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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二南指的是什么

詩經《二南》指的是《詩經·國風》中的《周南》、《召南》的合稱，共25篇。古人以為“周南”、“召南”系指地域，“周南”大致在今陜西，河南之間。“召南”大致在今河南、湖北之間，此說為大多數研究者所首肯。

《詩經》中的“召南”怎么讀？

新華字典里解釋道“召 ”念shào時指周朝國名，在陜西省鳳翔一帶。“召”作呼喚、招呼或傣族的姓之意時念zhào。《詩經》中的《風》包括周南、召南等15國風。召南是個國名，所以此處“召 ”念shào。

典故：姬奭，生卒年不詳，姬姓，名奭，又稱召公(一作邵公)、召伯、召康公、召公奭，西周宗室、大臣，與周武王、周公旦同輩(一說是周文王庶子)。

姬奭輔佐周武王滅商后，受封于薊(今北京)，建立臣屬西周的諸侯國燕國(北燕)。但他派長子姬克管理燕國，自己仍留在鎬（hao）京(今陜西長安)任職，輔佐朝廷。因采邑于召(今陜西岐山西南)，故稱召公或召伯、召公奭。

【召（shao）南(nan)】：就是召公奭（shi）的領地以南，在長江、漢水、流域那一帶的民歌、民謠。就叫【召（shao）南(nan）】。實際應叫【召南風】。【召南】是省稱。

中的十五國風是哪十五個,指的各是哪個地方

十五國風，即西周時期即十五個不同地區的樂歌，是從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帶有地方色彩的土風歌謠。《國風》是《詩經》的組成部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 王風 》、《 鄭風 》、《齊風》、《魏風》、《唐風》、《 秦風 》、《 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等，共160篇，合稱十五國風。風，地方樂調，這一部分共選了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樂調，稱十五國風，共160篇，內容都是民歌，這十五國風是：周南（今陜西，河南之間），召南（今河南，湖北之間），鄴，鏞，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其中周南、召南產生于漢水和長江中游，其余為黃河中下游。十五國風絕大部分是周室東遷以后到春秋中葉的作者，大部分是民歌。

詩經 國風中的周南和召南到底是什么意思

1．《詩經》“二南”釋義

周代詩歌總集《詩經》，有關荊楚、巴蜀之風（民歌），幾乎是個空白。清人廖元度編輯的《楚風補．舊序》曾曰：“楚何以無風？楚之風——‘江永漢廣’，《周南》已載之。”“然則楚何以無風？‘江漢游女’、‘錯薪翹然’，楚風之洋洋盈耳，沨沨乎入人深者，自古在昔，而匪今斯今矣！”（署名：時康熙戊辰、山陰何天寵昭侯氏題，下同）這恰好說明楚與巴蜀詩歌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鮮明的地區色彩。不過，這是從詩歌本身尋求的某些緣故，即選詩的二重標準，但還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西周末，周王朝早已衰落，而南方的蜀國、楚國卻先后興盛起來，成為擴張拓疆的大國，而楚文化（風）的傳播又是以軍事擴張為先導的，這就不能不引起周王朝統治者的恐懼心理。加之中原華夏民族歷來把南方的諸侯當作“蠻夷”——這種社會心理，自然就不可能在《詩經》中給楚、巴、蜀與北方諸侯同等的位置了。然而，統治者總是懷有一種矛盾心理，雖然無法用軍事手段來制服南方諸侯，便在恐懼之余，又不得不采取懷柔政策。正是統治者的這種矛盾心理，才有了“二南”，并把它們冠于《詩經》首位，成為中央王朝對諸侯教化的楷模，卻回避了“楚風、巴風、蜀風”這樣的稱謂。因此《呂氏春秋·音初》發揮道：“禹行功，見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陽，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這不過是一種猜測。

關于《風》詩，歷來有多種解釋。最早見于《山海經·大荒西經》：“太子長琴，始作樂風。”注：“風，曲也。”從一般的概念說，《風》就是樂曲之意。宋代朱熹在《詩集傳》中對“國風”的概念及來源作了經典性解說：“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樂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朱熹的解釋，上承《毛詩序》，影響后世至今。

《詩經》問世后，對“南”也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宋人程大昌在《詩論一》中指出：“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系其國土也。”他又在《詩論二》中說：“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為樂古矣。”清人崔述在所著《讀風偶識》中云：“《南》者詩之一體，蓋其體本起于南方，而北人效之，故名曰《南》”。他們大體上指出了《南》是《詩》中獨立的一種樂歌。歸納起來，對《南》共有六種觀點：一、《南》為南化說：《毛詩·關雎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二、《南》為南樂說；三、《南》為南土說；四、《南》為南面說；五、《南》為詩體說；六、《南》為樂器說，《南》本是樂器（鈴）之名，后孽乳為汝、漢、沱、江一帶的南方樂調之名，是南國之風。不妨視為《風》詩之一體。這六說以“南化說”為主構成了“南”的六要素，缺一不可。

2．《詩經》“二南”的地域

《楚風補·舊序》曰：“夫陜以東，周公主之；陜以西，召公主之。陜之東，自東而南也；陜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曰‘二南’。系之以‘周南’，則是隱括乎東之南、西之南也”。這里已明確地指出了“二南”的地域，“周南”即周公采邑之南，包括楚國和巴國部分疆域；“召南”即召公采邑之南，包括蜀國和巴國大部分地域。朱熹在《詩集傳》中稱：“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浸廣。于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于國中，而召公宣布于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他接著推測說：“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系于天子也”。朱熹既指出了“二南”的大致地域，同時也再次說明了“二南”的來源。這樣，我們就可以大體上斷定：《周南》就代表楚風；《召南》便能表征巴蜀民歌。

西周時代，巴、濮兩族尚居在長江以北的江漢區域。《左傳》昭公九年載周景王使詹桓伯對晉人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西周時代巴、濮、楚、鄧并為南服的四國。其中巴國為周王朝敕予姬姓的封國，其它三國卻是殷亡后臣服于周。濮是國名，后來濮族分散稱為百濮。西周之時，南方最強大的國家是濮國，而楚國卻是在東西周之際，濮國衰落之時，強大了起來的。《史記·楚世家》稱楚為鬻熊后，其子孫即以熊為氏。戰國時代秦《詛楚文》也稱楚懷王為楚王熊相（《史記》作槐），但春秋戰國時代楚王自鑄銅器，則稱楚王酓章（惠王）、楚王酓悍（幽王）。是楚又以酓為姓，酓與廩古音同在侵部，酓姓即當為廩君之后。楚王自稱為廩君之后，證明其原本就繼承了廩君的衣缽，說明其與濮的聯系。清江流域巴人部落群體即是廩君之后，《后漢書·巴郡南郡蠻傳》記載：“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炊人血，遂以人祠焉。”樊綽《蠻書》卷10也記載：“巴氏祭其祖，擊鼓為祭，白虎之后也。” 這說明，巴人的祖先與楚地濮人同為廩君。

歷史記載從春秋開始，楚國才不斷地向四面八方擴張。楚國的富強，是和它直接占有地域廣大，以及附庸國眾多，是完全分不開的。特別是它在春秋戰國時代，楚國西境達蜀國的西部的金沙江流域，開始在云南楚雄設官置吏，管理麗水黃金的開采。《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明言麗水（金沙江）流域已經屬于荊楚所有。《資治通鑒》說：“周顯王七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正義》稱：“楚自梁州漢中郡南有巴、渝，過江，南有黔中、巫郡”。《戰國策·楚策》亦言，由川東沿江上溯，南包夜郎、川、滇、黔廣大地區均已屬楚。這些文獻說明，楚與巴、蜀關系密切，巴、蜀為楚所“包”。恰如《荀子·議兵》所記楚國“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淮南子·兵略訓》更進一步說：“楚地南卷沅、湘，北繞穎、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穎、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山高尋云，溪肆無景。”巴、蜀的東鄙，北面和南方的土地，逐漸為楚所蠶食。而蜀之西南又為岷山（滎經）莊王和夜郎王（黔西）所據。

《詩·小雅· 四月》有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江，指的是長江；漢即是漢水。此二水成為諸夏與南蠻的分界線。巴、蜀居之于江之上游，而楚居之于江漢之間。江漢流域之間皆為古時濮人分布之域，到得西周之世，才為楚人掠奪濮人舊居而以荊楚稱之。楚地在商、周時代，或稱為荊，《詩經》中有“蠻荊來威”的詩句，或稱為楚；或合稱為荊楚，《詩經》中還有“奮伐荊楚”的詩句。“荊”的命名，應直接與蜀人有關：《華陽國志》說開明王朝時，“樂曰荊”，是稱呼音樂為“荊”，應為古蜀語的譯音。蜀國的軍事勢力在西周，曾一度達到了鄂西——荊楚之地，走出巫山的蜀人看到了平坦而美麗的江漢平原，自然就用自己的樂“荊”來命名這塊美妙的新大陸了。因此，“荊楚”之地的“荊”，應是蜀人給它的名稱。反之，濮（荊）人稱樂為“任”；中夏稱為“南”，這雖是一種樂名之異，然而卻是不同的語言對同一種事物的稱謂。川東長江一線原為蜀國的勢力范圍，《史記·六國年表·楚表》載：“蜀伐我茲方”。《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肅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滋方，于是楚為捍關以拒之”。正義引《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楚茲方是也”。松滋，今縣，在今湖北宜都東南，距之楚之郢都的直線距離不過百余公里。“捍關”，集解云：“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捍關之口。”索隱亦云：“《郡國志》巴郡魚復縣有捍關。”據此，此捍關在今重慶市以東奉節縣。楚肅王四年，時值吳起變法失敗以后，蜀于是揮師東下長驅直入楚腹地，蜀大軍能出三峽，進軍清江口之東，說明在川東長江之地可以暢通無阻。《太平寰宇記》在清江下載：“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極高，蠻依為巢穴，頗為邊患。蜀王擊之，屢獲神助，故所在祀之。”徐中舒先生在《論巴蜀文化》中說此雖出自傳說，但清江原為蜀地，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清江”之名，就是蜀人給其命名的，因此，巴在巫夔以西的五郡，戰國前必然也是蜀的舊壤。正因為疆域的更迭，也就造成了“二南”趨向于交融的條件。

3．《詩經》“二南”之比較

中國最早的一首愛情詩歌，據說是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嬌寂寞時所作。因為她派使女到涂山的南麓去等候禹的歸來，可是一等禹不回來，兩等禹也不回來，等得她煩躁和心慌，寂寞的時候便唱道：等候的人啊，多么的長久喲！《淮南子》里記載“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為熊” 。“涂山氏往，見禹方為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涂山氏化石的郁郁情衷無處可訴，三過其門而不入的大禹，當然無法想象形影單只的思婦，有多少回日高懶起，夜不成眠呢！后來詩經國風里的那些“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詩歌，都是從這首詩歌里學來的，于是人們學會寫愛情詩歌，周王朝也才有詩可采。

朱熹在《詩集傳》中說明了周王朝采詩的用途后指出：“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也矣。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不用鐘聲。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正因為要合樂，那些南方的民歌，就不得不進行刪節。今天流傳下來的“二南”，也就不可能是楚、巴蜀民歌的原貌了，加之蜀國的文字與中原文字自成體系，還要通過翻譯，所以，蜀國的民歌的原汁原味也就蕩然無存了。為此，《楚風補》參訂還說：“蓋以有韻之言，前古所少。文王師鬻熊著書二十二篇，而聲詩之義闕如。惟南國化行，‘江’、‘漢’數章，彬彬‘風’始。……緣其時，楚未受封，統于‘二南’，其‘風’雖周，其聲其辭嚴然江、漢間野人女子之所作也。茲不敢忘聲教所自始，故以‘江’、‘漢’諸詩首之。三楚之風或亦可采錄歟”！

《詩經》十五國風，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就是采自十一個國家，雖主要采自黃河流域，但也遠及長江流域，跨度長達600余年，在這么長的年代里，在那樣寬的地域里，而表現里面的變異性卻小。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韻差不多一律。音韻的一律就是21世紀都很難辦到，南北東西有各地的方言，甚至不同的語言文字，音韻就相差甚遠，但在《詩經》里卻呈現一個統一性。這正說明《詩經》是經過一道加工程序的。根據清代以來的古代音韻學家的考證，《詩經》以及周代的其它韻文，所押的韻部是一致的，可見古代這些民歌民謠，在輯錄時，已經過樂官、史官們的整理，都用統一的“雅言”。但從《華陽國志·巴志》錄的巴國三首民歌來看，它們與《詩經》中的詩的內容及形式，幾乎相同，又可佐證，那種加工又有一定的度的。

《詩經·周南》中的詩歌主要是楚國漢、汝流域的民歌，自然就包括巴國的民歌，清人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說：“南者，周以南之地也，大略所采詩皆周南詩多，故命之曰《周南》。”《召南》中的詩歌主要是蜀國江、沱流域的民歌，同時也包括巴國的民歌。《詩經原始》中亦說：“其所采民間歌謠，有與公涉者，有與公無涉者，均謂之《召南》。”時過境遷，我們今天當然不能簡單地的指認那一首是楚國民歌，那一首是巴國民歌，那一首是蜀國民歌，但從“二南”的內容中我們卻可以看到：楚風與蜀文化的交流，巴文化起到了橋梁的作用，而最后趨向融合。

《周南雎鳩》取冠《三百》；《鵲巢》亦置《召南》之首，可推測：在楚、巴、蜀三國中只有巴是姬姓封國，由此，把巴國的民歌放于“二南之首”，這是周王朝對巴國的看重，抑或是教化的榜樣。從文獻上看：能夠證明《雎鳩》是巴國民歌的不僅有《汲冢周書·王會》篇，說的是四夷與其貢品之中的幾句話：“西申以鳳鳥。丘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鳥。鸞揚之翟。倉吾翡翠。”還有《山海經．海外南經》中對“比翼鳥”的記敘：“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赤，兩鳥比翼。曰在南山東”。其中巴人的貢品即“比翼鳥”，它就是巴人在《南山經·青丘山》中所說的“鴛鴦”（或曰黃鴨）一類水鳥。它們雌雄相依，死都不相離的水鳥。巴人習居水邊，故能捕獲。以此推斷：《雎鳩》可能是巴人的賀婚歌。但這種水鳥在南方較普遍，巴國有，蜀國也有，楚國亦有，所以，《雎鳩》這首民歌是各地民歌相互影響最后才定形的。另據推測：“雎”字便是巴蜀文字的音譯，所以后世漢語中就沒有“雎”字的意義項，可作補證。朱熹在《詩集傳》（下同）中把二詩作了比較后說：“《鵲巢》：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他從教化的角度認為“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兩”那樣一個宏大場面，這樣《召南·鵲巢》便與《周南．關雎》的詩意混同了。他在《大序》“國君積德累功以起家，德如鸤鳩，乃可配焉”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道：“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然而，《鵲巢》與《關雎》還有明顯的區別：它隱含了巴國人的委婉的憤怒，“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巴國由于受楚國的壓迫，不得不從巴山與漢水間南遷進入川東。因此，巴人借“鵲巢鳩居”來唱出了他們對占領者的不滿之情，抑或是留居川東的蜀人對新的統治者（巴王朝）表露的一種憤懣。《華陽國志·巴志》說：巴國“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又說：“而其失在于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意思是說，巴人淳樸，性直好義，不隨便造次，語言直率，無巧言華麗之辭。不僅民眾，王族亦尚武好斗。李文昌《圖經》載：‘巴王、濮王會盟于此（按：指合川釣魚山），酒酣擊劍相殺，并墓而葬”。所以，《鵲巢》詩的深層含義（象征）完全是巴人借“鵲巢鳩居”抒發的反抗之情。

方玉潤《詩經原始》中指出：“自序、傳來，說《詩》者無不以鵲巢鳩居況女居男室矣。夫男女同類也，鵲鳩異物也，而何以為配乎？”所以，他在詩后《眉評》中說：“取譬只在首二句，余皆敷衍。且美中含刺，不及《關雎》遠矣。《二南》皆以昏詞為首，如《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陰陽為道所始也。”從字面上看：《關雎》歌頌的是巴、楚地農村青年男女結合的賀婚歌，而《鵲巢》卻是巴蜀貴族婚禮告廟辭。由于兩地地域接近，主要居民同為濮人，因此，所表露的詩歌意境也就有了些許相似處。

朱子說：“《采蘩》：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采蘩》是首勞動民歌，這首詩很明顯是蜀國的。《詩經原始》說：“《小序》以夫人奉祀為‘不失職’，故毛、鄭、孔三家皆主祭祀言。《集傳》既從其說，又疑為親蠶事，蓋泥《采蘩》、《公宮》等字，以為祭祀用耳。殊知蘩乃主蠶之物，陸氏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七月》之詩曰‘采蘩祁祁’，以生蠶也。今覆蠶種尚用蒿’云。”“蘩”即蒿，有消毒的作用。蜀國是桑蠶的發源地，從文字學角度講：“蜀”字是象形字，就是由野蠶演化而來的。因此，《采蘩》是至今被保留下來的蜀國桑蠶文化的代表作。巴地某些地方至今也無桑蠶，即使養蠶植桑，也是受蜀國的影響才開始的，時間較晚。《華陽國志·巴志》在“涪陵郡”下載：川東“土地山險水灘，人多戇勇、多獽。蜑之民，縣邑阿黨，斗訟必死，無蠶桑，少文學。” 其已明確指出巴地“無桑蠶”的事實。

西周早期的一件蜀戈，內部飾紋圖案以一身作屈曲蠕動狀的蠶為中心，四周分布一圈圓點，象征蠶子或桑葉，左側橫一桑樹，蠶上都有表示伐桑所用的斧形工具符號，證實了蜀地蠶桑起源時代之早。蜀人的桑蠶文化，又直接與黃帝的正妃嫘祖有關。《帝系》紀載曰：“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史記·五帝本妃》所記大同。以后諸史所記，皆本乎此。

關于嫘祖，丁度《集韻》稱：“嫘，姓也。《史記·五帝紀》：‘黃帝娶于西陵氏女，為正妃，是為嫘祖。’”另據嫘祖所在川北鹽亭縣故里的民間傳說，嫘祖姓王名風，她的母親因夢彩鳳入懷感而生嫘祖，故取名鳳。唐代四川省江油縣青蓮鄉（當時屬漳明縣）大詩人李白的老師趙蕤的《嫘祖圣地》唐碑也稱她為“女中圣賢王鳳，黃帝元妃嫘祖”。《山海經·海內經》兩處作“黃帝娶雷祖”、“黃帝妻雷祖”，“雷祖”即“嫘祖”。《史記·五帝本紀》、《通鑒外紀》、《通鑒前編》、《集韻》、《云笈七簽》諸書皆作“嫘祖”；《史記·索隱》、《南岳志》作“累祖”。因其始創蠶絲事業，堪為后世效法者，可謂之為“祖”，故稱她為“嫘祖”。“嫘祖”可能是西陵氏王鳳成為黃帝正妃后，黃帝賜給她的名字；也可能是她養蠶治絲，受萬民感戴而給她的尊號。這樣，嫘祖成為蜀桑蠶文化的奠基人，使蜀文化向外部世界交流成為可能。

《山海經·中次十一》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余，赤理、黃華、青葉，名曰帝女之桑”。這里已把“女”與“桑”相連。《山海經·海外北經》又曰：“歐絲之野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這便是后世蜀地蠶神“馬頭娘”神話的雛形。從《山海經》中的記敘，我們得知這就是巴蜀桑蠶文化對外傳播的結果。除此外，還有（晉）王嘉《拾遺記》卷十還記載了關于“冰蠶”的傳聞：“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后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縮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員嶠山”我們不得而知，但“海人獻之”，我們卻可以推斷：“海人”說的就是四川內陸海的蜀人，因為，巴蜀大地自古就有冰蠶的民間傳說。從上述，可知蜀國是養蠶植桑的發源地，《采蘩》又是蜀地的桑蠶的勞動歌曲，而《詩經》作為周王朝的唯一一部詩歌總集，它絕不會放棄源而誦其流罷。因此，《詩經原始》指出：“召地去周未遠，故風尚略同。《周》有《葛覃》，《召》亦有《采蘩》，均之蠶事為本，女工是重。”其僅此說明詩的思想內容相同，而描繪的對象卻各異，《葛覃》與桑蠶并無直接關系，因為，葛覃是原始人類用來連接樹葉御寒的原料，也是后來人們制衣的主要材料，所以，《葛覃》是尚無桑蠶的楚地濮人民歌。反之，就是楚風受蜀國桑蠶文化的影響所至。

《周南·卷耳》與《召南．草蟲》皆為農村婦女思念征夫之作，可朱子卻說：“《草蟲》：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卷耳是南方的一種野菜，而草蟲卻是南方普遍的一種能鳴的蝗蟲，詩中表露的思夫心情又是相似的，也可看作天下婦女的共同心理罷。這種相似，我們還可以看作是楚風與巴蜀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

《召南·江有汜》這首詩，我們可以從其文本看到：應該是巴蜀之地的民歌，“汜”指的就是巴國舊疆，而“沱”指的蜀國境內的沱江。為此，朱子曰：“《江有汜》：水決復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江有沱：江、沱之別者也。”“汜”與“沱”都是長江支流。從詩開頭“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得知：其指的是鄂西的巴國故地，接著“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它卻指的是蜀國疆域。我想這應該是編詩者把兩地相同的民歌綜合在一起的結果。“沱”也指江水的回水處（或角落），如《川東情歌》有云：“送郎看見一條河，河邊一個回水沱。江水也有回頭意，情哥切莫丟了奴。”這首后起的民歌，也可以作為旁證。

朱熹從儒家的詩教說出發，從《召南》整體曰：“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由此，他說：“《甘棠》：召伯之行循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愛其樹不忍傷也。”他對《行露》一詩繼續發揮道：“南國之人遵召伯之禮自守，而不畏強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從文化學角度講：方伯成為連接周王朝與南方諸侯的文化使者，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楚風與巴蜀文化交流的作用。

召南讀音是什么？

召南讀音是shào?nán。

國風·召南，《詩經》十五國風之一，為先秦時代召南地方民歌，共十四篇，召南指召公統治的南方地域。國風·召南共有十四首詩：鵲巢、采蘩、草蟲、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襛矣、騶虞?。

舉例：

《召南·采蘋》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一首詩。此詩描述了女子采摘蘋草、水藻，置辦祭祀祖先等活動，真實記載了當時女子出嫁前的一種風俗。

全詩三章，每章四句。其藝術魅力主要源于問答體的章法。首章兩問兩答，點出采蘋、采藻的地點；次章兩問兩答，點出盛放、烹煮祭品的器皿；末章兩問兩答，點出祭地和主祭之人。詩歌敘事不假修飾，節奏迅捷奔放，氣勢雄偉，通篇不用一個形容詞，而五個“于以”的具體含義又不完全雷同，顯得連綿起伏，搖曳多姿。

詩經國風的昭南指什么

《國風·召南》。從成詩地點來講，漢儒以為，“召南”即大抵在今河南、湖北地區的作品。關于成詩時代，《詩序》說是在周初；現代研究者或認為在東周，亦有東西周兩種說法皆有者。并未有確切材料證明何種正確，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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