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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真是因為嫌錢少？

“不為五斗米折腰”是中國古代一個著名的典故。通常的解釋為，五斗米是陶淵明在彭澤縣令任上的一個月工資。陶淵明由于工資菲薄，還得迎來送往，看上級部門眼色行事，付出大于所得，因此憤而辭官。那么真的是這樣嗎？

▲陶淵明折腰像

想要搞清楚“五斗米”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得先熟悉東晉官員的薪資情況。東晉時，上縣（民戶在千戶以上者）的地方官稱為縣令，下縣（民戶在千戶以下者）的地方官稱為縣長。縣令屬于七品官，六百石秩位，而縣長的秩位為四百石。陶淵明任職的彭澤縣屬于豫章郡上縣，所以他的秩位為六百石。照此計算，陶淵明月薪為五十石，日薪為十七斗。那么陶淵明的那么五斗米是怎么來的呢？難道是陶縣令一時憤激，口出妄語嗎。也不是，陶淵明當時雖然憤怒，但不偏激，他絕不至于憑空捏造自己的工資。概因這個六百石，說的官級代稱，而非實發工資。

根據曹文柱先生在《東晉南朝官俸制度概說》中的考證，在西晉時期，俸米為官員工資的主要構成部分。晉室播遷，司馬睿南渡之后，基本延循江右舊制，各級官員工資的發放項目還是以祿米為主。但是在具體發放形式上，中央政府的各級官員和地方政府的官員就有了區別。中央政府官員的工資依然由國家財政按規定統一發放，而州郡縣的官員工資發放形式卻繁復多樣，不僅僅為俸米，還有職田、俸帛、俸錢、雜供給，以及力役等等。

▲魏晉官服圖

理論上，職田是官員們的主要收入來源。晉明帝太寧二年，王敦亂后，江州刺史應詹鑒于國家財政“今之艱弊，過于往昔”，認為只有在地方官中施行“課佃”（課，計量勞動果實，佃，耕種土地。課佃意即征發勞役耕種官田）措施，才能減輕中央財政壓力，同時減輕人民納稅負擔。于是他在上任江州刺史前夕，向晉明帝上表，“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這種按照職官品級用國有土地收入取得俸祿的方法，就是職田制度。

俸帛來自于國家向農民征收的棉帛和布，當時稱為“戶調”。

俸錢則為國家財政直接向國家公務人員發放的工資，但在東晉時代只停留在制度上。之前由于漢末三國大亂，秦漢以來形成的金錢本位的商品經濟遭到破壞。西晉統一后，國家仍以自然經濟為主，金錢在日常經濟中的比重大為下降。所以西晉政府在官俸中實際上早已取消貨幣，而代之以實物。晉室南渡后，由于那時的江南地區經濟基礎極為落后，“江南之俗，火耕水縟，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商品經濟很不發達，“晉室南遷，疆域未廓，錢不善用，其數本少”，因此諸多州郡都用物物交換的古老方式來互通有無，基本上也不給官員發俸錢。

“雜供給”為國家為了彌補地方財政不足而下放的一種財政收支權限，為地方官吏專有的經濟收入，隨意性比較大，“多隨土所出，無所定準”。地方官吏甚至可以直接從統領民戶中予以征發，“隨意開許，損公侵民”。雖然中央政府對于這種流弊屢屢加以抑斥，后期還定立了最高征收標準，然而收效甚微。這些各種名目的“雜供給”其實成為東晉地方官吏的主要收入來源，數額遠遠高于正式工資收入。這其中非常著名的一項就是“迎送費”。“迎送費”意即迎新送故費。迎新費相當于安家費。地方官員下車伊始，家眷等等需要安置，否則無法正常開展工作，因此有這筆錢，一次性給付。送故費也稱“歸資”、“還資”，也就是離職金。地方官員卸任后，生活沒有著落，因此有了這筆錢。也是一次性發付。這些迎送費的主要發放形式卻是錢。這些迎送費也是“皆自百姓出，并無定令”。史書記載，那時送故費的數額，州刺史數千萬，郡太守數百萬。照這個比例，縣一級的應該是數十萬。除了給錢，當然還有其他實物，比如帛米和當地土特產之類。“米布之屬，不可稱計”。

以“力役”形式支付的官俸叫做力，又稱事力或力人。由于一般而言這些力都由吏人充任，因故也稱“吏力”。“力役”分公力和私力兩種。公力屬于公家所有，私人不能濫用。私力作為官吏的工資發放形式，也有定額標準。吏力一般兩個用途，一是在職田中勞作，一是滿足職官個人和家庭私使。當時的規定是：一品官給力三十人，往下遞減。而且“力役”不是固定的，可以隨著具體事務的繁閑增減：“繁者增一等，平者守本力，閑者降一等”。

那么陶淵明按照規定應該領取多少俸祿呢？根據朱大渭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官俸》中的考證：東晉時期一個七品縣令月俸27斛（斛同石，即十斗），年俸324斛；絹布45匹，折米180斛；職田三頃，折米540斛；共折米1044斛。力役十五人。

▲東晉官員俸祿明細圖

那么陶潛在縣令任上的八十天實際上領取了多少俸祿呢？史書中也言之鑿鑿。陶淵明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送一力給其子”。據袁行霈先生考證，當時陶淵明大兒子陶儼二十歲，二兒子陶俟十八歲，三兒子陶份、四兒子陶佚十五歲，五兒子陶佟十二歲。這五個兒子，陶淵明都沒帶，只是帶了妻子輕裝上任，“不以家累自隨”。由于五個兒子不足以自食其力，“自給為難”，因此需要陶淵明“送一力”，幫他們干挑水砍柴等粗活，“助汝薪水之勞”。陶淵明還要求兒子們要以人道主義對待這位役力，“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可以說頗具人道主義精神。總之，陶淵明上任后，就使用了一個“力”的工資。

接下來，“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根據國家規定，縣令應該有三頃三百畝職田，陶淵明為了每天喝酒，想全部都種高粱。但是在陶淵明妻子的反對下，最后是二百五十畝種高粱，五十畝種稻子。陶淵明將剩下的十四個“力”的工資全用在了職田上。

▲高粱圖

終上所述，陶淵明在彭澤八十天的縣令任期內，應發放工資為：十五人力役，三個月月俸81斛。此外還有絹布9匹（每月三匹）。但實際上，陶淵明只是領取了十五人的力役工資。至于81斛米中有一半要等職田收成下來再給。可陶淵明沒有等到職田收成下來就辭職不干了，因此他八十天只領了四十天的工資也就是四百斗，平均一天五斗。這個他在卸任之后的《歸去來兮辭》有自述，他本來也想等到職田收成下來把全工資領了然后再歸隱，“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可是妹妹程氏的病逝打亂了他的計劃，他奔喪情迫，只好盡快辭職，“情在駿奔，自免去職”。

因此陶淵明所說的五斗米，其實是半日工資，應該代指沒有領到的那一半工資。按當時的語境來說，陶淵明應該指的是不值得為等待另一半沒領到的工資而“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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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陶淵明郵票值多少錢 右下角有20的標志，還印有上海的印章？

這是1994年發行的《古代文學家》郵票其中的一枚，20是郵票的面值20分。上海的印章，那是郵戳，說明貼這枚郵票的信件是從上海寄出的。這枚郵票存世量較大，市場價也就幾毛錢而已。

陶淵明辭官之后靠什么維持生活？

大家對陶淵明應該都不陌生，他寫的《飲酒》系列詩以及比較出名的《歸園田居》等都給我們展示出了一種田園生活的美好和他對這種生活的向往。因此，陶淵明也被稱為“田園詩派鼻祖”。但是在在《歸園田居》中，曾有這么一句詩：“草盛豆苗稀”，不愿意為官，種田卻如種草的陶淵明難道吃草為生嗎？當然不是，如果你僅僅以為歸隱田園的陶淵明只能靠種田為生，那就想的太簡單了。

陶淵明雖然退出了官場，但是不代表他就沒了一切收入，陶淵明是誰，那可以大文人啊，你看今天的一些名人，多少人都是花錢請他去做節目或者講課的，陶淵明一樣可以，他的名氣在文人圈子里一定是非常大的，那就少不了會有人來請教問題。而在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中曾有一句“余嘗于三余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可以看出，陶淵明也是會收學生給他們傳習知識的，收入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一定夠養活自己了。而且，陶淵明結交了那么多朋友，難免有有錢人，難道會不給資助嗎?

除此之外，陶淵明雖然是田園詩派代表人，但其實他家產還是很多的。陶淵明的爺爺陶侃為東晉大臣，雖白手起家，卻做的非常好，據稱當時陶侃所管理的荊州，可謂是“路不拾遺”。從此，陶家也算是顯赫起來，所以到了陶淵明這一代，家族還是有不少房產和錢的。所以陶淵明看似歸隱過上了苦日子，其實那是有錢人在休閑娛樂呢！

陶淵明當縣令時一年收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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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都有個賤毛病，說話愛引經據典，陶淵明也不例外。比如說有一天，陶淵明對他的親戚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這句話不算標點，總共才十二個字，陶

淵明一下子就用了兩個典故：一個是“弦歌”，說的是孔子的某個學生去當縣令，天天彈琴唱歌，也能把全縣治理得井井有條。再一個是“三徑”，說的是從前有個隱士蓋了座房子，在房子門前鋪了三條路，所以大伙都管他的房子叫三徑。陶淵明這句話要是講給我們這些沒文化的人聽，肯定讓我們頭大，又是弦歌又是三徑的，聽起來跟黑話似的。幸好他的親戚聽得懂，因為他的親戚也是文化人，也天天講這種黑話，所以他知道陶淵明的意思是想買房，只是錢不夠，需要通過做官來籌款。于是這個親戚就幫著陶淵明打通了關節，把他送到彭澤縣去當縣令。

彭澤縣就是現在的江西省九江市彭澤縣，陶淵明在這個縣當縣令，拿的薪水可不算少。您知道，他生活在東晉末年和劉宋初年，那時候給官員發薪水一般不發錢，直接發糧食。陶淵明跟上司耍脾氣的時候說過：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實際上是他做彭澤縣令時領的糧食：一天五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領一千八百斗。兩晉南北朝，除北齊和北周的斗偏大外，一般每斗只相當于今天兩升半，裝米只裝四斤，一千八百斗只有七千多斤，這么點兒米拿到現在市場上去賣，撐死了一萬多塊錢。

一年才一萬多塊錢，陶淵明的薪水是不是太低了啊？別忙，當時除了給地方官發糧食，還給他們發土地，作為彭澤縣令，陶淵明從政府手里領到了三百畝“公田”，他把公田出租給佃戶，每畝每年可以獲得十六斗大米的凈收入，三百畝公田給他帶來的年收入就是四千八百斗。這四千八百斗再加上他每年領的一千八百斗，共有六千六百斗，按一斗米重四斤算，共重兩萬六千斤，折合人民幣五萬塊錢。

年薪五萬只是陶淵明的合法收入，他會不會還有別的灰色收入呢？保不齊是會有的，因為兩晉南北朝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貪污最普遍也最明顯的時代，無論大官小官，也無論京官與地方官，都可以明目張膽地受賄和搜刮，只要不把百姓逼反，一般不會受到什么處分。個別皇帝如晉武帝司馬炎和梁武帝蕭衍，為了讓寵臣、功臣和家境不太好的官員多弄點兒錢，甚至公開鼓勵他們貪污，在這種風氣的熏陶下，陶淵明潔身自愛的機會似乎不是太多。

我們且不管陶淵明有沒有灰色收入，先看他用一年五萬的合法收入能不能實現買房計劃。

我搜集了兩晉南北朝時期大約二十多宗買房案例，其中東晉末年有個和尚在杭州買房，花了三萬錢；劉宋中葉某貴妃入宮以前在南京買房，也是花了三萬錢；南齊時有個叫崔慰祖的人賣房，要價是四十五萬錢；梁武帝時副宰相徐勉給兩個即將結婚的兒子各買一套房，共花了五十萬錢。那么也就是說，花幾萬到幾十萬錢就可以買一套房。我用晉宋時期江南豐年米價（每斗二十錢）作為標準換算了一下，當時一錢相當于今天四毛，三萬錢等于人民幣一萬元，五十萬錢才折合人民幣二十萬。由此可見，那時候的房價是很低的。

現在可以下結論了：陶淵明哪怕不貪污，一年薪水也能買下一套房，要是工作四五年，估計還能買下一豪宅。所以靠做縣令掙房錢，陶淵明這條路算是選對了。

遺憾的是陶淵明做縣令的時間比袁世凱做皇帝的時間還短，才在彭澤縣待了八十一天就自己卷鋪蓋回家了，三百畝公田和五萬塊年薪統統泡湯，買房的計劃自然擱淺。

有個跟陶淵明同時代的人叫王秀之，想在鐘山腳下買房隱居，錢不夠，去晉平郡做了幾年太守，很快腰包鼓了起來。這人說：“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意思就是房錢掙夠了，這個官沒必要再做下去了，于是上表辭職，順利隱居。

同樣是走“做官——掙錢——買房——隱居”的路子，人家王秀之走成功了，陶淵明卻半途而廢，我覺得他應該向王秀之學習學習。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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