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于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胡適也有類似的評價，其后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一、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研究王安石變法并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于宋代特定的時代歷史環境中。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其富國強兵，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啟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斗爭的典型事例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間，相關文章共發表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制造輿論，他們炮制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并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學界出現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肯定說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負擔，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變法期間社會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系，也是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又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

國外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作者介紹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西）人。慶歷二年（1042）進士，授簽書淮南判官。仁宗嘉祐三年（1058），入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仁宗，提倡變法。神宗即位，任翰林學士兼侍講，再次上書，力主革新。熙寧二年（1069），拜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主持變法，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出知江寧府。八年，再相，次年復罷。十年（1077）封舒國公。元豐二年（1079），復拜尚書左仆射，改封荊國公。晚年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城外半山園，自號半山老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傅。紹圣中，謚文。崇寧三年（1104），追封舒王。《宋史》、《東都事略》有傳。自少博極群書，工詩擅文，有《臨川先生集》一百卷，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全宋詞》用《彊村叢書》本《臨川先生歌曲》增補，凡二十九首。王安石是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散文雄健峭拔，詩歌遒勁清新。詞雖不多而風格高峻。他的文學主張核心是「文貴致用」。散文創作以論說文的成就最為突出。《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條分縷析，提挈起伏。《答司馬諫議書》理足氣盛，精煉有力。記敘文夾敘夾議，寓意深遠。如《游褒禪山記》等。詩歌創作有1500多首，極富特色。不少詩歌表現了要求改革時弊和關心人民疾苦的精神。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詠史懷古的詩篇，抒發了對國事的感慨，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如《入塞》、《西帥》、《陰山畫虎圖》、《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等。有些詩歌表達出新穎的命意，喜歡翻歷史舊案。如膾炙人口的《明妃曲》二首。歐陽修、梅堯臣、曾鞏等都寫了和詩。抒情寫景詩有很多名篇佳句。《南浦》、《染云》、《書湖陰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州》都是公認的佳作。這些作品以工致取勝，寓意深刻，被認為是蘇軾、黃庭堅的先導。退居江寧的10年，思想十分矛盾。一方面繼續關心新法的推行，另方面感到自己的處境越來越困難，轉而借助佛理來解脫苦悶。所著《字說》、《鐘山日錄》等，多已散失，文集今有《王文公文集》、《臨川先生文集》兩種，后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