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舜欽文學風格

詩歌理論　　在對詩歌的政治作用的認識上，蘇舜欽與梅堯臣是一致的。他在《石曼卿詩集序》中說：“詩之于時，蓋亦大物。”所謂“大物”，即是指詩可以反映“風教之感，氣俗之變”，若統治者有“采詩”制度，就可以據以“弛張其務”，達到“長治久安”。因此，他批評“以藻麗為勝”的文學風氣，而大力贊揚穆修等人“任以古道”，石曼卿的詩能“警時鼓眾”。而且如前所言，他還提出過“文之生也害道德”的頗為極端的意見。其實蘇氏為人性格偏于豪放開張，并無道學家的氣息，他的這些主張與他在仕途上積極進取的欲望有重要的關系。

觸及現實　　作為一個關切時政、渴望有所作為的詩人，蘇舜欽的詩常常觸及一些嚴峻的現實問題。他的《慶州敗》記敘了宋王朝與西夏戰爭的失敗，痛心疾首地批評了朝廷在邊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將領的無能；《吳越大旱》寫到一方面饑荒病癘使“死者道路積”，另一方面官府為了應付與西夏的戰爭，仍無情搜括糧食，驅使丁壯勞力上戰場，致使“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最后并以“胡為泥滓中，視此久戚戚。長風卷云陰，倚柂淚橫臆”之句，表述了自己內心的痛苦；《城南感懷呈永叔》同樣寫出民間由于饑荒而出現的慘狀：“十有七八死，當路橫其尸。犬彘咋其骨，烏鳶啄其皮。”并以“高位厭粱肉，坐論攙云霓”與之相對照，直斥權勢者的無能與無恥。

尖銳直截　　在反映時弊、揭露社會矛盾方面，蘇舜欽往往比梅堯臣來得尖銳直截。這一方面是由于個性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同蘇舜欽郁郁不得志的遭遇有關。他本是自視很高的人，卻總是受排擠乃至遭誣陷，所以既感到自己無法為社會盡到應有的責任，又感到個人失意的苦悶。這兩種情緒糾合在一起，使彼此都強化了。《城南感懷呈永叔》的末一節說：“我今饑伶俜，憫此復自思：自濟既不暇，將復奈爾為？愁憤徒滿胸，嶸峵不能齊。”言外之意是：倘若自己能掌握權位，便能夠拯救百姓；無奈自顧不暇，所以格外憤懣。而在有些詩中，他更把個人的不滿直接宣泄出來，如《對酒》：　　丈夫少也不富貴，胡顏奔走乎塵世！予年已壯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時愁思不可掇，崢嶸腹中失和氣。侍官得來太行顛，太行美酒清如天，長歌忽發淚迸落，一飲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褫哀樂如摧朽。讀書百車人不知，地下劉伶吾與歸！

坦露激昂　　這種詩情緒坦露激昂，略近于李白的風格，雖然畢竟還不如李白的意氣高揚，不可一世。《宋史》本傳說蘇舜欽“時發憤懣于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在北宋詩人中，他確是有些唐人的氣味。所以他的理論表述雖然迂腐，詩歌卻因情感袒露而顯得頗有生氣，不是一副道學面孔。

作者介紹

蘇舜欽 蘇舜欽（1008─1048）北宋詩人。字子美。開封人。祖籍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22歲時因父親「門蔭」得補太廟齋郎。景祐元年（1034）進士。歷任蒙城、長垣縣令。政治上傾向于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由范仲淹推薦，為集賢殿校理，監進奏院。岳父是「慶歷新政」主要人物之一、宰相杜衍。御史中丞王拱辰為了打擊范、杜，抵制政治改革，借口蘇舜欽用公款召妓樂宴飲而進行彈劾。蘇舜欽以「監主自盜」的罪名被削籍為民，退居蘇州筑滄浪亭。工散文，是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作家，與歐陽修、梅堯臣友善，時稱「歐蘇」和「蘇梅」。其文學思想的基本觀點是「原于古，致于用」，主張文學要反映現實，詩歌創作強調有利于「政化風教」，與白居易詩論精神一致。創作活動以進奏院事件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前期與政治活動緊密聯系，文筆犀利，議論激烈。詩歌也具有政論性，如《慶州敗》、《感興》第三首、《城南感懷呈永叔》等。有的詩歌對人民群眾的苦難傾注了同情，有的抒發英雄抱負。抒情寫景，雄放不羈，意境開闊，使讀者能夠感受到他內心感情的激蕩，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后期由于隱居生活的局限，寄情山水的作品增加。散文《滄浪亭記》語言簡潔流暢，言情敘事委婉曲折，感情深切。既反映了逍遙于自然的生活情趣，又表現出對污濁官場的鄙棄。《淮中晚泊犢頭》、《夏意》等小詩，也寫得新鮮恬淡。不少作品抒發了蒙冤受害、壯志難酬的悲憤心情。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評他的詩「筆力豪雋」、「超邁橫絕」，借助自然景物，發揮奇特想象，抒發憤世疾俗的情懷，是他詩歌風格的基本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