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對于野曠天清無戰聲說的是哪個動物和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編來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下面一起來看看吧！

慘澹龍蛇日斗爭，干戈直欲盡生靈。 高原出水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何意？

慘澹 [cǎn dàn] 亦可作“慘淡”，形容悲慘凄涼。

龍蛇日，龍是辰，蛇是巳 [sì]，不信自己查十二地支。

所以龍蛇日就是辰巳的日子唄……

斗爭指戰爭，后亦指矛盾雙方的沖突、爭斗。

干戈？如圖所示

1、干和戈是古代常用武器，具體“干”指盾牌，上古時期，秦稱“盾”，山東六國稱“干”，“戈”指進攻的類似矛的武器，見上圖。因以“干戈”用作兵器的通稱。

2、指戰爭。

3、指兵士，武力。

4、古代武舞。

詳情?請參考百度百科，干戈/11015021?adapt=1fr=aladdin

直欲，只想要，盡生靈，殺光殺盡殺沒有，生物，有生命的東西。

高原，高地。海拔較高、地形起伏較小的大片平地。

出水，出現了水流。

戰地，打仗的地方，風來，風吹過來，草木腥，花草樹木，腥是由于戰后士兵死亡留血的味道，血是腥味。

【大意來了】

在龍蛇日子里爆發了凄慘的戰爭，戰爭只想要殺盡所有的生命。山上留下的河水已經改變了，（我猜是血水）戰場上刮風可以聞到草地和樹木都是血腥味。個人翻譯，僅供參考

杜甫的詩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杜甫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即事」杜甫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鞲。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歸雁」杜甫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雁，高高正北飛。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杜甫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答鄭十七郎一絕」杜甫

雨后過畦潤，花殘步屐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八陣圖」杜甫

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武侯廟（廟在白帝西郊）」杜甫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后主，不復臥南陽。

「闕題」杜甫

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

「句」杜甫

寒食少天氣，東風多柳花。（見《合璧事類》）

小桃知客意，春盡始開花。（見《合璧事類》）

老杜的詩以律和長歌為主，絕極少，有數的幾首中，基本上都是七言絕句，大約只有這幾首是五言的。最短。

杜甫寫的《蜀相》的整首詩的意思是什么？

杜甫《蜀相》賞析

蜀 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沉郁頓挫 統體渾成

——杜甫《蜀相》賞析

《蜀相》是我國唐代偉大詩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二二一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蜀，任命諸葛亮為丞相，詩題《蜀相》，寫的就是諸葛亮。

諸葛亮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曾經為劉備制定了一系列統一天下的方針、策略，輔佐劉備振興漢室，建立了蜀漢政權，形成了與曹魏、孫吳三足鼎立的局面。劉備去世后，諸葛亮又輔佐他的兒子劉禪，多次出師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積勞成疾，最后死于軍中，實現了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鏗鏘誓言，贏得了后世人們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雖然懷有“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負無法施展。他寫《蜀相》這首詩時，安史之亂還沒有平息。目睹國勢艱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請纓無路，報國無門，因此對開創基業、挽救時局的諸葛亮，無限仰慕，備加敬重。

唐肅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十二月，杜甫結束了為時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肅省成縣）的顛沛流離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資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的春天，他探訪了諸葛武侯祠，寫下了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絕唱。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稱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國時期蜀國的都城，諸葛亮在這里主持國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勛業。晉代李雄在成都稱王時為他建立了祠堂。后來桓溫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只有武侯祠完整無損。“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別稱。成都產蜀錦，古代曾經設有專門的官員管理，他們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舊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稱成都為錦官城、錦城或錦里。另一種說法是因為成都地近錦江，這里山川明麗，美如繡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樹和得高大而茂密。據《儒林公議》、《太平寰宇記》等書記載，武侯祠前有大柏樹，相傳是諸葛亮親手栽種。

這首聯兩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處尋”是自問。這里不稱“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親切。特別是其中的“尋”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專程來訪，而不是漫不經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環境生疏，所以才下了這樣一個“尋”字。這個尋字有著豐富的含義，它還有力地表現出杜甫對諸葛亮的強烈景仰和緬懷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時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詩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這是詩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寫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點明祠堂的所在地，用來呼應前一句。“柏森森”三個字還渲染了一種安謐、肅穆的氣氛。這兩句直承“蜀相”的詩題，起得很得勢，用的是記敘兼描述的筆墨。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映階”，映照著臺階。古代的祠廟都有庭院和殿堂。人們要進入殿堂，要拾級而上。“好音”，悅耳的聲音，這里指鳥鳴。

這頷聯兩句，有如特寫鏡頭，由遠寫到近，從祠堂的外部說到祠堂的內部，寫的是丞相祠堂的內景。“映階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階，足見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來到這里。“隔葉黃鸝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黃鸝隔葉，足見樹茂；黃鸝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嘔心瀝血所締造的一團糟，已被后人遺忘。這兩句詩襯托出了祠堂的荒涼冷落，并含有詩人感物思人、追懷先哲的情味。它同時還含有碧草與黃鸝并不理解人事的變遷和朝代的更替這一層意思。特別是詩句中的“空”和“自”兩個字的巧妙運用，使這一聯的含義更加豐富。對于這兩句，杜詩的評注者們有的認為是寫景，有的認為是“真正抒情，而非實在寫景”，這兩種說法當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確切些說，應當把這兩句看成是“景語含情，情語寓景”。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對床夜語》一書中所說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這樣的例子在杜詩中是屢見不鮮的。如杜甫在夔州時所寫的《武侯廟》一詩，開篇兩句：“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寫出了廟外景色的荒蕪，寄托著詩人對諸葛武侯身后凄涼的哀惋，就是生動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說“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分。神于詩者，妙合無限。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寫景抒情詩句，可以說是真正達到了這種境地。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三顧”，這里指諸葛亮在南陽隱居是，劉備三次登門拜訪的事。諸葛亮《出師表》上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頻煩”，多次地煩勞。另一說見清代汪師韓的《詩學纂聞》，汪師韓認為“頻煩”是唐代俗語，意思與“鄭重”差不多。“天下計”，是指統一天下的謀略。具體地說，這里指諸葛亮所制定的以荊州、益州為基地，整飭內政，東聯孫權，北搞曹操，而后統一天下的策略。“兩朝”，指蜀先主劉備和后主劉禪兩代。“開濟”，“開”指幫助劉備開創基業；“濟”是指輔佐劉禪匡濟艱危。“濟”，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釋為守成、成了事業。“老臣心”，指諸葛亮盡忠蜀國，不遺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這頸聯兩句寫得格外厚重，含義十分豐富，既生動地表達出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報國苦衷和生平業績，也生動地表現出他忠貞不渝、堅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時還鄭重地道出詩人所以景仰諸葛武侯的緣由。因為這一聯是全首詩的重點和核心，所以詩人從開篇起便暗運斧斤，不斷蓄勢，一路盤旋，到此才著力點明，并用了濃重的筆墨。這也正合乎律詩中間二聯“宜乎一濃一淡”的寫作法則。這一聯同時還是杜甫以議論入詩的范例。本來，以抒情為主是詩歌的顯著特征，一般并不夾有議論。但是杜甫在這方面卻打破了常規，而常以議論入詩，這不僅使他的詩歌內容有了特色，還體現了杜詩的一種技巧。清代沈德潛曾經說過：“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 ……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杜詩的議論正由于有情韻，不僅沒有沖淡詩的氣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詩的抒情氣氛更為濃重，形象更為豐滿。仇兆鰲說這兩句詩寫得“沉摯悲壯”；浦起龍認為這個聯語“句法如兼金鑄成，其貼切開侯；亦如鎔金渾化。”都是很有見地的。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澿。

“出師”句指的是諸葛亮為了伐魏，曾經六出祁山的事。蜀漢后主建興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他統率大軍，后出斜谷，占據了五丈原（今陜西省?d縣西南），與司馬懿隔著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軍中。“英雄”，這里泛指，包括詩人自己在內的追懷諸葛亮的有志之士。

這尾聯兩句承接著五、六句，表現出詩人對諸葛亮獻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對他事業未竟的痛惜心情。這兩句詩是敘事兼抒情吹們檎嬉庵浚苡懈?人的力量；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鋪墊，使讀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漁洋曾經說：“為詩結處總要健舉。”沈德潛也認為“宕出遠神”是詩歌結尾的一種好方法。所有這些妙處，都在本詩的結句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在我國古典詩歌中，憑吊古跡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處名勝古跡，照例做一首詩，里面有沒有感情呢？多少有一點，但談不上深厚。我們說杜甫是抒情的對手，在憑吊古跡的詩中，雖然說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發了他內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這首詩前半首寫景，后半首抒情。前后兩個部分以一個“自”字，一個 “空”字為紐帶。詩人看到這樣一個值得紀念的偉人的祠廟竟變得如此破落，荒涼，從而引起種種感慨。些詩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實際上也是作者抒發自己內心的感慨。

《蜀相》一詩的藝術形式也是很完美的。

古代詩歌跟古代散文一樣，很講究起承轉合的章法。所謂“起承轉收，一法也”。《蜀相》這首詩的第一、二句，緊扣詩題，寫專程尋訪丞相祠堂，這是“起”；第三、四兩句，直承上文，寫祠堂內的春色，這是“承”；第五、六句，推開一層，寫對諸葛武侯評價，這是“轉”；第七、八句，收束全詩，寫對諸葛武侯的悼念，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當中，有敘事，有寫景，有議論，有抒情，筆墨淋漓，感情深摯，統體渾成，充分體現了杜詩“沉郁頓挫”的風格。

這著詩的另一個寫作特點是：成功地寫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準確地攝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階的春草和隔葉的黃鸝這些最能表現典型環境特征的景物，用來烘托一種寂靜、肅穆的氛圍，借以表達在這種氛圍中詩人所產生的憑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詩句還具有非凡的概括力，這突出地表現在第五、六句對諸葛亮的為人和一生功業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萬丈高，就中詩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詩的確取得了他人難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詩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詩對仗工妥，用字精當，聲音和諧。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樣，“晚節漸于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律詩的這些長處，我們在細讀《蜀相》這首詩時，是能夠領悟得出的。

野曠天清是什么意思解釋？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藍天下的曠野現在變得死寂無聲，四萬名兵士竟然在一日之內全部戰死。

出自唐代杜甫《悲陳陶》

杜甫《悲陳陶》賞析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⑵，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⑶，四萬義軍同日死⑷。

群胡歸來血洗箭⑸，仍唱胡歌飲都市⑹。

都人回面向北啼⑺，日夜更望官軍至。[1]

詞句注釋

⑴陳陶，地名，即陳陶斜，又名陳陶澤，在長安西北。

⑵孟冬：農歷十月。十郡：指秦中各郡。良家子：從百姓中征召的士兵。

⑶無戰聲：戰事已結束，曠野一片死寂。

⑷義軍：官軍，因其為國犧牲，故稱義軍。

⑸群胡：指安史叛軍。安祿山是奚族人，史思明是突厥人。他們的部下也多為北方少數民族人。血：一作“雪”。

⑹都市：指長安街市。

⑺向北啼：這時唐肅宗駐守靈武，在長安之北，故都人向北而啼。都人：長安的人民。[1][2]

白話譯文

初冬時節，從十幾個郡征來的良家子弟，一戰之后鮮血都灑在陳陶水澤之中。

藍天下的曠野如今變得死寂無聲，四萬名兵士竟然在一日之內全部戰死。

野蠻的胡兵箭鏃上滴著善良百姓的鮮血，唱著人們聽不懂的'胡歌在長安街市上飲酒狂歡。

長安城的百姓轉頭向陳陶方向失聲痛哭，日夜盼望唐朝軍隊打回來恢復昔日的太平生活。

創作背景

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冬，唐軍跟安史叛軍在這里作戰，唐軍四五萬人幾乎全軍覆沒。此詩題注：“陳濤斜，在咸陽縣，一名陳陶澤。至德元年十月，房琯與安守忠戰，敗績于此。”來自西北十郡（今陜西一帶）清白人家的子弟兵，血染陳陶戰場，景象是慘烈的。杜甫這時被困在長安，詩即為這次戰事而作。[3][4]

文學賞析

這是一場遭到慘重失敗的戰役。杜甫不是客觀主義地描寫四萬唐軍如何潰散，乃至橫尸郊野，而是第一句就用了鄭重的筆墨大書這一場悲劇事件的時間、犧牲者的籍貫和身份。這就顯得莊嚴，使“十郡良家子”給人一種重于泰山的感覺。因而，第二句“血作陳陶澤中水”，便叫人痛心，乃至目不忍睹。這一開頭，把唐軍的死，寫得很沉重。

至于下面“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兩句，不是說人死了，野外沒有聲息了，而是寫詩人的主觀感受。是說戰罷以后，原野顯得格外空曠，天空顯得清虛，天地間肅穆得連一點聲息也沒有，好像天地也在沉重哀悼“四萬義軍同日死”這樣一個悲慘事件，渲染“天地同悲”的氣氛和感受。

詩的后四句，從陳陶斜戰場掉轉筆來寫長安。寫了兩種人，一是胡兵，一是長安人民。“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兩句活現出叛軍得志驕橫之態。胡兵想靠血與火，把一切都置于其鐵蹄之下，但這是怎么也辦不到的，讀者于無聲處可以感到長安在震蕩。人民抑制不住心底的悲傷，他們北向而哭，向著陳陶戰場，向著肅宗所在的彭原方向啼哭，更加渴望官軍收復長安。一“哭”一“望”，而且中間著一“更”字，充分體現了人民的情緒。

陳陶之戰傷亡是慘重的，但是杜甫從戰士的犧牲中，從宇宙的沉默氣氛中，從人民流淚的悼念，從他們悲哀的心底上仍然發現并寫出了悲壯的美。它能給人們以力量，鼓舞人民為討平叛亂而繼續斗爭。

關于中國古代文學二的一道論述題

杜甫的人道主義精神?民胞物與的大儒情懷

【 2004-12-31 14:39:54】

杜甫的推己及人情懷，從哲學思想看，屬于“民胞物與”的思想。

“民胞物與”出自宋儒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民胞物與”，意即人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物體都是我的朋友。語出宋儒，但其思想卻古已有之，孔子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則講兼愛：“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這是民胞思想的記載。愛物思想是民胞精神的擴展。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墨子?盡心上》）這是由己及人、老幼及人思維方式所自然產生的。中國哲學思想中，有天人調諧的人生理想。張岱年先生指出：“關于人類應如何對待自然界，中國古代有三種典型性學說，一是莊子的因任自然（順天）說，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制天）說，三是《易傳》的天人調諧說。”他認為《周易大傳》主張“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一種全面的觀點，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順應自然，應調整自然使其符合人類的愿望，即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壞自然。以天人相互協調為理想。（見《文化與哲學》153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年。）可以認為愛物思想就是天人調諧的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儒家認為，由于人秉“至誠”，所以能與萬物相應而感通。《中庸》講“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但愛物思想得到系統闡述是宋代。同是張載，他在漢代董仲舒“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和“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以及宋代邵雍“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皇極經世?觀物外篇》）等觀點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說法。我們要談的是，張載在論述這一觀點時，比較明確地解釋了他的“民胞物與”的命題。他在《正蒙?誠明》一文中說：“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之私也。為大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他從事物的普遍性引出道德原則，即然萬事萬物（人與物）都有統一的本性，所以人和物在本質上就是平等的，所以應該愛人愛物。

張載講“性者萬物之一源”，也含著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意思。他在《語錄?上》說：“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聯系其《西銘》的“天稱父，地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說的也是人類是天地的產物即自然的產物。人是萬物之一物，這種思想顯然在道家思想中早有表述。老子講道生萬物，莊子講齊物論，鼓吹物化，都是把人看作物的一部分。盡管人是萬物之靈，但畢竟是萬物之一，在先秦思想家的學說中，人與物的關系是一種友好的關系，而中國農業文明的特點，更是讓中國的詩人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親切感。龐樸先生指出：

“中國文化不僅不把人從人際關系中孤立出來，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對立起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賁?象》）在這里‘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條理，二者各有所司，相得益彰。在許多地方，客觀的自然和主觀的人類，常常被說成是相互包容的，如《禮記?禮運》說：‘人者，天地之心也。’《莊子?達生》說：‘靈臺者，天之在人中者也。’這種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構成了中國文化的顯著特色。”（《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報》1986年1月6日。）

杜甫的民胞物與情懷，顯然是源自于這樣一種文化背景。

先說杜甫的民胞精神。民吾同胞，人人皆同胞，皆吾兄弟，其人性的共同基礎不言自明。這是一種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中國文化，本來重倫理情感。不過，儒家愛人思想中，是講究愛有差等的。推己及人，幼吾幼老吾老，是根據血緣親情來推衍愛的范圍的。杜甫對家人--妻子、兒女、兄弟以及親人的感情是深厚真摯的。其《月夜》、《一百五日夜對月》、《元日示宗武》、《得舍弟消息》、《月夜懷舍弟》……等詩充分表達了詩人的親情。但民胞精神是超越親情的一種更為博大的愛，它不帶功利性，也不受人際關系的影響，是發自內心的仁愛和同情，具有平等性，充滿溫情。所以，杜甫那些描寫親情的詩篇固然充滿情韻，顯示了詩人的親切的一面，但杜甫那些同情不幸者，關心弱小者，幫助受難者的詩篇更顯示出詩人人性的光輝。這是杜甫迥異于時人，并在歷史上獨具風采的重要因素。

杜甫關心人，愛護人，核心是關心人的生存、安全和幸福。杜甫的憂國憂民的情懷凝結于此。正是這個原因，他批判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反對征兵過程中的非人道行為，反對暴政，反對統治者奢侈腐化，反對橫征暴斂……前面我們從德政的角度指出了杜甫的批判意識，現在從人性的角度反觀，亦可把握杜甫的憂患。批判和德治理想核心的內容仍是對“民”（人）的命運的關懷。具體而論，杜甫的民胞情懷，表現為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對“同胞”生命的關懷，這是屬于終極關懷的內容；二是對生活苦難的關切，此問題與政治密切相關；三是對無助的弱者的同情和幫助；四是對上層人物經歷由盛而衰的境遇表示寬恕與同情。后一點專節談論。現分別說說前三者。

對生命的關懷，是杜甫一生都不曾忘卻的。杜甫自己的憂生不用說，那是憂患意識的一個重要內容。杜甫在關心他人生命時，表現出深沉的情感和鮮明的態度。杜甫為救房?而丟官，但對于房?指揮的陳陶之戰的大敗，卻毫不掩飾其憤怒之情：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水中。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陳陶》)

關于陳陶澤之敗，《新唐書?房?傳》稱：“初戰，北軍不利，?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廷恩促戰，故敗。”雖然戰敗的責任不能由房?一人承擔，但作為主帥，是無法辭其咎的。王應麟《困學紀聞》認為“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其所以不隱，就是那四萬義軍的鮮血化為陳陶澤水的慘烈景象，是任何一位具有人道精神的人都無法忘懷，不能回避的。即使是與自己友善的人，他讓四萬良家子作了荒魂野鬼，也難以為之回護。這種以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認識是根源于人道主義精神的，以此來品評人物并不為尊者、友者諱，見出杜甫的正直品格。

寫于同時的《悲青坂》，也表現出對陣亡將士深切的悲悼：“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煙白人骨”。由于安史叛亂，戰爭無情地奪走了人們的生命，杜甫為之深慟傷悼，他寫下了大量的詩篇，表示自己的關切。“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見哭，城市不聞歌。”（《征夫》）“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復愁十二首》之三）“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北風》）“戰血留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述懷》思念家人安危，也勾勒出當時人命危如絲的慘景：“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他反對君王用人民的生命去開拓疆土：“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他揭露貧富不均的嚴重階級對立，民不聊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詠懷五百字》)。在動亂的年月，杜甫最關心的是民眾的安危。杜詩中對悲慘世界的描寫之多，確實是空前的。他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來關注這一問題。一部杜詩，讓人無法飄逸輕松灑脫，也主要是他筆下常常發出的是感天動地的悲吟，畫出的是血淚相和、尸骨縱橫的荒涼，是窮獨叟、寡婦、老嫗……的眾生相。他持久不懈地反對不義戰爭，即使擁護正義戰爭，也反對其中的非人道行為，出發點都是為了人民的安危。

對人民生存權利的關心，是杜甫民胞思想的又一表現。此一內容，與杜甫的仁政理想有關。在本課前幾講所論及的反奢侈，尤其是反誅求的問題，著眼的就是人民的生存權利。這里僅作提示，不再具體論述。

對弱者的同情，對無助者伸出溫暖的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大特色。杜甫一生很少過上安定的日子，更談不上富庶的生活，但杜甫一生又時時刻刻關心著那些比他更為不幸的人，并盡其可能予以最大的幫助。《又呈吳郎》最能體現這種情懷：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窮困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此詩寫于杜甫漂泊到夔州的第二年（大歷二年，767）。詩人此時暫居?西一所草堂。生活上靠朋友救濟。草堂前有棗樹幾棵，鄰近一寡婦無以謀生，常來撲棗，杜甫從不干涉，借以表示自己的一點幫助。后來杜甫遷居，將?西的草堂借給從忠州來此地任司法參軍的親戚吳郎。吳郎住下后，便將棗樹圍上籬笆。此舉是保護杜甫的財產，也顯然是針對撲棗老婦的。杜甫知道后，立即以詩代簡，勸阻吳郎。理由也很簡單，這是一個寡婦，饑寒交迫，撲棗是迫不得已。正因為如此，不但應該讓她采摘，還應該提供一個較為親善的環境，讓她感到自然，不致恐懼。想來杜甫以前，顯然是當其撲棗時，便盡量回避，不讓老婦看見自己，還要讓他覺得這是主人棄置的野味。草堂易主之后，老婦對新來的客人本有戒備，而吳郎一插籬笆，便讓老婦感到了新主人的防范，同時讓她覺得自己的行為的違禮。這不是將老婦的最后一點希望泯滅了嗎？以前老婦曾向詩人訴說過官府征求讓人一無所有的悲況，每念及此，詩人便熱淚涔涔。而今自己連這唯一的可以助人的方式也被吳郎中止了，怎能不讓他著急。這首作品的激動人心，在于它反映了詩人仁愛的胸懷和崇高的品德，詩篇充滿了溫情，充滿深厚的仁慈，它超越了孟子推擴仁愛的愛有差等的觀念。這個婦人與杜甫素不相識。幫助朋友和相識的人是容易的。但要幫助不相識的，尤其不同階層的人就不太容易。幫助別人渡過暫時的困難也容易，要幫助無力擺脫貧困者則很難，一個不餓飯的人任西鄰撲棗，本來是容易的，但不容易的是不但自己這樣做了，還希望別人繼續這樣做。更不容易的是，當別人冷漠此事時，他還要提醒別人注意。實際上，當杜甫第一次任西鄰撲棗時，他就自覺地肩負起了一種責任，要盡自己的力量盡可能救助這位寡婦。這種自覺的責任感正是檢驗一切社會良知的標準。

盡可能地幫助別人，是杜甫的一貫本色。大到諫諍皇帝（如為房?），推薦人才（推薦岑參）--這是他在朝短短時期內留下的“政績”，小到“棗熟從人打”（《秋野五首》之一）、“藥許鄰人斫”（《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拾穗許村童”（《暫往白帝復還東屯》），小則小矣，卻并非好施小惠，而是毫發見真情，體現了詩人相濡以沫，與人為善，樂于助人的性格。杜甫是慷慨的，《甘林》詩寫道：“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當鄰居因賦斂過重而缺糧，他毫不猶豫把收獲的糧食分給他們。

再看杜甫的愛物思想。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水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杜甫的愛物即“物與”思想，表現也是十分生動感人的。這種“爾汝群物”的態度展示的是詩人親近自然的情懷。杜甫對人和自然的關系，沒有直接的議論，但他的詩篇卻明顯地表達了天地化育萬物，人與物同受造化沾溉的認識。《北征》中對自然的描寫就很說明問題。詩人在探親途中，看到人類社會是“乾坤含瘡痍”，“人煙渺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而自然界呢，“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云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詩人一方面是有感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巨大反差，但“雨露之所濡”二句，卻又見出詩人對造物主平等待物的認識。胡小石先生《北征小箋》云：“天之育物，無有差等，見造物之偉大。”詩中雖是論物，卻可看作是對世間萬物的一句總評。至于人類社會自作孽，那是另一碼事。

杜甫對自然界的吟詠，大約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歌詠大自然的美，即對美的自然界的玩賞態度。一是對自然中那些被損傷，被遺弄，被踐踏的“弱者”表現出深厚的同情，三是由仁民愛物思想而產生的人與物的對比，進而對自然界流露出的向往之情。

對自然美的吟詠，是唐詩的重要內容。在唐以前已曾有之，在唐以后亦不曾斷絕。所以，這方面的內容尚算不得杜詩獨具的特色。盡管杜甫寫下了不少優美動人，快炙人口的詩篇，如《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的“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其五）“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其六）“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其七）以及“風含翠?娟娟凈，雨?江蕖冉冉香。”（《狂夫》）“兩只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絕句》）“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奉答岑參補闕見贈》），“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其五），“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絕句二首》其二）等等優美的句子。

杜甫的“物與”思想，表現為一種與物無間的赤子之心。杜甫對自然界那些勇敢矯健的動物，格外喜歡，他常常傾注熾熱的感情，視它們為可共生死患難，可寄托豪情壯志的朋友，如《房兵曹胡馬》：“胡馬大宛名，峰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又如《題壁上韋偃畫馬歌》：“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倏見騏?出東壁。一匹?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此詩所表現的“物與”，主要是詩人性格與所詠之物的品格的契合，即人格與物性的契合。而能充分表現杜甫的“物與”精神的，還是那些對自然界的“弱者”的予以同情的詩篇。和詩人關心民瘼的情懷相似，他對那些弱小的、病態的、衰微的物體寄與了更多的關注同情，寄托了無限的哀傷和憐憫。杜甫寫有一組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病馬、瘦馬等一組詩，值得注意。他寫《病柏》：

有柏生崇崗，童童狀車蓋。……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志意滿，養子穿穴內。

寫《枯棕》：

蜀門多棕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眾亦易朽。徒布如云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如枯棕木。使我沉嘆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啄雀，側見寒蓬走。……

寫《病橘》：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所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回風吹。……

寫《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兀如堵墻。……皮干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寫《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這組“病物”詩，又是詠物詩。詠物詩講究寄托。這組詩的寄托也可分兩個層面：一是寄托“病物”本身的哀憐，二是寄托了政治見解，頗具諷喻色彩。病柏，病橘等本身亦可哀憐，而天意高難測，人意更難知，如此缺少生意的物體，還要橫遭斧斤被剝割，被摧殘，直至衰亡。因為仁民而愛物的思維方式，決定了詩人視物與民具有同等的品行，把物看作是自己的親愛的朋友，是造化的一分子，因而，詩人在哀物憐物的詠嘆中，流露出的卻是愛民的情懷。而這種出自本性的人道的情懷卻又在政治層面上表現為對制度的批判。

寫馬也是從兩處著筆：形體上的對馬的刻畫，表示對病弱的同情，寓意上卻是懷才不遇，英杰沉淪下潦的哀惋。《瘦馬行》借一匹被遺棄的官馬寄托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病馬》則突出“塵中老盡力”的品行，“物微意不淺”的忠誠。寓意十分明顯。

由于以上幾首詩寓意十分明顯，以致其“物與”的精神常常被諷喻的色彩所掩蓋。杜甫另有一些寫病、饑的作品，則是脫去諷喻色彩，顯示出移情的特點。杜甫身逢亂世，流離所失，生活上饑寒交迫，精神上孤獨寂寞，這種情緒的外射，便使他筆下的動物也帶有相類似的特點。“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雨四首》其四），“老雁春忍饑，哀號待枯麥”（《送李校書二十六韻》），“老馬夜知道，蒼鷹饑著人”（《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其一），“落雁浮寒水，饑鳥集戍樓”（《晚行口號》），“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十一），“寒日經檐短，窮猿失木悲”（《寄杜位》），“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送高十五書記十五韻》），這些動物饑餓狀態的描寫，無不明顯地帶著詩人自身的體驗，而對這些不幸的小動物的關注，正是杜甫愛心所至與小生靈心息相通的表現。

杜甫的物與思想，還深切地表現在物我同一，己悲物悲，己喜物喜的大量描寫。物我同一，與莊子的“物化”說有內在聯系。杜甫確有“物化”的境界，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江亭》），但那只是一種瞬間的體驗，杜甫并沒將這種意緒化為自己的人生境界，否則，一個“物化”的人是難于成為社會良知，為擔當道義而苦苦磨礪自己的。杜甫的物我同一主要表現為把“物”看作自己的朋友，即所謂“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鳥吾友于”，而不是要化為蝴蝶，逃離天地之間。杜甫筆下的自然界，常常充滿溫暖的情調，富于人情味，那些小動物更是一些與詩人心息相通的充滿靈性之物。《鸚鵡》云：“鸚鵡含秋思，聰明憶別離。翠矜渾短盡，紅嘴漫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此詩借詠物念開元舊事，但鸚鵡卻是一個活生生的懂得喜怒哀樂的形象。《三絕句》之二：“門前鸕鶿去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詩人與鸕鶿完全是親密的朋友。杜甫具有一顆純真的童心，他常常在詩中與小動物對話，交流感情。“鸕鶿??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春水生二絕》）趙次公注：“公可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矣。”（《九家集注杜工部詩》卷二十三）“與物委蛇”即“爾汝群物”。正是物我交流，溝通的意思。

杜甫愛物，不僅僅是單向的感情投入，那些可愛的物，尤其是動物，有時還顯得比人類更懂得感情，給詩人以溫暖和安慰。因而也顯得更加可愛，值得友愛。《得舍弟消息》：“亂后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結句十字，把世態炎涼，人情反覆，詩人的孤獨寂寞，家犬的通靈與忠誠，寫得何等生動形象，又何等沉痛哀傷！杜甫晚年，流落潭州一帶，故土尚遠，舉目非親，社會的冷漠無情促使他與自然景物及動物更加融洽，親密無間了。那一時期，杜甫眼中的燕子或許是最富人情味，給詩人許多安慰的生靈。《燕子來舟中作》寫道：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曾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燕子與詩人是故交，懂得友情，所以也同病相憐。詩人相識相憐者惟燕而已。燕子呢？娓娓細語于船檣，穿花落水，三匝不去。詩人見此更加傷感。《杜詩鏡銓》卷十二引盧德水評語云：“只五十六字，比類連物，茫茫有生世無窮之感，但覺滿紙是淚，公詩能動人若此。”此類感受，杜詩頗多。如“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發潭州》），也是表現的人世冷漠，動物有情的傾向。

杜甫愛物，還表現在他對自然界的一種獨到的感受。盡管杜詩中有不少同情病馬、窮猿、饑鳥、病柏、枯棕的作品，相對而言，杜詩筆下的自然界，還是一個和諧、安寧、富有秩序和規律的世界（那些“病物”之不幸，常常與人類的摧殘有關）。動植物除了充滿愛心，還表現為生活上的有節有序和自得其樂，沒有等級差別，不受外界干擾……完全是一個與人間世界迥別的“世外桃源”。這個和諧的世界是詩人的政治理想的“物化”，它明顯寄托著杜甫的某種憧憬。在這個世界里，萬事萬物都有規律地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春夏秋冬，花開花落，寒暑易節，山川如故。這個“理想國”與人類社會毫不相干，獨立運行。年復一年，戰亂未休，“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傷春五首》其一）春天不因人間的爭戰殺伐而姍姍來遲，仍然花紅柳綠，各得其所：“村村自花柳”（《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花柳更無私”（《后游》），或者“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早花》）在詩人眼中，自然界的代謝節序，自成規律，不為外界干擾，各得其宜，和睦安寧，與人世間的種種喧囂煩惱形成鮮明對照。“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江亭》），“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柳邊》）“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過斛斯校書莊二首》其二）“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遣懷》）“春花不愁不爛漫，楚客惟聽棹相將。”（《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春花之無憂，秋菊之傲然，都反映出詩人對自然界寧靜與和諧的境界的贊美，又反襯出詩人不安寧的生活狀況。

草木如此欣欣向榮，自得起樂，動物更是安詳自在，逍遙無比。“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江村》）；“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春歸》）；“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江漲》）；“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行次古城》）；“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梁燕，水鷗，風蝶何等自在瀟灑。這些描寫都流露出了詩人對自然界親近融合的“物與”情懷。

縱觀杜詩，詠物詩之多，是空前的。除上面討論過的作品，尚有《苦竹》、《蒹葭》、《胡馬》、《??》、《孤雁》、《促織》、《螢火》、《歸雁》、《白小》、《猿》、《雞》、《鹿》、《丁香》、《梔子》、《麗春》、《花鴨》、《黃魚》……明人鐘惺評杜甫這些篇什“于諸物有贊羨者，有悲憫者，有痛惜者，有懷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賞玩者，有勸戒者，有指點者，有計議者，有用我語詰問者，有代彼語對答者，蠢靈者，細者巨，恒者奇，默者辯。詠物至此，仙佛圣賢帝王豪杰具此，難著手矣。”（《唐詩歸》卷二十一）鐘惺指出了杜詩那多變的手法，而這也是對杜甫愛物思想的一個最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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