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作品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diào)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xué)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xiàn)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diào)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zhì)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nèi)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fēng)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fēng)。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zhì)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diào)了語言須質(zhì)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chuàng)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wù)；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xiàn)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jié)構(gòu)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shù)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huán)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wù)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xiàn)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dāng)?shù)姆諊⒑嫱性姼璧囊饩成稀Ｈ纭堕L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qū)⑵嗬涞脑律罏r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gòu)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tǒng)統(tǒng)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shù)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shù)特色還表現(xiàn)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shù)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nèi)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jié)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wù)盡的特點，但在內(nèi)容和情調(diào)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guān)聯(lián)，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xiàn)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diào)。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fēng)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diào)，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xiàn)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tài)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dǎo)。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shù)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chǎn)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離開現(xiàn)實，必須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tǒng)，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社會作用。強調(diào)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xiàn)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xiàn)實，關(guān)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fēng)，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和風(fēng)格的多樣化。

作者介紹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后遷居下鄧邽（今陜西渭南縣）。早年家境貧困，對社會生活及人民疾苦，有較多地接觸和了解。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唐憲宗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jié)度使李師道派人制死，白居易因上表急請嚴緝兇手，得罪權(quán)貴，貶為江州司馬，后移忠州刺史。唐穆宗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曾積極興修水利，筑堤防洪，泄引湖水，灌溉田畝千頃，成績卓著。唐敬宗寶歷元年（825）改任蘇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書。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卒，終年七十五歲。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在文學(xué)上，他與元稹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dǎo)者和中堅，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反對「嘲風(fēng)雪，弄花草」而別無寄托的作品。其諷諭詩《秦中吟》、《新樂府》，廣泛尖銳地揭露了當(dāng)時政治上的黑暗，抨擊了現(xiàn)實中的流弊，表現(xiàn)了愛憎分明的進步傾向。除諷諭詩外，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也獨具特色，為千古絕唱。白詩語言通俗，深入淺出，平易自然，不露雕琢痕跡。其詩刻畫人物，形象鮮明，以情動人，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造詣。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一些小詞。贈劉禹錫詩云： 「古歌舊曲君休聽， 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一些新詞。其中《花非花》一首，頗具朦朧之美，后世詞人如歐陽修、張先、楊慎，都極為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