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對于李白悲在哪里和李白悲哀的詩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編來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下面一起來看看吧！

李白的墓在哪里 啊?

李白墓位于安徽省馬鞍山市當涂縣東南郊10多公里的青山，周圍有姑溪河與青山河環繞。唐肅宗上元三年(762年)，李白因貧病交加，投靠族權當涂縣令李陽冰。同年11月病逝，終年62歲。逝世前曾作《臨終歌》，并將所遺詩稿于枕邊交與李冰陽，請他作序編為《草堂集》。李白逝世后葬于當涂龍山東麓。

50年后，唐元和十三年，李白生前好友范倫之子、宣歙觀察使范傳正，至當涂瞻仰龍山李白墓，得知李白生前“悅謝家青山”的遺愿，于唐元和十五年(819年)遷葬于青山西北麓，并親為撰文立碑。墓曾多次修葺。

李白墓的結構

現墓用條石砌成，高2尺多。墓前屹立5尺多高的石碑，上刻“唐名賢李太白之墓”，相傳為杜甫所書。墓周綠蔭覆蓋，池水泛波。前有享堂太白祠，建筑古樸宏偉。正堂塑有漢白玉李白佩劍立像，壁間掛有李白游蹤圖及名人題字。

歷代文人學士多來墓前憑吊，并留有詩詞。晚唐詩人杜荀鶴有《經青山吊李翰林》：“誰謂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

李白葬在哪里

李白墓位于安徽省當涂縣太白鎮青山西麓的太白行政村谷家自然村西,位置東經118。30‘52”,北緯31。29’35.4”,墓葬海拔12.8米。墓葬附近地貌為江南丘陵,東高西低,東面為當涂縣海拔372米的第二高峰青山主峰,李白墓處于青山西麓隴地上,坐北朝南。2006年05月25日,李白墓作為...

李白人生的幾點悲哀？

李白是個悲劇人物。他生逢封建盛世，卻難展宏圖，并一再遭受打擊，甚至流放，晚景凄涼。時代的不幸加上個人的原因，釀成他政治上的悲劇。李白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追求個體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人生價值的實現。他重感性而非理性，很難適應周圍的環境與人際關系。他的悲劇在歷史上很有代表性。后世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改塑李白的形象，突出了他的飄然不群而淡化了他的悲劇色彩。

【關鍵詞】

悲劇　個體意識　改塑

悲劇原指一種戲劇形式。悲劇性是悲劇中最核心的內容，它使悲劇具有最激動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的文化意義的力量。悲劇性又是超越悲劇的，它可以表現在其它藝術形式里面。西方文化中，悲劇這種藝術形式起源較早，而中國文化中，戲劇出現較遲，所以中國文化的悲劇意識體現在各類文藝體裁中，尤其體現在詩文中。劉鶚在《老殘游記·自序》中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于《西廂》，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依照這種說法，來觀照李白的生平經歷及其詩作，便可發現他正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詩正是他的“哭泣”。

一

李白與歷史上大多數文人一樣，畢生所求并不是當一個詩人，而是政治家。他自詡“懷經濟之才”，“濟蒼生”，“安社稷”，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要做管仲、晏嬰一樣的“輔弼之臣”。為此，他早年便博覽群書，向《長短經》的作者趙蕤學縱橫術。25歲時，他離蜀辭親遠游，廣交天下名士，為踏上仕途做準備工作。他隱居，訪仙求道，目的都是為了邀取名譽。果然，經過多年努力，終于由賀知章和玉真公主等推薦受玄宗召見。然而玄宗只欣賞李白的文才，把他作為一個弄臣看待。這對于李白當然是一記悶棍。因此，三年待詔翰林期間，他醉酒狂放，由此而受到讒言，被玄宗疏遠，最后不得不要求還山。這次從政的失敗，給詩人以極大的刺激。他看清了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敗墮落，感到禍亂迫在眉睫。從此，他在詩中一面揭露社會黑暗，一面警告著當政者。“安史之亂”爆發后，詩人無力回天，被迫隱居廬山避難。而此時，永王李磷起兵平亂，詔書三至，邀他出山，終因一顆愛國之心，他糊里糊涂地登上了李磷之船。但這卻釀成了他晚年的大禍。待肅宗李亨削除異己，消滅了自己的兄弟李磷后，李白成了附逆分子，被投入死牢。雖經眾人力保，還是免不了長流夜郎。在流夜郎途中遇赦回到當涂的李白，在聽到李光弼大舉秦兵討伐安史叛軍時還欲參加李的軍隊，后終因有病半道而返。不久，李白病死當涂，一代巨星殞落于荒涼的江邊，只留下一堆青冢讓后人憑吊、流連、沉思。

綜觀李白一生，他從政的熱情一直未減。為了從政，他準備多年；為了從政，他竟不審時度勢，輕易為人所用；為了從政，他不顧年老病衰，至死猶爭。觀其言行，他從政并不是貪求榮華富貴。如貪求于此，他可安做翰林學士，何必得罪權貴而見疏皇上？他從政的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為大唐之治作出有益的貢獻。但不幸的是，他的熱心反而變成禍根，使他一再地遭受打擊，所謂好心不得好報，動機與效果正好相反，豈不是悲劇？

大唐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此時已至峰巔狀態，整個社會的各種矛盾都已經發展到非常尖銳的地步。物極必反，表面的繁榮已掩蓋不了內里的腐朽。這是一個盛衰交替的時代，已非個人所能左右。從這個意義上說，李白生不逢時，他的悲劇首先是時代的悲劇。就他本身來說，他寧折不彎的性格，他詩人的氣質，也是從政失敗的重要原因。“行方智圓”是封建社會政治家成功的重要素質。許多政治家都能適應政治形勢，巧于應付各種復雜的人事關系，甚至以屈求伸，最后達到成功。與李白同時并有過交往的高適就善于此，終于做到節度使、散騎常侍這樣的高官，在平定安史之亂中有所作為。而李白卻昧于此道。他愛憎分明，傲骨太硬，不愿屈身權貴。當永王李磷請他出山時，他又沒能看出李氏兄弟爭奪皇位、互相猜忌的居心。他太天真，只憑一腔熱情，未能透察人心的險惡。從這一點上來說，李白缺乏做為封建社會一個成功政治家的素質。時代的不幸加上個人素質的欠缺，便釀成李白政治上的悲劇。

二

李白的悲劇所反映的悲劇精神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有相當的代表性。要說清這個問題，還得對中國文化中的悲劇精神及中西悲劇精神的異同作個簡單分析。

人生的悲劇感，是人類共有的意識，不為一個民族所特有。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文化形態影響，其悲劇精神又有某些異同。一般學者在分析中西悲劇精神異同時常有如下說法①。首先，他們認為西方悲劇中，悲劇人物大都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悲劇人物，時刻試圖以個體的身份行事，愿以個體的身份承擔一切后果，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這種個體意識發展到極限。而中國的悲劇人格趨向于認同類型，壓抑個體意識。中國古代的悲劇主體本身，較少把自己的憂患和使命自覺地歸之于尋求和實現自己的特殊價值，他們往往打著為“天下”，為“道”，為“國家”的旗號，把自己的意志完全消融于這些群體和抽象之中。西方悲劇這種強烈的個體意識與中國悲劇中的集體觀念的區別，在于其文化特點的不同。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運用她的文化模式理論，在其《菊花與刀》一書中指出，在美國或西方文化中，個人的行為是自律的，而日本或東方文化中，個人的行為是他律的。自律性的行為是重個體而輕人際關系，而他律行為，則是個人在選擇行為模式與策略時，首先考慮他人的看法，是輕個體而重人際關系的。孔學提倡中庸之道，其實質，就是要把因人而異的感情納入一種社會公認的思想模式，造成個性的喪失。其次，中西悲劇精神的區別，在于歷史目標與道德價值的不同選擇。西方悲劇人物更多的選擇歷史目標，而中國悲劇人物更多的是選擇了道德價值。第三，中西悲劇精神的重要不同是感情自覺與理論自覺之區別。中西憂患意識都以自覺的痛苦為中國，而西方憂患意識是感情的自覺。它從感性、具體實在出發，而不是從觀念出發。現實的矛盾，生存的困境，內心的沖突，理性與感性的分裂，無限與有限的困惑，都以活生生的形態存在于悲劇人物心中，而中國的憂患意識，則是在宗教文化的基礎上，轉向人生社會的憂患，把對天命的信仰和敬畏轉化為人類主體的自覺努力，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和獨立性，產生一種德性的自覺以及患德之不修的責任感。理性自覺的憂患意識使中國悲劇人格在肯定既成秩序的前提下采取行動，他們對自己的悲劇命運清醒而有所準備，從而形成自覺而又理性地承受的悲劇模式，即孔子開啟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

以上對中西悲劇不同特點的看法，明顯是不全面的。上說所謂中國悲劇模式如說成儒家文化的悲劇模式，尚可商議，而中國文化并非儒學一家所能概括得了的。縱觀中國歷史，先秦的屈原的悲劇就有其獨特性。班固曾猛烈抨擊說“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班固認為屈原個性太強，“露才揚己”，又具有反抗性，不符合他的標準。班固是站在儒家立場說這番話的，故不奇怪。而他這種正統觀念在千百年歷史上并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相反，人們普遍承認的是另一種意見。時代較早的司馬遷在《史記》本傳中引用淮南王劉安《離騷傳》的話，盛贊屈原的高潔之志和廉貞之行：“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于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本身就是個悲劇人物，他的思想便不是正統的儒家思想。他提出發憤著書說，并在《史記》中歌頌一些具有反抗精神、奇操異行之士，對歷史上悲劇人物灑一掬同情之淚。司馬遷對屈原的評價代表了中國封建時代多數士人的觀點，屈原也是歷代人們仰慕的對象。與屈原幾乎同時的莊子也是個體精神強烈之人。他追求的是個體精神的自由解放。到了漢晉之際，這種個體精神尤為突出。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五“東漢尚名節”條云：“蓋其時輕生尚氣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為茍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余英時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一文中謂漢晉之際士的“所謂個體自覺者，即自覺為具有獨立精神之個體，而不與其他個體相同，并處處表現其一己獨特之所在，以期為人所認識之義也。”（見《士與中國文化》）日人森三樹三郎甚至把魏晉時代比作意大利文藝復興，象竹林七賢里的嵇康、阮籍都是個性極為強烈的人，他們不同流俗，風標突出。他們也都是典型的悲劇人物。

由上述可見，對中西悲劇精神不應作簡單區分。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情況復雜，更不能以一種模式來概括。

三

很明顯，李白的悲劇精神更傾向于司馬遷所說的這種模式（近似于所謂西方悲劇精神），與莊子、屈原以至魏晉名士的悲劇精神相近。

首先，李白正是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的人，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特殊價值。他自視極高，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說：“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來，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在《冬夜于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中說自己“出則以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在《玉壺吟》中說自己“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鎖賢。”因此，他不大合流俗。在安陸時期，他得罪了地方官李京之，隨后給裴長史的信中也是軟中有硬，說“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民間傳說他腰間有傲骨，不能彎腰，正說出他性格上的特點。他在《古風》第三十六首里說道：“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在《鞠歌行》里說：“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讒毀。”都透露出他在安陸時期處境的不妙。不久，李白便移家東魯。天寶初，李白待詔翰林期間，很快又遭受讒言，被賜金放還。這也說明了李白個性太強，不愿屈從于權貴，不向黑暗勢力低頭，他寧愿保持人格獨立，而不愿為富貴妥協于統治集團。他不象一般的政治家那樣混跡消融于官場之中以屈求伸。他的行為可以說是自律的，一切從自己的性格出發，重視個人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行動，縱使碰壁，也不回頭。他不太重視人際關系，不及時調整與適應周圍的人與環境，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因此他終生都沒能與“讒”字脫離干系。他這種自律性行為與一般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他律式行為不同。裴斐先生認為“從言行所顯示的性格看，李白思想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反中庸。中庸的要害在‘毋我’，他卻處處突出自我，言論上自命不凡，行動上亦與眾不同，言與行均表現出最強烈的自我意識。”（《李白個性論》，《中國李白研究》1990集·上）所言極是。

其次，在歷史目標與道德價值的選擇上，李白傾向于前者，他追求的是建功立業，是大濟天下，當功成名就后，就回歸自然，作個隱者。他要在建功立業的過程中顯示自己的價值。他所欣賞與效仿的歷史人物也都是一些能人，如管仲、蘇秦、張儀、酈生、韓信等人，都是以事功而不是以個人道德名垂青史的，象蘇秦、張儀等人甚至是朝秦暮楚之士。李白蔑視王侯，戲萬乘如僚友，都不符合封建社會的為臣之道。在個人生活上，他醉酒狂歌，“志不拘檢”（《河岳英靈集》），追求自由自在，與儒家的道德規范甚有距離，全然沒有莊重謹慎的大臣模樣，所以玄宗認為他“非廊廟器”。李白自己也認為“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清人應時在《李詩緯》中云：“唐李白亦嗜酒，人稱之曰‘狂’。孔子曰：‘狂者進取’。‘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若白者，豈孔子所謂‘狂者’與？”即認為李白不是孔子所說的那種進取的狂者，這正說出李白與儒家思想的分別處。李白詩中在抒發自己的雄心抱負后，總要說到功成身退，原因是“功成不退皆殞身”（《行路難》其三），實際就是不愿受人宰割，而要保持生命的久長，精神的獨立：“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游天姥吟留別》）“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后千載名”（《行路難》其三）。與陶淵明一樣，當建功立業與個人自由發生矛盾時，他選擇了后者。從這一點上來說，道家、神仙家、任俠、縱橫家思想以及魏晉以來的名士風度都對其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他渴望身心的解放，而塵世卻同羅網難以掙脫，這真是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悲劇。

當然，各家思想對他的影響只是外在條件，這些思想之所以能對他產生影響還在于他本身有與這些思想契合之處，有利于其生根成長的土壤，這就李白獨特的個性，獨特的精神氣質，亦即人們常說的“天賦”。

第三，從感情自覺與理性自覺的區別上來說，李白明顯屬于前者。他是位詩人而不是哲學家或政治家。他的憂患意識是感情的自覺，它從感性、具體實在而非理念出發。他待詔翰林時對朝政腐敗的認識，出京后對動亂的預感都充分證明了這點。雖然他也曾在詩賦里描繪過自己的“理想社會”，但都很虛無飄渺，且是“老生常談”，是認不得真的。我們據此劃定他屬儒家還是道家，未免迂腐了點。裴斐先生說李白“別說思想體系，就連明確的政治主張亦未必有啊！李白是最純粹的詩人氣質，擅長不在思辨而在直感”（《李白個性論》），可謂知言。即使與同時代同是詩人的杜甫相比，李白也自有其特點。杜甫是“每飯不忘君”，他的忠君愛國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思一念，一舉一動無不以此為中心，而李白雖然也要大濟天下，但與玄宗不合時，便滿腹牢騷而去。他一會兒仙，一會兒俠，追求個性的自由，擺脫任何羈絆，以致后世論家認為他沒有華夏文人作風，而跡近胡人。

四

李白在當時就是被作為一個悲劇人物看待的。杜甫《贈李白》云：“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對他才大不用四處飄泊的生活深為惋惜。《夢李白二首》里感嘆：“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天末懷李白》云：“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不見》云：“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杜甫不僅與李白友情深厚，且他自己也流落不偶，故同病相憐，在慨嘆李白的悲劇時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后世仍然有人能深刻理解李白的悲劇，如白居易云“浮世謫仙悲”（《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后》），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李白的悲劇認識逐漸淡化，而是把興趣逐漸轉移到欣賞他的傲骨及獨特個性上，把他視為反抗黑暗、蔑視權貴的一面旗幟。晚唐皮日休便云：“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七愛詩·李翰林》）。宋代李綱云：“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明方孝孺云：“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值得注意的是，后人還給李白附會了許多神奇的傳說，如李白采石捉月，騎鯨上天等，甚至說他“眼識郭汾陽”（舒遜《李謫仙》），盡管他與郭子儀并無往來。這樣，李白熱心仕進，曲折坎坷的身世經歷被掩蓋了，出現在人們眼前的是位傲視塵寰清高絕俗的詩仙形象。后代人們對李白形象的這種改塑，原因何在？這當然不是簡單幾句就解說清楚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社會心理的需要。人們需要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個性特出的，而又才華橫溢，人人敬服的詩人作為自己精神的偶象。從孟子開始，士人們就幻想著能與君保持一種平等關系，保持自己個性的尊嚴與自由，出處自如，而做到這一點實非易事。比較起來，李白能從布衣待詔翰林，受到皇帝禮遇，而又視權貴如草芥，實在是絕無僅有，因此，他便自然成為一位傳奇人物，成為一種楷模，成為與權貴對抗的一種精神力量。于是他豪的一面，仙的一面便被強調夸大，他的悲劇的一面便漸漸被忽略不計。他感情洶涌奔放不羈的詩歌成為失意文人宣泄情感的媒體，人們從他對權貴的指斥冷諷中感到揚眉吐氣。正如魯迅認為陶淵明在后人心中飄逸得太久了那樣，李白在歷代人們的心中也飄逸得太久了。

今天，我們重新認識李白的悲劇一生，有助于深刻理解他的詩歌，也有利于對盛唐氣象真相的認識，更有利于對封建時代詩人命運的了解。使我們認識到即便如盛唐這樣花團錦簇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的命運竟是如此悲慘，而為我們文學史增添光彩的卻正是這些悲劇性人物，而非那些志得意滿，歌功頌德的幫閑文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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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參見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邱紫華《悲劇精神與民族意識》等書。

（好評哦親~）

大詩人李白的一生，為何那么的悲劇？

李白，唐代浪漫主義詩人，世稱“詩仙”。李白的詩超凡脫俗，清新飄逸，朝氣蓬勃，濃濃的少年氣息，故此人們常說“李白從未老去”。反觀與李白合稱“李杜”的杜甫，其詩憂時傷懷，沉郁悲涼，一股暮年的朽味，故此人們常說“杜甫從未年輕”。

詩是詩人抒發情感的憑靠。就如沈從文所說，無論詩人，畫家，雕刻家，誰不是因為惦著一個微笑的影子，或是一個皺眉的記號，方弄出那么些古怪成績。

李白、杜甫，無一不是把愛憎移入詩，在文字里馳騁，只是一個略微含蓄隱晦，一個稍稍直白明顯。所以，讀杜甫的詩，會覺出生活的艱辛，直呼“杜甫太慘了吧”。讀李白的詩，會覺得生活之快意瀟灑，隨口一句就是“李白太浪了吧”。事實是，李白“浪”的背后是辛酸的坎坷經歷、十之八九的不如意。他用文字騙了自己，也騙了他的讀者。

問題的出現，是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李白悲劇的一生，既有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原因。

導致李白一生悲劇的主觀因素

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諸子百家，十五歲已有詩賦多首，得到了一些社會名流的認可。

由于父親從商，李白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只得通過干謁實現濟世心愿。從十五歲起，李白開始從事干謁活動。

對于自己的才學，李白信心滿滿，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一次次地干謁，一次次地失望而歸。

李白游歷渝州時謁見渝州刺史李邕，他的不拘小節和高談闊論讓李邕很是不滿，這預示李白將空手而回。可是，李白太高傲，太輕狂，臨別時以一首《上李邕》作為回敬。詩中，李白以大鵬自喻，“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詩的末句寫到，孔圣人尚且說后生可畏，大丈夫（李邕）不可輕視年輕人啊！

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心氣高，耿直，有著強烈的自尊心。即便如此，出于雄心壯志的考量，且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因此縱使碰壁，李白始終沒有停止干謁的步伐。什么是愈挫愈勇，什么是不撞南墻不回頭，看李白就是了。

李白隱居岷山時，廣漢太守推薦他去參加有道科的考試，此乃天賜良機，距離夢想只一步之遙，可被李白拒絕了，原因是不屈于權貴。

“不屈于權貴”似乎與李白在干謁過程中對所謁見官員的盛贊和溢美之詞相互沖突。可見，李白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不想諂媚權貴，一方面為了前程又不得不降低身段，做出屈于權貴的舉動。

正是不屈于權貴，不違背內心，李白做了皇帝的御用文人之后，發現職位與志向毫不沾邊，才從“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美夢里醒來，繼而沉浸在“玄宗呼之不朝”的醉漢角色里。“賜金放還”于有著遠大抱負的李白而言，不失為解脫，離開錯誤的位置，正視內在的需求。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與其說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權貴，不如說翰林供奉一職與他拯濟蒼生的宏大愿景相去甚遠。“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這些詩句看似豪情萬丈，積極向上，其中不乏經歷仕途上的不如意之后自我安慰的意味。

導致李白一生悲劇的主觀因素可概括為：知識分子的清高，桀驁不馴，狂放不羈。

導致李白一生悲劇的客觀因素

不被外界認可。前有渝州刺史李邕不認可李白，后有李白被安州裴長史所拒，盡管李白曾多次謁見裴長史，卻因人饞謗，失去了被舉薦的機會。之后，李白到長安謁見宰相張說，又謁見其他王公大臣，均無結果。

唐玄宗的私心。李白曾為玄宗獻《明堂賦》《大獵賦》，依然無果。后經玉真公主和賀知章大加稱贊，玄宗終為所動，召李白進宮。

李白來到宮里，玄宗“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于前，親手調羹”，這讓李白頗為風光。但是，玄宗看中的是李白吟詩作賦的才情，而不是經世致用的政治才能。可以說，玄宗將李白定位為詩人、才子，利用他能詩能文的才華記錄盛況，以向后人夸耀，因此給予李白翰林供奉的頭銜，每每宴請郊游，必令李白侍從。后李白遭人饞謗，被玄宗疏遠，只得“賜金放還”，結束了與初衷大相徑庭的仕宦生涯。

受皇室內部權斗牽連。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李白與妻子宗氏隱居廬山。756年12月，永王李璘的謀臣韋子春“三顧茅廬”，請李白出山輔助李璘平定中原亂軍，收拾河山，李白應允。不曾想，一場危機正等待著李白。

關于永王李璘，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李璘聽從唐玄宗的命令，在南方建立一支能夠與支持李亨登基稱帝的朔方軍抗衡的武裝力量，使唐玄宗有足夠的籌碼與唐肅宗爭奪實權。因此，唐肅宗將李璘視作威脅自己的對手，安排人事布局除掉了李璘，給李璘扣上了謀反的罪名。另一種說法是李璘本就有反叛的野心，加上手握重兵，于是出兵大舉東進，開啟了造反的征程，最后一敗如水，匆匆落幕。

不管哪一種說法，李白身為李璘的近臣，自然脫不了干系，于是鋃鐺入獄，轉而流放夜郎。李白濟世的愿想剛剛燃起，再一次破滅，與上一次相比，有過之而不及。《早發白帝城》就作于流放夜郎途中偶遇大赦之際，“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寫盡李白當時喜從天降的歡愉舒暢。

《紅樓夢》里，和尚見香菱的第一眼，說她有命無運，之后的人生際遇恰驗證了這一點。縱觀李白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也可用有命無運一詞概括。導致李白一生悲劇的客觀因素可歸結為時運不濟。

苦難貫穿李白的一生，也造就了他在詩歌上神圣的地位，牢固不可動搖。上帝為你關上了一扇門，同時會打開一扇窗。詩人就是李白得以名垂千古的那扇窗，閃耀而明亮。

古詩詞將進酒中李白為什么悲

此詩為李白長安放還以后所作，思想內容非常深沉，藝術表現非常成熟。詩由黃河起興，感情發展也像黃河之水那樣奔騰激蕩，不易把握。而通篇都講飲酒，字面上詩人是在宣揚縱酒行樂，而且詩中用欣賞肯定的態度，用豪邁的氣勢來寫飲酒，把它寫得很壯美，也確實有某種消極作用，不過反映了詩人當時找不到對抗黑暗勢力的有效武器。酒是他個人反抗的興奮劑，有了酒，像是有了千軍萬馬的力量，但酒，也是他的精神麻醉劑，使他在沉湎中不能做正面的反抗，這些都表現了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理想的破滅是黑暗的社會造成的，詩人無力改變，于是把沖天的激憤之情化做豪放的行樂之舉，發泄不滿，排遣憂愁，反抗現實。詩中表達了作者對懷才不遇的感嘆，又抱著樂觀、通達的情懷，也流露了人生幾何當及時行樂的消極情緒。全詩洋溢著豪情逸興，具有出色的藝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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