇是《周頌》的《清廟》,這叫做“四始”。為什么叫做“風(fēng)”、“雅”、“頌”呢?據(jù)《詩大序》說:“上以風(fēng)化下,下以風(fēng)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放曰風(fēng)。……雅者,正也,宣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因為“風(fēng)”是由各國采集的民歌,是民間文學(xué),足以借此考見各地方的風(fēng)俗,各地方的風(fēng)俗是由于在上者化民成俗的治教的影響,而各地方的人民對于在上者的政治的感想、譏刺或贊美,都可以用風(fēng)喻的詩歌表達出來。所以這一個“風(fēng)”字,含有“風(fēng)俗”、“風(fēng)化”、“風(fēng)喻”三種意義。“雅”是士大夫文學(xué),是文人們美刺朝政之作。“政者,正也”(見《論語》),“雅者,正也”,故名為“雅”。至于以政之小大別雅之小大,則讀遍了《小雅》、《大雅》也找不出證據(jù)來。“頌”是廟堂文學(xué),是用以歌頌功德的,大概是用于郊祀及祭先王、先公時。周是當(dāng)時的王室,商是周的前一代,魯雖僅是一個諸侯國,因為周公旦輔相成王,曾有大功德于王室,所以也有頌。 風(fēng)、雅、頌之外,尚有所謂“賦”、“比”、“興”,合起來叫做“六義”。風(fēng)、雅、頌是詩的性質(zhì)、體制上的分類,賦、比、興則是詩的作法上的分類。《詩序》于賦、比、興未加解釋,朱熹《詩傳綱領(lǐng)》云:“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托物興詞。”范處義《詩令補傳》云:“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為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日人兒島獻吉郎《毛詩考》云:“賦是純敘述法,比是純比喻法,興是半比半賦之法,前半用比、后半用賦。”總之,“賦”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為比,喻其情事;“興”是托物興起,抒寫情意。例如,“關(guān)關(guān)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一章詩,以河洲上睢鳩之關(guān)關(guān)而鳴以求其偶為比,以興起后二句所賦的淑女、君子之為嘉偶,便是“興”的作法。其實,就我國數(shù)千年來的詩歌綜合分析起來,其體類也不外乎“民間文學(xué)”(風(fēng))、“士大夫文學(xué)”(雅)、“廟堂文學(xué)”(頌)三種,其作法也不外乎“直抒情事”(賦)、“借物比喻”(比)、“托物起興”(興)三種而已。 前人論《詩》于“風(fēng)”、“雅”二類中,又有“正風(fēng)”和“變風(fēng)”、“正雅”和“變雅”之別。“正風(fēng)”措《周南》、《召南》(從《關(guān)難》至《騶虞》)二十五篇,“變風(fēng)”指《邶風(fēng)》至《豳風(fēng)》(《柏舟》至《狼跋》)的一百三十五篇;“正雅”指《小雅》中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中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變雅”指《小雅》中自《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大雅》中自《民勞》至《召旻》二十三篇。據(jù)孔穎達《毛詩正義》謂,由于王道始衰,政教始失,故有變風(fēng)、變雅之作。我覺得這話未必可靠。因為《豳民》中的《七月》是《詩經(jīng)》中最早的詩,《鴟鸮》、《東山》、《破斧》諸篇又是關(guān)于周公的,總不應(yīng)說是王室既衰、政教既失后的作品。其實,這種“正”、“變”的區(qū)別,根本是不必要的。 古有行人乘輶軒,振木鐸,以采詩而獻之太師,陳于天子制。此事散見于各古書者甚多,不僅《漢書·藝文志》有此說而已。(按《漢志》云:“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fēng)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禮記·王制》亦有“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fēng)”之語。《詩》中的“風(fēng)”,就是由各地方采集而來的。既采集了,仍分國編輯,其區(qū)域尚可考見。如《豳風(fēng)》、《秦風(fēng)》的地域約當(dāng)今之陜西,《唐風(fēng)》的地域約當(dāng)今之山西,《邶風(fēng)》《鄘風(fēng)》、《魏風(fēng)》、《王風(fēng)》、《衛(wèi)風(fēng)》、《鄭風(fēng)》、《陳風(fēng)》、《檜風(fēng)》約當(dāng)今之河南,《齊風(fēng)》、《曹風(fēng)》約當(dāng)分之山東,二《南》中的《江漢》等篇約當(dāng)今之湖北的北部,總之是我國黃河流域,那時文化中心的作品。 至于詩的時代,也可以從它的本身推斷得之。三《頌》中的《商頌》,一說是周代宋國的詩,所以頌宋襄公的,但《國語·晉語》中載公孫固對宋襄公已引《商頌》“湯降不遲,圣敬日躋”二句,可見在宋襄公之前已有《商頌》了。《國語·魯語》記閩馬父之言云:“當(dāng)正考父校商之名頒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鄭司農(nóng)(眾)云:“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現(xiàn)存《詩經(jīng)》中的《商頌》恰好是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fā)》、《殷武》)。這五篇頌,大概是留傳下來的商代郊祀樂章,春秋時的宋國還沿用著的吧!可是《豳風(fēng)》中的《七月》卻比《商領(lǐng)》還早,觀其所歌,似系周太王自豳遷歧以前的作品,而且篇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所用皆為夏正,故近人梁啟超認為是夏代的作品。或者商既代夏,改了正朔,而民間尚仍其舊習(xí),沿用夏歷(這和民國元年已改用陽歷而民間尚沿用陰歷一樣),但極遲當(dāng)在商代。《秦風(fēng)·渭陽》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說者以為是秦康公送晉文公之詩(穆公之夫人、康公之母為晉獻公之女、文公之姊)。《陳風(fēng)·株林》曰:“胡為乎株林?從夏南。”說者以為是刺陳靈公見夏姬的。二事都在春秋中世,但是“舅氏”何以知其必為秦康公之舅?“夏南”何以知其必指夏姬?仍找不出實在的證據(jù)來。只有《魯頌·閟宮》中明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確是指魯僖公的。我國文化至周而始完全發(fā)達,平王東遷前后又是政治、社會急劇變動的時期,所以那時候的詩最多。那么,何以春秋中世以后的詩,不被輯人《詩經(jīng)》呢?《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所謂“王者之跡熄”者,系指春秋中世,周室衰而采詩之制廢,故不復(fù)能采各國的風(fēng)詩,而雅、頌亦不復(fù)有人收輯,故曰“《詩》亡”。所以《詩經(jīng)》所收之詩,至春秋初期為止。 綜上所述,《詩經(jīng)》的地域是黃河流域,最南的仍是在長江以北;《詩經(jīng)》的時代,最早的大概是商,最遲的是春秋初世,而以西周末、東周初為其中心。我們讀了這一部《詩經(jīng)》可以推知那地域、那時代的政治、社會的大致情形。
《詩經(jīng)》中的詩以四言詩為主,但例外的也不少。《鄭風(fēng)·緇衣》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接子之粲兮。”“敝”和“還”是一言的。《小雅·祈父》云:“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是二言的。《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前四句都是三言的。《召南·行露》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都是五言的。他如《周南·卷耳》的“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兄觥”,是六言的;《小雅·十月之交》的“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的。但以全部《詩經(jīng)》而論,終以四言詩占絕對多數(shù)。《詩經(jīng)》中也有“兮”字調(diào),如《周南·麟之趾》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則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摽有梅》的“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則間一句用“兮”字;《鄭風(fēng)·狡童》的“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則四句中有三句用“兮”字;《魏風(fēng)·十畝之間》的“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則每句均用“兮”字。從這里,很可以看出由《詩經(jīng)》增變到《離騷》體的“兮”字調(diào)的痕跡來。但以全部《詩經(jīng)》而論,“兮”字調(diào)終只占絕少數(shù)。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詩經(jīng)》時代是四言詩的全盛時代。 《詩經(jīng)》的作者,有可以從本詩中找得的,例如制《小雅》的《節(jié)南山》明說“家父作誦”,《巷伯》明說“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大雅》的《崧高》、《保民》都明說“吉甫作誦”;也有可以從別種古書上查出來的,例如《尚書》說《鴟鸮》的作者是周公旦,《左傳》說《載馳》的作者是許穆公夫人,《常棣》的作者則《國語》說是周公、《左傳》說是召穆公。但有作者可指的畢竟是極少數(shù),至其本事更無從查考了,因此,后來學(xué)者雖然對于詩的作者和本事各有所注釋,大多數(shù)是揣度之辭,不能信以為實。 我們讀《詩經(jīng)》時,當(dāng)把這種種揣度附會之言廓清,正不妨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地各抒己見。崔述《東壁遺書》里的《讀風(fēng)偶識》便是以這種態(tài)度去讀《詩經(jīng)》中的國風(fēng)的。例如《詩經(jīng)》中第一首《關(guān)睢》: 關(guān)關(guān)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zhuǎn)反側(cè)。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這明明是一首寫求配偶的經(jīng)過,戀愛成功而結(jié)婚的詩。首章以河洲上關(guān)關(guān)地叫著求偶的瞧鳩為比,興起淑女為君子的嘉偶,總攬全詩;次章以水中荇萊左右蕩動為比,興起君子欲求淑女的動蕩著的心,求之不得,甚至寤寐思之,輾轉(zhuǎn)反側(cè);第三、第四兩章,則以采芼荇菜為比,興起君子既得淑女,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一層層地寫來,恰到“樂而不淫”的好處。可是《詩序》偏說“《關(guān)睢》,后妃之德也”,“《關(guān)睢》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以為是后妃所作,朱熹《詩集傳》則以為是宮中人所作,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之后“太姒”;《魯詩》、《韓詩》之說,則又謂系刺后妃失德,君王晏朝而作;余如張超《誚青衣賦》以為是畢公所作、羅泌《路史》以為是暴公所作,皆云當(dāng)周康王時,王應(yīng)麟《困學(xué)紀聞》又謂是周宣王時人作,而皆以為是刺詩;只有崔述以為是“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比較合于情理。又如《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崗,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份。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這是很妙的一首思婦之詩。寫丈夫遠行,妻子思念之苦,竟能把她的心理曲盡地描寫出來。卷耳,是木耳一類的野生而可吃的植物;頃,同“傾”,傾筐是和畚箕相似的放卷耳的器具;周行,就是大路;崔嵬、高崗、砠,都指山而言;虺頹(同“頹”)、玄黃、瘏都指馬的病;金罍,貯酒之器;兕觥,飲酒之器;痡,也是病。這首詩,第一章從她出去采卷耳寫起,“我去采呀采卷耳,連一只傾斜的籃兒也盛不滿”,并不是因為卷耳少,實在是沒心思去采它啊!“我所懷念的心上人,迢迢地在那里的大路上”。以下三章,便完全在替遠人設(shè)想,連用六個“我”字,都不是指采卷耳的“她”,而是指在周行的“他”。不寫她的如何懷念遠人,而寫遠人的奔波,陟履高山,仆馬皆病;不勸她自己稍紓遠念,偏替遠人設(shè)想,“我且喝些酒吧,不要常常懷念、永遠悲傷了吧”!最末了的一句尤其是傳神之筆,“為什么又在那兒長吁短嘆了呢”?連用六個“我”字,何等親熱?連寫三章,何等體貼?這真是一首絕妙好詞。《詩序》卻說:“《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dāng)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朱熹也認為是“后妃因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試問后妃為什么要去采卷耳?求賢是國君之責(zé),何勞后妃費心?后妃居深宮之中,如何能“求賢審官”?而且后妃對于所求之賢,竟如此體貼而稱之曰“我”,不更狎褻了嗎?以思婦之辭而調(diào)為后妃所作,自然不合情理了!總之,我們倘為舊說所困,則全部《詩經(jīng)》將全為捕風(fēng)捉影的解說所蒙,無從廓清整理了。作《詩經(jīng)》的都是些無名的詩人,時代又隔得太遠了,本事如何能查考得清楚呢?我們要遵守《論語》上孔子告子路的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于不可知的作者和本事,只能闕疑,萬不可附會杜撰,墮人魔道! 這樣杜撰瞎猜地論《詩》的,無過于所謂“詩序”。《詩序》有二種,一曰《大序》在《關(guān)睢》篇之前,它不但論《關(guān)睢》篇的作意,而且論到全部《詩經(jīng)》;一曰《小序》,在各篇之前,論各篇作意。或云《序》之首句是大毛公作,次句以下是小毛公作(大毛公名亨,六國時魯人,或云是河間人;小毛公名萇,西漢趙人);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隋書·經(jīng)籍志》則稱《序》為“子夏所創(chuàng),毛公及(衛(wèi))敬仲又加潤益”;程頤更說《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當(dāng)時國史所作。這些都是清后以后的傳說,其實,范曄的《后漢書·儒林傳》里有很明確的記載: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xùn)。(衛(wèi))宏從曼卿受學(xu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fēng)雅之旨,于今傳于世。則《詩序》為后漢人衛(wèi)宏(字敬仰)所作,鐵案如山,不可推翻了,所以《史記》和《漢書》中從沒有提到它過。可是隋唐以后的人,對于《詩序》竟視為研究《詩經(jīng)》的秘寶,而且拉拉扯扯,牽涉到孔子、子夏身上去,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詩序》對于《鄭風(fēng)》中的詩,見有“仲”字便以為是祭仲(春秋時鄭大夫,“祭”讀如蔡),見有“叔”字便以為是共叔段(春秋時鄭武公之少子、莊公之弟,共音恭,地名,段所封之邑),馀則大半都說是“刺忽”(鄭莊公太子)。似乎鄭國除了祭仲、共叔段、太子忽以外,更無他人;鄭詩人除了美刺這幾個人之外,便無別的情感,這不是很幼稚、很可笑嗎?(朱子的《詩集傳》比《詩序》已高明得多,可是又另有其鑿空武斷之處,亦不可盡信。) 綜上所述,我們對于這一部《詩經(jīng)》已可得以下概念:它是我國最古的詩歌總集,研究我國文學(xué)史、詩史的,當(dāng)先研究《詩經(jīng)》。這三百零五篇詩,就其體制、性質(zhì)說,可分風(fēng)、雅、頒三類;就其作法論,可分賦、比、興三種,這就是所謂的“六義”。按十五國風(fēng)看來,它的地域,是黃河流域一帶,及于長江以北;按全部的《詩》來考據(jù)它的時代,約自夏或商以迄春秋中世,而以周室東遷前后的作品為其中堅。它的形式以四言詩為主,間有長短句及“兮”字調(diào),終占少數(shù)。它的作者與本事,十之八九已無可查考了,我們讀這部書,當(dāng)自抒己見。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的辦法,不可為舊說所困,而《詩序》之說尤不可信。我們與其尊它為“經(jīng)”,以道貌岸然的態(tài)度去讀它,不如把它看作一部上古時代詩歌的總集、一部抒寫情感的純文學(xué)讀。 說到這里,有一個根本問題還沒有解決哩,那就是這三百零五篇的《詩》是怎樣編成的?《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漢書·藝文志》也說:孔子純?nèi)≈茉姡喜梢螅氯∠悖踩傥迤!妒酚洝匪^“契、后稷”,指《商頌》的《玄鳥》、《周頒》的《生民》二篇(《玄鳥》述契之母吞燕卵而生契的傳說,《生民》述后稷之母履巨本之足跡而生棄的傳說);《漢書》所謂“上采殷,下取魯”,指《商頒》、《魯頌》諸篇。照《史》、《漢》所說,則此三百零五篇者乃孔子從古詩中刪取的,而且三千多篇里只選錄了三百零五篇,僅取其十分之一。此說如確,則孔子之選《詩》,和徐孝穆(陵)的選《玉臺新詠》、王介甫(安石)的選《唐百家詩》一樣了。但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已對此說發(fā)生懷疑:書傳所弓之《詩》見在者多,亡佚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司馬遷言古詩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穎達之外,如鄭樵、朱熹、朱彝尊、崔述等,對刪詩一事皆認為可疑。按《論語》記孔子之言,有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孔子說到《詩》的篇數(shù),常曰“三百”,似孔子所誦習(xí)、所教授向只此數(shù)。且孔子述六經(jīng)在自衛(wèi)返魯以后,這兩句話固不能斷定它說在周游之前,也不能斷定它說在返魯之后。但是《左傳》所載吳季札聘魯,觀樂于魯太師,事在孔子以前,何以所歌的風(fēng)詩,無出于今本《詩經(jīng)》所輯十五國風(fēng)之外的呢?后人說到孔子刪詩的標(biāo)準(zhǔn),往往提出“貞淫”兩個字來。《論語·子罕》載逸《詩》道: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恩?室是遠而。 雖然孔子有“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的評語,似乎嫌它所表達的情意尚欠真摯,但要說它悖于禮義、淫而不貞,終是不可能的吧!又如《左傳》成公九年所引逸《詩》:雖有絲麻,無棄營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 這正合于“槽糠之妻不下堂”的教訓(xùn),更不能說它不合禮義了。陽公十二年又引逸《詩》道: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庭,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這首《祈招》是祭公謀又作以止周穗王“周行天下”,而孔子引古志“克已復(fù)禮,仁也”之語,以“信善哉”稱之的,怎么也被切去了呢?《鄭風(fēng)》、《衛(wèi)風(fēng)》(包括《邶風(fēng)》、《鄘風(fēng)》)向以為多淫棄之詩,例如《鄘風(fēng)》(邶、鄘二國后并入衛(wèi))的《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鄉(xiāng)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戈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平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益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風(fēng)》的《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兮。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詩序》于前一首,則以為“男女相奔……期于幽遠”;于后一首,則以為“淫風(fēng)大行,莫之能救”。那么,為什么不為孔子所刪?《周南》、《召南》,不是大家認為是周公、召公之化的嗎?可是《召南》的《野有死麇》,不比《桑中》、《溱洧》更說得赤裸裸嗎?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guī)溬猓瑹o使尨也吠!
末一章的話,不比《鄭風(fēng)·將仲子》的無逾墻圍、無折杞桑,仲雖可懷,父母、兄弟與人之多言可畏,更為放縱、更為狎褻嗎?至如《邶風(fēng)》的《靜女》以詩論,的確是很好的一首抒情小詩,若定要板起了道學(xué)先生的面孔來刪詩,則此詩亦在必刪之列: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其實,《關(guān)睢》的寤寐求淑女而不得,至于“輾轉(zhuǎn)反側(cè)”,較之“愛而不見,搔首蜘躕”者,已有過之無不及;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較之贈以勺藥、彤管,亦何多讓!如果《關(guān)睢》與《野有死麇》一類的詩也采自鄭、衛(wèi),則《詩序》、《詩集傳》必也以為是刺淫奔之作了。更進一層說,細察那些所謂“淫”的詩,殊不見有什么“刺”的話。孔子如果刪詩,如果以后人所謂“貞淫”為標(biāo)準(zhǔn),則三百零五篇中至少須再刪去其五分之一,而逸《詩》反有盡可保存者。故吾頗疑刪詩之說之不可信,此三百零五篇如 已經(jīng)過一番有意的編纂,則其事恐在孔子以前,或即所謂“太師”等的工作吧! 末了還有一個問題,這部《詩經(jīng)》為什么叫做“毛詩”?因為《詩經(jīng)》的今文本子,《魯詩》、《齊詩》、《韓詩》已亡失了,現(xiàn)存十三經(jīng)中的那部《詩經(jīng)》就是毛公做《故訓(xùn)傳》的一種古文本子。毛公所傳的本子叫做“毛詩”,正和韓嬰所傳的本子叫做“韓詩”一樣。但是仔細地推敲起來,卻和現(xiàn)在一般人稱段玉我注的《說文解字》為“段氏《說文》”有同一的語病。不過這種名稱卻是由來已久,所以在這里附帶的提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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