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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春霖的詞如何

蔣春霖(1818-1868)是近代詞壇上的著名詞人，他窮困潦倒的生活經歷讓人欷歔不已，他婉雅凄怨的詞風卻感人至深。其人其詞，在其生前即引人矚目。蔣春霖逝世后的120余年時間里，關于《水云樓詞》的研究成果，在近代詞學研究里是比較突出的，從學術史的角度對這一段研究歷程進行系統地清理，總結和分析在以往蔣春霖研究中的得與失，將有助于推進新世紀的蔣春霖研究，從而促進和深化對近代詞學的認識。

一、近代(1868一1907)的蔣春霖研究

這里所說的近代，主要是指蔣春霖逝世之后到王國維《人間詞話》發表以前的40年。在這40年時間里，蔣春霖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所謂“研究”主要是指他的友人為其詞集所撰序文，比如宗源瀚、李肇增、何詠、徐鼒等為《水云樓詞》及續集所作的序文等等。這些序文的作者因是蔣春霖的朋友，故對蔣春霖的身世、經歷和創作甘苦都有切身的了解。宗序云:

鹿潭名春霖，江陰人。少負雋才，不拘繩尺，屢不得志于有司，乃俯就鹽官，嘗權東臺場，恤灶利，課團丁御侮，人咸德之。罷官后，猶供食數年，生平抑塞激宕之意，一托之于詞。運以深沈之思，清折之語，先刻為《水云樓詞》于東臺。同時作者莫不斂手。(《水云樓詞續序》)[1]

徐序稱:

蔣生鹿潭，承明不遇，作吏淮東，駔儈與居，踞觚灶北。芰衣荷裘，羌修能之自挈，霓旌玉玦，指潛淵以為期。一夕相思，八公招隱。孰海唱之孤憤，答兔語之幽修。有河上之同歌，吹參差兮自訴。又況簾雨闌珊，念家山于破后;衍波迢遞，悵環佩之來遲。鳩媒媭詈，傷如之何!徒觀其鼻苦吟，吹唇審律，性有三好，技了十人，謂為倚聲，誠淺之論作者類!(《水云樓詞序》)[1]

他們對蔣春霖的關注，更多的是同情他的坎坷經歷和不幸的遭遇，對其詞的評價往往要聯系他的人生經歷來論述，認為《水云樓詞》中寄寓著他“生平抑塞激宕之意”，故而呈現出“深沈之思，清折之語”、“海唱之孤憤，鬼語之幽修”的審美風貌。

在上述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之外，有的研究者嘗試從文學自身的角度來分析蔣春霖《水云樓詞》的創作特點。如李肇增從分析蔣春霖的詩歌創作出發，試圖尋找其詩與其詞之間的某些共同點，他說:“君為詩恢雄骯臟，若《東淘雜詩》二十首，不減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為長短句，鏤情劌恨，轉豪于銖黍之間，直而致，沈而姚，曼而不靡。嗚呼!君之詞，亦工矣。”(《水云樓詞續集序》)[1]他認為蔣春霖的詩近于杜老，這成為他工于詞的基礎，也使他成就為一位杰出的詞人，這一看法對后來譚獻以蔣春霖為“倚聲家”杜老是有著間接影響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杜文瀾不僅結合蔣春霖的性情氣質論其詞，總結《水云樓詞》有“專主清空，摹神兩宋”的創作特點;而且還根據蔣氏“欲采中晚唐佳句入詞”的創作思想，指出《水云樓詞》亦存在著“稍務色澤”“間涉饾饤”的弊病。(《憩園詞話》卷四)[1]杜文瀾與蔣春霖有過直接的生活交往，對蔣春霖的得失較之他人了解更為真切，上述看法正是基于對蔣春霖的深刻了解而得出的結論。

在這之后，著名的常州派詞人——譚獻對蔣春霖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在光緒四年(1878)編成的《篋中詞》里，選錄蔣春霖詞達23首之多，所選數量僅次于納蘭性德(25首)。本來蔣春霖的創作有些接近南宋姜夔、張炎一派，這與譚獻所處的常州派立場是相悖的，那么譚獻為什么如此地推重蔣春霖詞，這是因為在他看來蔣春霖的詞真實地反映了“咸豐兵事”，蔣春霖也因之被他稱之為“倚聲家杜老”:

《水云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嘆之意，則已微矣!(《篋中詞》今集卷五)[2]

眾所周知，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被稱之為“詩圣”，從譚獻以蔣春霖為“倚聲家杜老”看，他對蔣春霖的積極肯定和高度評價是不言而喻的。譚獻對蔣春霖的評價也影響著陳廷焯，陳廷焯論詞是非常推重譚獻的，他在光緒十六年(1890)編選的《詞則》里，亦選錄蔣春霖的詞達16首之多(《大雅集》8首、《放歌集》3首、《別調集》5首)，認為蔣春霖在晚近詞壇的地位僅次于譚獻、莊棫，他的詞在體格方面尤近于南宋著名詞人張炎，這是因為張炎“工于造句，每令人拍案叫絕”(《白雨齋詞話》卷二) [3]，而蔣春霖“造句之妙，不減樂笑翁”(《白雨齋詞話》卷五) [3]，但他沒有將蔣春霖抬到“倚聲家杜老”的高度，而是認為蔣春霖雖工詞卻是“尚未升風騷之堂”(《白雨齋詞話》卷五)。[3]這樣評價蔣春霖較之譚獻的過度拔高應該說還是比較切合實際的。

蔣春霖以詞“筆”寫“史”，為晚清詞壇別開生面，他的《水云樓詞》也因之得到多數論者之好評，以致有人把他視為“詞界中興”或振興咸豐詞學的重要人物。如周曾錦說:“讀蔣(春霖)、杜(文瀾)二公詞，覺白石、梅溪，去今未遠，天挺二老于咸同之際，亦詞界之中興也。”(《臥廬詞話》)[4]金武祥更說:“雍乾以來。倚聲之學，吾州號稱極盛。陽湖張先生惠言，宜興周先生濟，該正變，兼諷諭，英絕領袖，郁為兩大宗。厥其閨位余裔，旨乖趣歧，家鶩眾炫，稍稍衰息。鹿潭起而墜緒以振，其流派不盡守宛鄰之舊，然相望百余年間，水云一家，遂與茗柯、止庵三鼎其足。”(《蔣春霖傳》)[5]

二、現代(1906-1949)的蔣春霖研究

1908年10月～12月，王國維《人間詞話》在《國粹學報》的發表，標志著詞學研究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開始。在這部影響深遠的《人間詞話》里，王國維對譚獻的“三鼎足說”提出質疑，指出:“《水云樓詞》，小令頗有境界，長調惟存氣格。《憶云詞》，精實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與容若比。”但他的這一看法未能像他的境界說那樣在學界產生廣泛的影響，在20年代學界對蔣春霖的評價仍多沿襲譚獻的看法。1925年朱祖謀撰《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后》評蔣鹿潭曰:“窮途恨，斫地放歌哀。幾許傷春憂國淚，聲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賊中來。”在這一時期，學界對蔣春霖《水云樓詞》的評價也是相當高的，如1925年周念永為重刻本《水云樓詞》作跋便稱蔣春霖:“以沈博絕麗之才，為悱惻纏綿之體。燕釵蟬鬢，傳恨空中;錦瑟瑤琴，知音弦外。綜其一生，憂時念亂之懷，牢落坎壈之遇，而一以倚聲出之。故語該正變，體兼風諭。于引商刻羽之中，寓沈郁蒼涼之慨。卓然為一代之大家。”[1]1926年劉毓盤撰《詞史》亦稱:“蔣春霖以常州人入浙派，《水云樓詞》二卷，其言情之作，皆感事之篇也。唐宋名家，合為一手。詞至蔣氏，集大成矣。”[6]一個說他“卓然為一代之大家”，一個說他集晚清詞學之大成，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學界對蔣春霖在晚清詞壇重要地位的高度肯定。

在30年代，詞學研究者大多對蔣春霖的詞發表過看法，一致推他為有才氣，不為常、浙兩派所牢籠的詞人。胡云翼說:“他是一位富有才氣，能夠不依門戶，不受拘束，而自具境地的作家。……其所著《水云樓詞》，多發抒感慨，描寫極深刻，論者至稱為‘詞史’。”[7]但胡云翼所論不多，未為宏論，吳梅和劉大杰著墨較多，論述亦甚精當。吳梅說:“嘉慶以前，詞家大抵為其年、竹垞所牢籠……至鹿潭而盡掃葛藤，不傍門戶，獨以風雅為宗，蓋托體更較皋文、保緒高雅矣。詞中有鹿潭，可謂止境。……鹿潭律度之細，既無與倫，文筆之佳，更為出類。而又雍容大雅，無搔頭弄姿之態，有清一代，以《水云》為冠，亦無愧色焉。”[8]劉大杰對吳梅的看法深表贊同，還根據自己的體驗和感受，對蔣春霖詞作了如下的評價:“蔣氏一生落拓，而情感又極銳敏，對于時代的所見所聞，對于民眾所受的流離顛沛的苦楚，一一發之于詞，蒼涼激楚，備極酸辛。……他創作的態度，極為嚴肅，從不把他的作品浪費于無病呻吟與無味的應酬上。幾乎每一首，都表現出社會的暗影，與民眾的哀傷。在他筆下所出現的一草一木，明月楊柳，與小閣茅亭，俱一一蒙掩著一層離亂的情趣。他不標榜比興寄托，而自有其比興寄托，他不標榜白石、玉田，而其長調真可與姜、張比美。他不倡言南唐，其小令真得二主之神韻。我們可以說，蔣春霖不僅是清代的大詞人，并且是中國整個詞史上一個大詞人。”[9]《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看法亦近似于劉大杰，文稱:“(蔣)春霖中年正值洪、楊之亂，身世飄零，故多撫事感時之作。郁勃沉深，精警雄秀，曲折頓宕，千狀萬態。有迦陵之放而不粗獷，有秀水之雅而能渾厚，有茗柯之深而不專比興，有飲水之艷而不覺軟弱，有憶云之工而骨肉勻稱，蓋擷諸家之英而熔冶于一爐也。……不特俯視清代詞人，即置之兩宋之中，亦卓然一大家也。”

在40年代，蔣春霖與納蘭性德是清詞研究的兩大“熱點”，這前后十余年的時間里發表的蔣春霖研究論文有《蔣春霖潭評傳》(唐圭璋)、《咸同詞人蔣鹿潭》(任鼎)、《水云樓詞跋》(龍榆生)、《詞史蔣鹿潭的生平及其詞作》(章石承)等。據馮其庸《蔣春霖年譜考略》介紹，他曾在1948年撰有《蔣春霖年譜初稿》，只是當年未能公開出版。當時編纂的各種清詞選本或叢刻皆以選刻《水云樓詞》為重心，如徐珂的《清詞選集評》選輯有14首，胡云翼《清代詞選》選錄有5首，陳乃乾匯刻《清名家詞》收錄《水云樓詞》一卷;王煜《清十一家詞鈔》選取清詞代表性名家，蔣春霖亦位列其中，并鈔選《水云樓詞》達64首之多。蔣春霖之所以能引起眾人的關注，一個重要原因是與當時人們飽受戰爭之苦有密切關系，因為蔣春霖《水云樓詞》對戰爭的描寫很容易激起大家的共鳴。

蔣春霖的詞所以被譚獻稱為咸同“詞史”，是因為比較真切地反映了太平天國起義和清兵的腐敗無能。龍榆生認為，譚獻推舉的三家“詞人之詞”，其中最能表現時代精神者當推《水云樓詞》。[11]章石承進一步指出，納蘭性德和項廷紀的詞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他們所抒寫的都是從個人所直覺的月令花殘，所遭逢的悲歡離合為出發點，而蔣春霖則不然。“因為他生當紅羊之亂，長毛的殘酷，清軍的窳情，以及人民因頻年戰爭，無家可歸，掙扎在饑餓線上的情形，有的是他親耳聽到的，有的是他親眼看見的，還有的是他自身嘗受過的。所以他在謳歌時，一方面也如容若、蓮生一樣的低訴出個人的悲歡離合之情，一方面他把眼光放遠，注視到社會，沉痛地抒寫家國興亡之感。”[12]

關于蔣春霖詞的內容，唐圭璋從抒情的角度分為憶舊、傷別、懷鄉三類[13]，章石承又將之拓展為感時、傷別、憶舊、懷鄉四類，特別地突出了戰亂年代的情感內涵，如說傷別:“亂離中送客遠行，正不知一去是生是死?縱然是浪跡他方，也不知以后相逢何日?相逢何處?這較平時的離別，尤覺黯然神傷。”較之唐圭璋，他更強調“感時”之類詞的重要性:“在水云樓詞里，十之七八，都屬于這一類，情感真實，描寫深刻，這確定了他在詞壇上杜老的地位。”“有時他用婉轉的言辭，曲折地傳達出極沉痛的意境，如秋蟲的泣露，孤雁的啼月，使靈均的香草美人，稼軒的斜陽煙樹，不能專美于前。”[12]

關于蔣春霖的創作特色，章石承認為他取徑于白石、玉田，深得他們的神髓。“同時，身世之感更充實了他詞作的內容，所以他筆底所表現出來的，不是空虛的、堆砌的一串漂亮的字眼，而是有寄托，有性靈，有生命的東西。”[12]唐圭璋更進一步從修辭的角度，總結了蔣春霖在創作手法上的某些特色，說他在用字遣辭練意等方面頗能得白石之神理。“我們讀了，只覺清暢而不滑熟，精健而不生澀。”[13]在此基礎上，唐圭璋還進一步分析了蔣春霖詞的意境和風格，指出《水云樓詞》所寫的境界，有江山蒼莽的境界，有沙洲幽寂的境界，有池臺荒涼的境界;章石承則概括水云樓詞風格為凄怨、婉約、悲涼和清空四種，他結合蔣春霖的性情、際遇及時代、藝術個性分析其風格的成因，頗有深度。如凄怨的風格，是因為“懷才不遇，窮愁潦倒，竟把他折磨成為一個憂郁的人……這樣便鑄就了他凄怨的詞心”。又如悲涼，是因為蔣春霖“生逢紅羊浩劫，流亡江北，登山臨水，悼亂傷離，遂發出悲壯蒼涼的情緒”。再如清空，是因為蔣春霖的詞“脫胎于白石、玉田，所以能夠不滯不澀，也不失之粗靡浮滑，同時又極渾厚和雅”。[13]

關于蔣春霖的歷史地位。章石承突出了他的獨創性，說在浙西、常州風氣籠罩詞壇的時候，“大多數詞人，不屬于常，即屬于浙，只有他，能兼兩派之長，而不為那一派所限制”。[12]龍榆生認為他取徑于白石、玉田，又身歷亂世，身世之感多所激發，言之有物，托體遂尊，用能集浙、常二派之長，而極激楚蒼涼之致。似有視蔣春霖為同光詞壇之集成者之意味。[11]唐圭璋甚至認為，論清詞當以蔣春霖為第一。“他的詞，目無南唐兩宋，更不屑局促于浙派和常州派的藩籬。他只知獨抒性靈，上探《風》《騷》的遺意，寫真情，寫真境，和血和淚，噴薄而出。”

從上述幾個方面看，現代的蔣春霖研究不但走出了傳統詞話的路數，出現了以長篇論文為主要寫作方法的現代研究表述方式，而且在研究的方法、研究內容和研究手段等方面都較近代的“前研究”階段有了長足的發展，當然也存在著因為某些學者對《水云樓詞》的偏愛，進而對蔣春霖在清代詞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高于實際水平的評價。

三、當代(1950年以后)的蔣春霖研究

時間推進到50年代，在三四十年代頗得學界之好評的蔣春霖詞，這一時期在學術界的地位可謂是“一落千丈”。195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便對蔣春霖詞作了全盤的否定和批判，這部文學史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從農民革命的立場指責蔣春霖的詞，咒罵太平天國，露骨地表示出他對太平天國的憎恨和仇恨。“他的詞非常反動，應該完全被否定。”[14]這一用階級分析取代文學分析的態度當然是不可取的。進入80年代以后，在五六十年代批判蔣春霖的觀點逐漸淡出，肯定蔣春霖詞之藝術成就的思想在提升，各種新出文學史對蔣春霖予以較多地關注。近年來，還推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學術成果，出版有《蔣鹿潭年譜》、《水云樓詞話》、《水云樓詞疏證》(以上周夢莊著)、《蔣鹿潭年譜考略》、《水云樓詩詞輯校》(以上馮其庸編著)等論著。最近十年來出版的各種清詞選如沈軼劉、富壽蓀《清詞菁華》(l0首)、錢仲聯《清詞三百首》(5首)、汪泰陵《清詞選注》(6首)亦多選錄蔣春霖詞，嚴迪昌《近代詞鈔》更是輯錄《水云樓詞》達66首之多。這些論著將三四十年代的蔣春霖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在近現代人們對蔣春霖詞的評價是很高的，最有影響的就是譚獻的“倚聲家杜老”說，對于這一說法，當代的學者基本形成贊成和反對的兩派意見。贊成者有徐華根、劉勇剛等，徐華根認為蔣春霖創作態度嚴肅，作品多寫其身世淪落之感，很少花鳥風月吟詠和無謂的應酬。“杜甫遭安史之亂，所寫的詩是‘詩史’。蔣春霖遭受戰亂，他寫的詞可以稱作‘詞史’。”[15]劉勇剛認為，評價蔣春霖應該持知人論世的態度，不宜以今天尺寸衡量古之作品。《水云樓詞》乃是特定時空中產生的具有獨特情感體驗及藝術追求的作品，對蔣春霖及其詞必須用歷史的和審美的眼光觀照。鹿潭是否能配享草堂，這且不論，但《水云樓詞》無疑是具有“詞史”價值的。[16]反對者則有郭延禮、謝孝蘋、周夢莊，謝孝蘋認為蔣春霖所處時代、經歷、身世、結局或有與杜甫相似之處，但更有較大的區別。這就是杜甫沒有辜負他的時代，寫出了《三吏》、《三別》等不朽詩篇。“杜甫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發出時代的最強音，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影響以及‘詩圣’的形象，這一切都比蔣鹿潭高大得多。”[17]周夢莊也表示:“過高地拔高蔣鹿潭，脫離了現實所許可，人們也難以接受。”[18]郭延禮還說:“蔣詞無法和杜詩比美，主要因為杜甫是站在時代先進思想的頂端，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二十年間那‘萬方多難’的時代，描繪了國家和民族的災難，揭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階級對立;而在蔣春霖的筆下，卻對當時蓬勃發展的農民革命運動抱著敵視的態度，并把農民軍誣之為‘賊’……作品中充滿著對農民革命的恐懼，把當時的天京寫得陰森可怖，這都是對現實的歪曲。也是作者正統觀念和階級立場所帶來的局限。”[19]關于蔣春霖對農民起義軍的態度，周篤文持不同于郭延禮的看法，認為要用歷史的眼光加以分析:“作為一位政府官員，我們不能要求作出超越其階級地位的判斷，再說他詞中反映的主要是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并沒有對什么‘暴行’的指斥。”“他反對戰爭，渴望和平，不是為了某個階級的利益，而是出自博大的愛心。對這場浩劫，他也有過反思，甚至對誤國的統治集團也有所批判。”[20]這樣一種客觀平和的態度應該是當前古代文學研究中比較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但是，在《水云樓詞》藝術成就的認識上，不管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又是統一的，即一致承認《水云樓詞》有著較高的審美價值。如謝孝蘋說:“盡管詞人不能配享草堂，要為咸同以來第一流詞人，尚非過譽。”這是因為他接武常州詞派，卻別樹一幟，不作常、浙詞派的家臣。[17]周篤文將蔣春霖的藝術成就概括為三點:一是以“溫柔怨慕”之思，寫“窮老盡氣”之遇，是他在詞中力求達到的境界;二是色澤鮮明，富于變化;三是以沉郁凄苦為主旋律，亦不乏清新自然之作，在章法結構上也極具匠心。[20]嚴迪昌的分析更具有代表性，可以說是對謝孝蘋觀點的進一步展開:“《水云樓詞》的造詣在于，抒述深沉的離亂之情，而又不失清虛含蓄之致。蔣春霖從詞藝上說是專攻姜夔、張炎一派，但因其身際衰世戰亂，感受真切，故避免了‘浙派’的涂飾空枵之病。同時哀情沉郁、盤轉傾述又必然有激蕩力，不必要去作吞吐之姿或借助物象來寄托以出，這樣又擺脫了‘常派’的某些弊端。總之，他是在一定的審美追求和藝術功力的扶翼下純乎順其情思所需而創作，所以，盡管極精心，但不生硬拗峭，感染力自然很強。”[2l]郭延禮還從表現內容和藝術技巧兩個方面談到蔣春霖詞的成就，從表現內容看，它形象地描寫當時戰火遍燃的情景和戰爭的緊張氣氛，真實地描寫了戰爭帶來的荒涼，記錄了戰爭創傷的痕跡，在藝術技巧上，一是抒情寫景，真切傳神，二是講究造句用字，語言明白曉暢又寓有深意。

相比較而言，嚴迪昌的分析，不但深刻，而且契人詞心，把握到《水云樓詞》之神理。郭延禮的分析因為篇幅及文學史的特殊性，不免顯得有些簡略。

關于《水云樓詞》的題材，人們多關注它那些表現咸豐兵事的戰爭詞，周篤文認為按時代分，蔣春霖的詞有江南前期與江北后期兩個階段，前期的詞作包括他在京城求仕無成南返故園，直到他北上揚州謀任淮南鹽官為止，“這一階段作品的內容，主要表現為對流光易逝的嘆惋和懷才莫展的悲恨。”在藝術風格上與后期的詞也是一致的，直至31歲前后到揚州才開始其長達20年的江北苦旅時期，這一時期的詞就是人所欣賞的以大量的篇幅反映咸豐兵事、“開詞家未有之境”的戰爭詞。[20]謝孝蘋還在分析統計曼陀羅花閣刻本的基礎上，將《水云樓詞》的題材作了細分，歸納為9類:(一)戰伐聲中，不眠憂世之什。(二)天涯淪落，悲涼身世之什。(三)離亭賦別，寄懷酬唱之什。(四)緬懷故園，欲歸無計之什。(五)羈客閑愁，留連光景之什。(六)詠物傷時，意內言外之什。(七)征衫緇染，旅途勞頓之什。(八)風月場中，雪泥鴻爪之什。(九)秋霄露坐，思婦悼亡之什。[17]周夢莊認為蔣春霖在如此豐富多彩反映社會生活的作品中，有一個基調，就是“反映戰爭”。“他不能對戰爭的性質有正確認識，他只能憑自己的主觀和直覺觀察戰爭和解釋戰爭，但是他所反映的社會動亂圖卷又是真實的。他渴望有一個安寧的社會環境，過太平的日子。他對生活和未來的憧憬是樸素而又是積極的。……蔣鹿潭用他的詞筆反映戰爭，也就是反映了時代，自然不是無病呻吟。蔣鹿潭把戰爭這個新題材熔鑄到詞中去，開拓了詞境，是對詞學發展的一大貢獻。”[18]劉勇剛《傷離悼亂，烽煙鬼唱——蔣春霖的戰爭詞探微》一文，專門探討了蔣春霖對戰爭的描寫及其表現技巧，作者認為，蔣春霖的戰爭詞主要聚焦于太平天國運動。它真實地描寫戰爭離亂的場景和反映了文人的迷惘心緒，因他是站在太平軍的對立面看待這場戰爭的，故把太平軍統治下的南京城勾畫成一個“樹影”、“鸮聲”、“磷火”構成的陰森世界，確實也真實地再現了風聲鶴唳、戰亂頻仍的世紀末葉的動蕩場景，具有很強烈的時代精神。最后，作者總結蔣春霖戰爭詞主要有兩種筆法:一是比興體，他雖未明言寄托，卻托興淵深，思致綿邈，極溫深怨慕之意;二是用賦體，即正面描寫，直言本事。“點染結合，富于動態感、力度感，將戰爭的激烈場景、戰爭的劫難，描摹得淋漓盡致，如見其人，如聞其聲，而絕無半點叫囂、粗豪之氣。”[16]這些皆比較準確地揭示了《水云樓詞》的藝術傳達技巧。

總之，這一時期的蔣春霖研究，主要是圍繞“倚聲家杜老”的稱謂展開廣泛地討論。不同的學術立場和學術思想在討論中形成交鋒，這既有助于研究者深化對蔣春霖的認識，又促使研究者對自己所持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進行深刻地反思，即對蔣春霖的詞是應該采取先入為主的態度，還是從其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的實際出發作出合理地評價，從這個方面講盡管當代學者對蔣春霖有多種態度，卻也由此看出當代的學術研究更趨于成熟。當然，當代的蔣春霖研究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不足，還多停留在作家階級立場和文本分析的初級研究階段，今后的發展方向將是在生平研究、心理分析、文化分析等方面進行廣泛地開拓，進而由蔣春霖研究拓展到對淮海詞人群的研究及對整個晚清詞風轉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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