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對于袁宏道是哪個朝代的和袁宏道是哪個朝代的作家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編來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下面一起來看看吧！

袁宏道是哪個朝代的人？

希望對你有幫助：明代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學家，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漢族，荊州公安（今屬湖北公安）人。宏道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稱“公安三袁”。

石頭居士袁宏道生平介紹

袁宏道字彥伯，東晉玄學家、文學家、史學家。號石頭居士，下面是我為你 收集 整理的袁宏道簡介，希望對你有幫助!

袁宏道簡介

袁宏道，湖北省公安縣人，字中郎，號石公，又號六休，曾擔任過知縣、稽勛郎中、博士等職位。他家有三兄弟，不過人們都認為他是他們三兄弟中成就最高的人。

他是明朝反對復古文學的主要人物，他在文學上反對文章模仿秦漢，詩文模仿唐代的做法，他認為寫文要真實，要與時俱進，不能總是停留在前人的基礎上，不要總拘束于一個套路上。

袁宏道自小就非常聰明，善于寫文章，十六歲的時候就已經是諸生了。即使他當任過如此之多的職位，但他還是不太喜歡當官。在他中了進士后并沒有做官而是去外地拜師學藝、游歷山水。他在縣衙只當了二年的縣令就辭去工作去蘇杭那一帶游玩，并且寫下了很多令人稱贊的游記。

他十分喜愛大 自然 的風光，甚至還冒著生命危險登上高峰，他曾經說過類似這樣的話：“如此憐惜自己的身體，那還怎么游山玩水?”“與其在床上死掉還不如死后當作一塊石頭”這兩句話不難看出，他對山水的熱愛之情已經深入骨髓了。同時，在他的 登山 游水的過程中，他的天性得到了解放，個性更加地明顯，寫作的熱情也日益高漲。

在后來，袁宏道收到了他哥哥的信讓他去京城任職，他只能放棄游山玩水的樂趣去了北京，在北京當老師。沒過幾年，他便因為病重而死在了故里，享年四十三歲。他去世之后，買棺材的錢都是其他人幫忙贊助和賣掉自己的作品湊的。

袁宏后漢紀

袁宏是晉代的一代才子，其主要的成就就是編撰了《后漢紀》，《后漢紀》作為一部史學著作記載了后漢二百多年的 歷史 ，從公元23年淮陽王劉玄更始元年到公元220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可以說《后漢紀》是集合多家史書的一部綜合性史學著作，對于后來的影響也是比較大的，對于研究后漢時期的史實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袁宏父親早逝，早年的生活比較的貧苦，但是袁宏非常有才華，所以后來得到了謝尚的賞識，從參軍一直做到了太守之職，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不是其政績，而是作為史書的編撰者，寫出了像《后漢紀》一類的史學著作。

《后漢紀》的寫作一直延續了十年，袁宏采用編年體的體裁記載東漢史事，主要是受到了荀悅《漢紀》編寫 成功 的影響。但是袁宏寫作《后漢紀》的條件要比荀悅編撰《漢紀》艱苦很多，因為荀悅的《漢紀》沒有競爭對手，而袁宏的《后漢紀》卻有非常多的競爭對手，袁宏必須保證自己編撰的《后漢紀》高于其他人的水平才能夠被流傳下來，后來流傳下來的那個時期的史學著作只有《后漢紀》和范曄說寫的《后漢書》，可見這兩本史書都是具有自己的過人之處的。

范曄的《后漢書》要比袁宏的《后漢紀》編寫的時間要晚一些，可以說《后漢書》是參考了《后漢紀》寫成的。袁宏在自己的史學著作中也寫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張，雖然存在著歷史的局限性，但是積極的方面還是很多的。但是遺憾的是《后漢紀》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袁宏泛舟

袁宏公元328年出生在一個世族家庭，袁宏年少的時候父親袁勖就去世了，所以少年時期的袁宏家境比較的貧寒，據說當時依靠運租船只養家糊口，但是袁宏具有杰出的才干，所寫的文章絕美，這些文字都是袁宏用來寄托自己的節操情感的，后來袁宏得到了謝尚的賞識，所以后來就跟隨者謝尚出仕了。這里面有一個小 典故 ，我們來說一下。

有一天晚上袁宏在自己的船上大聲的吟誦自己寫作的詩詞，袁宏的聲音清朗有節奏，文辭潤色的非常的優美，這個時候鎮守牛渚的謝尚正好與自己的部下穿著便裝在江中泛舟，聽到了袁宏的吟誦，覺得非常的優美，很是欣賞，于是悄悄的在船中聽了很久，謝尚越聽越覺得袁宏的詩詞做的好，對袁宏大加贊賞，于是派人前去打聽這是誰晚上在船上吟誦詩詞，這些詩詞是誰寫的。隨從于是前去打聽了，回來后說：“這是袁臨汝的兒子在詠詩。”于是謝尚將袁宏接到自己的船上來，并且與袁宏傾心交談，兩個人可以說是相見恨晚，相談甚歡，一直談了一夜。這就是歷史上的“袁宏泛舟”。

袁宏與謝尚在江上泛舟之后謝尚非常的欣賞袁宏，于是在謝尚后來做上安西將軍和豫州刺史之后，很快將袁宏招到了自己的身邊，讓袁宏參議 軍事 。袁宏從此就踏上了仕途。后來袁宏的才學逐漸的得到施展，可以說謝尚是袁宏的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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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的介紹

袁宏道始終無意于仕途，萬歷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訪師求學，游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游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游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為國子監助教。本文就寫于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國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興。文章的第一段，就寫了這種欲游不能的苦惱。早春二月，乍暖還寒，這對北方人來說本不足為奇，但對一個在江南長大的人來說，卻是不可忍受的。作者從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節后，余寒猶厲”則是他親身的感受和體驗了。一個“余”字，一個“猶”字，兩相映襯，把寒流不肯罷去的情狀描述無遺。那么，其具體表現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極其簡練的語言來描繪：“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不說“寒風”“冷風”而說“凍風”，意在說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對“燕地寒”的敏感。這樣惡劣的天氣，只好“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從“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來看，作者不知做過多少次嘗試，都無奈而歸。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于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沖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系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針對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字摹句擬，制造贗鼎偽觚的風氣，他大聲疾呼：創作要充分發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里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他強調文學要“真”，要有真知灼見、真情實感，要從“假人假言”，也就是從“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中解放出來。這種尊重個性、要求解放，反對傳統的文學主張，使他的創作充滿著由儒、道、禪混合的自由放縱思想。袁宏道一生創作了大量山水游記，在他筆下，秀色可餐的吳越山水，堤柳萬株的柳浪湖泊，風清氣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著筆不多而宛然如畫。這些山水游記信筆直抒，不擇筆墨。寫景獨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悅性。語言清新流利，俊美瀟灑，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袁宏道是哪個朝代的

袁宏道是何許人物呢？下面我整理了袁宏道相關資料，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袁宏道是哪個朝代的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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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漢族，湖廣公安（今屬湖北省公安縣）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歷任吳縣知縣、禮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稽勛郎中、國子博士等職，世人認為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少敏慧，善詩文，年十六為諸生，結社城南，自為社長。

他是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他既反對前后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系。他說過：”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他亦相信寫文要真，認為“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今人稱為文學進代論），即“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

袁宏道在文學上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由于三袁是荊州公安縣人，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合稱“公安三袁”。

隆慶二年十二月六日（1568年12月23日） ，袁宏道出生，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于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有聲里中”，[2] ?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為師，“奉其約束，不敢犯”[3] ?。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詩中，浩嘆孤寂愁悶與落落寡歡。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托，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李贄稱贊他“識力膽力，皆迥絕于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并贈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從此，他決心改變詩文創作之風，“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4] ?而卓然獨立。

萬歷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愿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游，悠閑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答李子髯詩》中，袁宏道寫道：“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后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5] ?”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閑，他覺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6] ?。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辭職。

游覽著述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后并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游東南名勝，徜徉于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無一日不游，無一游不樂，無一刻不談，無一談不暢”，而且“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7]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不覺驚躍”，“如魘得醒”，為徐渭“恣臆談謔，了無忌憚”的詩風所傾倒[8] ?，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后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9] ?，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后人學習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里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10]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游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云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飾之病”[11] ?。

北上進京

東南游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征，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閑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12] ?。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13] ?他還說：“宋人詩，長于格而短于韻，而其為文，密于持論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14]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錢謙益后來在評論袁宏道的影響時，稱他推動文風的轉變，使詩文創作出現生機，“其功偉矣”[15] ?。

潛心文學

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筑“柳浪館”于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游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贊嘆，并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于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寧乞食而不悔”[16] ?。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贊《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并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并論，給予高度的評價。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陜西鄉試，乘興游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游記與詩歌，“極一唱三嘆之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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