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對于清代的詞受到明代詞的哪些影響和明代詞有哪些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編來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下面一起來看看吧！

清初清詞的傳播意義

宋詞傳播的途徑有詞集、傳唱、題壁(題畫、題扇)等，以前兩者為主，尤其是歌筵綺席的傳唱，這種傳播方式對宋詞的審美特質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至清代，詞樂久己失傳，詞的傳播途徑幾乎完全依賴于詞集，一些傳唱、題壁(題畫、題扇)是極為個別的現象。而對于詞集而言，評點是推動它傳播的有效方式。詞學評點起于宋，然至清初才蔚然成風，據筆者目前統計，己有兩百余本詞集評點本、評點是清代詞學復興的突出現象，可以說，評點促進了清代詞學的復興。

一、小眾讀者:詞集在評者圈中的傳播

評者是獨特的傳播者，他以讀者的身份接受文本，同時又作為批評者、知情者擔負著向潛在讀者傳播文本的職責。

作者與評者之間是文本傳播的第一階段，他們共同致力于向讀者傳播文本，評者的目的自不待言，作者同樣主動借助評者的力量達到宣傳的效果、圍繞著作者與文本，評者構成固定的小眾讀者群，他們介入文本的創作，與作者雙向互動，最終以評點本形態展示出一個直觀的傳播接受過程。

這一階段的傳播屬于人際傳播，特點是:作為傳播者的作者與作為接受者的評者之間的深層傳播處于熟人圈中，他們彼此相識，于評點過程中密切往來和交流信息。

一部詞集的評者構成可以分為親友、名公大卿兩類，當然兩類存在著交叉。清初詞集評本的評者大部分數十以至成百人，基本為作者相識的親友，一部評點本可以說是作者的交游錄，而評者之間并不一定全部存在交游、清文人得以通過科舉躋身仕途者畢竟屬于少數，沉淪不遇的文人多有游幕或清客的謀食生涯，他們轉游各地，通常以詩詞為贅，拜竭權貴或文士，交游中結為友朋。因而這一類文人的詞集評者又以作者的游歷被劃分為若干交游圈。因此，一部詞集的評者亦有群體之分，如《扶荔詞》、《蔭綠軒詞》、《峽流詞》、《綺霞詞》、《浮玉詞》等詞集中，評者群體都有百余人的規模，這一特征尤為明顯、當附帶友人評點的詞集稿本在眾位評者中傳閱時，實際為他們提供了交流的媒介，評者不僅與作者對話，相互之間也在交換著對文本的認識。評語的對話性質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與作者的對話，評者之間的對話，以被評稿本為文學交流的載體;其二是指向讀者，以闡釋文本來引導讀者對詞集的接受。前者是當代評點的獨特之處;后者在經典評點中比較常見。

評者與作者的對話內容豐富，大致有詞事的追憶、情感的共鳴、藝術的探討這三類。詞人所寫之事為評者所熟悉或同為參與者，評者會接續詞作者的話題補充各類信息，此類對話是評語文獻價值的主要來源。

評者喜于詞后抒情寫志，與作者共鳴。以金人望《瓜廬詞》為例，集中唱酬、贈答之作頗多，其友人的評點多以對話的形式與作者同聲相應。《金菊對芙蓉》是以詞代書，寄贈里中友朋，序中說明作詞目的:歲暮偶過海曲，有以春聯索書者，頗得酒食，用報里中數知己。詞中回憶往歲此際正與故園友朋賞梅，并設想此時友朋應在賞梅而懷念自己，憶故園數子，結伴尋梅、梅邊忍動懷人句，應念我、久客燕臺、結句則設想這首詞寄與友朋閱讀時，他們定會為詞中趣事笑口齊開、這首詞由垂荷評點，垂荷不詳其人，據其評語推斷應是金人望所云里中數知己之一、他的評語為:正動觀梅之興，忽來戛玉之章。及呼同人齊開笑齒，先生何料事之神也由評語可知，這首詞寄與垂荷，評語則作于其收到詞作之時，寫得非常生動，極具現場感。有時，評者并不一定是詞作指向的對象，僅出于有所感觸而與作者交流、如吳啟思評李漁一組惜春的《減字術蘭花》詞，云:四閨如燕語鶯啼。所謂汝正傷春，我又悲秋耳詞作惜春，評者悲秋，評者只是借評語告知作者當下的心緒，起到交流情感的作用，聯系其間的或是對時光的感觸。

評者與作者的對話中還包括對詞作藝術的探討，主要分為對詞作藝術性的驚嘆和對原詞的修改意見、前者如曹貞吉《御街行和阮亭贈雁》一詞，王士鎮評曰: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又如徐如蕙《眼兒媚畫松》一詞，芳叢評云:標題東坡句好，子美詩佳，此詞不知好否、佳否?昔妹試反而自問對詞作的修改意見一般都指向用詞遣句、音韻格律等層面，僅出現于稿本評語中。

有時詞集評本中每首詞的評者不止一人，評者之間也會發生對話，這種情況也不少見。比如曹貞吉《坷雪詞》每首詞都有數位評者的評語，最多時竟達八位。評者之間的對話側重于討論詞作的藝術。如《茉莉本意，和蛟門用宗梅岑韻》一詞，彭孫通評曰:詠物詩詞，貴在取意不取象，寫神不寫形，如此結語，妙在形象之表、陳維評曰:后段四十二字，無一字說茉莉，卻無一字不是茉莉、正詞家三昧也、羨門言是。這種對話雖然有所重復，但多方的確認表明了詞人的某種特色與成就獲得了公認，而非一家之言。

評者與作者、評者之間對話式的評語，很明顯旨在加強親友間的交游，而非指向詞集刊刻的宣傳，后者體現為評者從批評者的角度評論詞人詞作，以指引讀者接受。詞集稿本在評者群體中傳閱、品評是獨特的傳播過程，以其內向性將作者與眾多評者凝聚為群體，而評語亦作為詞作內在的延伸，與原作融合為整體。

二、評者對詞集的宣傳

評者同時又作為傳播者，面向大眾傳播，旨在向潛在的、未知的讀者推廣作者與詞集。評語的傳播特征外在的表現是它的宣傳色彩，類似于現今的廣告效果;內在的則是以對文本的解讀，促進、引導讀者對文本的積極接受、

評點的宣傳性與文本的兩個功利目的密切相關: 作者立言不朽的愿望和文本的商業盈利目的、傳統雅文學通常更傾向于或僅具備前一動機，與通俗文學濃厚的商業營利色彩有所區別。文傳則名傳，對傳文的認識激發了作者、傳者刻印文集的熱情。立言不朽必須借助言得以傳播為前提。自宋以來，人們己充分認識到傳言以不朽，宋代也成為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因此，刊刻別集或編刻書籍以實現立言不朽，成為宋以來歷代文士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標、

清代詞集的刊刻主要是出于立言不朽的目的，文士希冀能刻集傳世，即使生前未能實現，后人、友人也會努力達成其遺愿、尤侗為其早逝友人湯傳楹刻集《湘中草》(為詩文詞全集)，其跋云:昔友雖殘，幸有后死者在、詩與文己定矣，可以傳矣、世之作而無述，述而無傳者何限?若予年齒既久，筆墨遂多，其傳不傳固未可知，求其相知定我文如卿謀者，己不可得、占人所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即道出為友人刻集是傳其名，并憂慮己文的傳與不傳、陳玉自責麗農稿在而惜尚未刻，同人均有責矣、蓋因立言、傳言是文士的使命，且亦成為其親友的職責。

詩文詞集的商業盈利性在立言不朽的宏偉精神的對照之下，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其實就詞集刊刻而言，它在清代詞學復興的背景中是一項獲利頗豐的商業投資。李漁是清初戲曲、小說大家，同時為名副其實的書商，其經營的冀圣堂、芥子園是清初著名的書坊。書坊盈利是李漁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清代詞學大振，僅順康兩朝，詞人與詞作數量己超越前代之總和。創作興盛的背后必然是以讀者市場的繁榮為支撐，李漁以商人的敏銳眼光，洞察出詞集刊刻的盈利空間，他及時刊刻詞集《名詞選勝》、《耐歌詞》與詞話《窺詞管見》、與正統文人不同，李漁是一位世俗型文人，他在《名詞選勝》序言中喜不自禁地講述刊刻詞集是如何的獲利，序云:十年以來，名稿山積，繕本川流，坊賈之捷于居奇者，欲以陶朱、猜頓之合謀，舉而屬諸湖上笑翁一人之手。

由此，評者的評點具有了明確的目的性:推譽作者、作品，以傳其名，以廣其利、為增強評點的宣傳效果，一部詞集邀請眾多親友品評，以群體的稱贊壯大聲勢。同時作者、編選者更傾向于邀請名流評點，因為評者若具有一定權威性，他的延譽、推褒比普通評者更有利于作者的成名和作品的流傳。在傳播學中，傳播者的權威性是具有使受眾相信、聽從的力量、威望和地位的特質。通常，傳播者愈有權威性，其傳播的影響力就愈大，受眾就愈信從。一些詞集評者數十成百人，而評者是否于卷首署名則視其于文壇、詞壇的名望，與評者是否為主評者并無必然關系。比如沈朝初《洪崖詞》附于《不遮山閣詩抄》，該本題新城土阮亭先生鑒定，但詞集部分王士鎮并沒有參評、又如汪瀕《披云閣詞》，題新定毛會侯先生點閱，而實際評者共65人，毛際可評語僅8則、作者、編刻者的這一做法是運用名人效應的營銷策略，所謂開卷即睹需名，與作玄晏無異也。皇甫謐，號玄晏，為左思《三都賦》作序，從而左賦為世所重，因此玄晏用為待人題品延譽的典故。

清詞評點為作者、作品增價的通常做法是將其與宋代和當代的名家、名篇相提并論，或稱贊其在某方面超越前人、時人。清詞在創作與理論方面較宋詞有眾多突破，這使清人評詞充滿了自信，唐宋詞在清人眼中并不是不可超越的絕作，他們樂于在評語中推尊今詞，稱頌詞作在用詞遣句、構思情感、章法技法等等方面媲美，甚至超越了唐宋名家。這是否僅僅是評點的標榜聲氣?有一些被評者認為直追淮海，、奪溫韋之席等等的詞作，實際水平的確名不副實。而有一些詞作，其感發力量與藝術性堪與唐宋名家名篇相比，更有超越之處。比如龔鼎享《菩薩蠻七夕飲慈仁寺松下》一詞，紀映鐘嘆曰:占直蒼涼，令我淚如鉛水。后半閨末二語又何其溫細乃爾耶?固當合學士、屯田為一人耳王士鎮《塞翁吟和清真韻》一詞，鄒抵漠認為:清真有其妍宛而無其清艷，夢窗有其瑰琢而無其流麗。作僻調具如此風致，兩宋好手，恐當避地三舍、這兩首詞的藝術性都很高，對原唱有所超越，評者所論并非浮夸。以周邦彥《塞翁吟》與王士鎮和作為例，王士鎮和詞雖寫艷詞，然以人靜悄、冰絹、芭蕉初碧、夢中、稱歸、東風等一系列清、空的意象，營造出清艷的效果，不同于原唱單純的妍麗。評者認為清真有其妍宛而無其清艷的贊譽應該說名至實歸、

清人的評說是在努力塑造清詞的經典，然而這一努力成效甚微，現今被認作經典的仍主要是宋詞，今人眼中的清詞經典名篇屈指可數，而清詞的數量與名家遠遠多于宋詞。這是因為經典之所為經典，首先在于它的創造性，后人以此為范作而摹習，雖惟妙惟肖，或有所超越，都難以有足夠的`創新力打破原作成為新典、清詞經典化的難度較大、另一方面，清人將唐宋詞經典化，而清以后，詞失卻了創作的環境，清詞經典化的過程被迫中斷。從清人的評說中披沙揀金，接續清詞的經典化過程，對于今人來說，是完善文學史的一項任務。一些融唐宋名家所長而去其短的詞作，尤為值得注意、清詞的經典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今人的詞選，而選詞完全可以借鑒這些評語。評者大多為深諳填詞三昧的詞人，他們的鑒賞眼光通常情況下比今人敏銳和高明、

三、評者宣傳的困境

評者宣傳的出發點是抬高詞人、詞作的聲價。當然很多詞人、詞作不愧于這樣的評價，也不可否認，同時存在不少過度拔高、名不副實的現象。另外，評者對詞作藝術的稱贊雖符合其實際，但評語內容、方式形成一定套路，滿篇陳陳相因的話語難免有應酬之嫌，亦會令人生厭，造成相似評語數量的過度使其走向宣傳目的的反面、

因此，過度宣傳造成的效果將適得其反，不唯鴻儒高士，大眾文人亦難以接受，為此，評點還須遵循傳播的可信性原則、可信性是指受眾對傳播者相信、認可的感覺和程度。在傳播過程中，傳播者愈是讓人覺得可信，人們也就愈容易按照他的信息意向發生變化)評者是獨特的傳播者，他介于作者與讀者之間，既需體察作者之意，又需指引讀者之接受，其稱頌語需取得兩方的信任、對宣傳性與可信性兩者度的把握造成評者的困境、

明末清初，為友朋文集作評點幾成交游禮節，一些文人不堪其苦，宣布絕筆不為評點。呂留良《客座私告》有三畏九不能，其四不能曰:批評朋友著作、性不善訣而時尚所宗。未展卷幟先須料簡訣詞，又須揣合其意，如曰:準公不好訣者乃佳、其苦甚于夏畦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間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共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觸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不為友朋著作評點被視為不友好的行為，故呂留良向友朋宣告不為評點的原因以免罪人。他認為評點在逾揚作者、作品的同時又需揣合作者之意，不至于令其看出有意的訣詞、評語的宣傳性與他性不善訣的本性不符，故難為評點。傅占衡不為評點亦是因難以把握餡與直的度，他作有《六戒》，有戒批詩文條，云:汝妄批時賢詩占文，餡過取}曾，直過取怨，曾不相勉學問、且以一秩當飲食，征逐甚無益也、且汝胸非水鑒，譬之堂下人乎，視聽過力，徒加績聲。非汝任也、敬謝不敏為妥、傅占衡體會到為友朋作評點餡過取，直過取怨，于學問卻無益處、呂留良與傅占衡所言評點之難都指向作者。的確，當代評點根本目的是輔助作者傳播作品，即使是面向讀者的闡釋，背后也是為作者出力、

評點實非易事，清代詞學評點大盛，可以推斷好的評點仍然占多數，這種批評方式受到大眾的歡迎，亦達到很好的宣傳效果。李漁在邀請方文評點《閑情偶寄》的書信中，論述如何成就好的評點，書云:閱詩評文，良非易事。看得出、批得當，即是棒喝作者處，不特涂鉛抹黛，飾混沌以蛾眉，代掩世人耳目己也。拙著中評語頗多，某最服膺老父臺之千金一字、蓋以點鐵手點睛.不必盡是真龍.抑或僥幸飛去.未可知也、況復古雅遒勁，真不愧當代詞宗、好的評點集宣傳性、可信性與可讀性為一體、在傳播可信性原則的制約下，評點的宣傳功能必須符合作品的實際藝術水平，才能獲得作者與讀者的認可，推動作品的傳播。

什么叫明詞

近三百年的明代詞史，大致經歷了三個各具特色的發展階段：沿襲元代詞風緒余的前期詞；大受南曲影響、對唐宋詞創造的文體規范形式形成強烈沖擊、因而“據形移步”、“阡陌大開”的中期詞；在詞譜之學風行的背景下，部分復歸唐宋詞“正則”、而又有所創新的晚期詞。雖然明詞不免于神疲、境熟、語率易、意尖薄的毛病，但它在大變和復歸之中，卻試探了詞體對于音律、用語、境界、美感等方面的出格所能承受的限度；同時，它影響了清詞的開局，促使清代詞學流派中人更自覺地反思詞的美學特征究竟停泊在何處。它是不能被一筆抹殺的一代詞。

清代的詞學思想

一

唐宋詞是清人學習的典范，對唐宋詞選本的批評是清代詞學最熱衷的話題之一。清代詞學史上，不同的流派為了闡揚本派的理論主張，往往采用借古鑒今的方法，對唐宋詞選本展開討論，或貶抑抨擊，或推舉張揚，將本派理論主張托付于對某種唐宋詞選的褒貶之中，于是該詞選遂成為清代詞學流派的重要標志之一。

唐宋詞選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首推《草堂詩余》。《草堂詩余》是一部南宋人編輯的詞選。在明代，在適宜的時代條件下大為盛行。對明代《草堂》獨盛的局面，連當時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明末的毛晉說：“宋元間詞林選本，幾屈百指，惟《草堂詩余》一編，飛馳幾百年來，凡歌欄酒榭絲而竹之者，無不拊髀雀躍；及至寒窗腐儒，挑燈閑看，亦未嘗欠伸魚睨，不知何以動人一至此也。”

《草堂詩余》不僅在明代繁盛，清初詞壇亦深受其影響。張其錦曾指出：“(清初詞人)不脫《草堂》前明習染。” 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為革除詞壇積弊，開創新的詞風，就對《草堂詩余》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詞綜·發凡》云：“《草堂詩余》所收最下最傳”。《樂府雅詞跋》云：“《草堂詩余》可廢矣。”在黜斥《草堂詩余》的同時，還推舉南宋詞選《絕妙好詞》，朱彝尊《書絕妙好詞后》云：“詞人之作，自《草堂詩余》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激楚》、《陽阿》和《巴人》的差異正是高雅和低俗的區別。《草堂詩余》是坊間商人為了迎合宴集征歌之需而編選的，欣賞者自然多為“巴人”，朱彝尊將《絕妙好詞》作為《草堂詩余》的對立物，崇雅斥俗，褒貶分明。浙派中期領袖厲鶚步其后塵，對《絕妙好詞》更是推崇有加。乾隆十三年(1748)，厲鶚赴京謁選縣令，途經天津，寓查為仁水西莊，于查家見到《絕妙好詞》，愛不釋手，遂改變行程，留下與查氏合箋《絕妙好詞》，刊行后傳播更廣。厲鶚指出：明代“徒奉沈氏《草堂》選為金科玉律，無怪乎雅道之不振也。”厲鶚力推《絕妙好詞》亦著眼于以之取代《草堂詩余》，在詞壇提倡“雅道”。此后，經厲鶚箋注的《絕妙好詞》取代《草堂詩余》而影響于詞壇，正如陳匪石所云：“清中葉前，以南宋為依歸。樊榭作箋，以后翻印者不止一家，幾于家弦戶誦，為治宋詞者入手之書。風會所趨，直至清末而未已。” 4958

朱、厲偏愛《絕妙好詞》是因為該選本體現了浙西派所追求的詞學理想。《絕妙好詞》七卷，為南宋末周密所選，共選詞人一百三十二家，收詞三百八十五首。《絕妙好詞》的編選內容和形式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絕妙好詞》“純乎南宋之總集”，選詞范圍限于南宋，始自張孝祥，終于仇遠，是一部斷代詞選，就周密的選編意圖來說，是為了整理和保存一代故國文獻，但對于以提倡南宋為旗幟的浙西派來說，《絕妙好詞》則是一部現成的范本。第二，《絕妙好詞》又是一部體現了流派意識的詞選。陳匪石說“周氏在宋末，與夢窗、碧山、玉田諸人皆以凄婉綿麗為主，成一大派別。此書即宗風所在，不合者不錄。”《絕妙好詞》匯集了風格相近、旨趣相類的詞作，因而使此選具有流派之選的性質。而此一特點恰與朱彝尊、厲鶚樹幟立派的意圖相合，自然得到朱、厲的推崇。第三，《絕妙好詞》還是一部具有鮮明的審美主旨的詞選，其審美主旨概括起來講即求雅。簫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曾指出《絕妙好詞》與張炎的《詞源》的審美傾向有著一致性②，《詞源》中提出的重要詞學主張在《絕妙好詞》中都得到了體現，如推尊姜夔，提倡格調雅正，強調協律合譜等，這些皆與朱彝尊、厲鶚的詞學主張相一致。《絕妙好詞》的審美特性乃浙派選中其為推崇對象的因素。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絕妙好詞》方得到了浙西詞派的大力提倡。

在清代詞壇上產生深遠影響的宋代詞選還有《樂府補題》。康熙初年的浙西詞派、陽羨詞派均十分推崇，而嘉道時期的常州詞派亦極為推重。當然各派對《樂府補題》欣賞的內涵側重各有不同。同一部詞選被具有不同詞學傾向的詞派所欣賞，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

《樂府補題》是南宋末年王沂孫、周密等十四家遺民詞人的唱和之作，共詠五題：龍涎香、白蓮、莼、蟬、蟹，借詠物以抒寫宋末遺民的身世之感。朱彝尊對《樂府補題》頗為稱賞，《樂府補題序》云：“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凄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除了《樂府補題》亦是南宋選本的因素之外，此書的文人雅士氣質、含蓄蘊藉的風格、詠物而不粘滯于物的手法皆是朱彝尊心儀的原因。陽羨詞派的領袖陳維崧對《樂府補題》的感受與朱彝尊又有不同，在《樂府補題序》中陳維崧還強調了國破家亡的悲憤之情對詞的影響：“嗟乎！此皆趙宋遺民作也。” 陳維崧強調《樂府補題》乃“遺民”之作，認為故國之哀，身世之痛，不能自已之情“援微詞而通志，倚小令而成聲”，才使這部詞集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歷數百年而不泯。經過朱、陳二人的推揚，《樂府補題》迅速影響詞壇，蔣景祁指出了當時詞風的變化：“得《樂府補題》而輦下諸公之詞體又一變，繼此復擬作‘后補題’，益見洞筋擢髓之力。”

清代中期之后，詞學思想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常州詞派突出了詞體“意內言外”、比興寄托的作用，對《樂府補題》的認識亦隨之變化。張惠言《詞選》指出《樂府補題》中“碧山詠物諸篇，并有君國之憂。”周濟對《樂府補題》的解讀亦重在寄托寓意，王樹榮《樂府補題跋》記：“周止庵《宋詞選》于唐玉潛《賦白蓮》曰：‘冰魂猶在，翠輿難駐。’曰：‘珠房淚濕，明鐺恨遠。’以為當為元僧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而作。”③ 可知周濟認為《樂府補題》中唐玨詞〔水龍吟〕、〔齊天樂〕皆為宋陵被盜毀之事而作。可見周濟對《樂府補題》的重視乃在于其中的比興寄托之意。常州詞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譚獻對《樂府補題》亦十分推重，他認為浙西詞派雖然欣賞《樂府補題》但未能窺見其精髓所在：“《樂府補題》，別有懷抱。后來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10] 4008以上種種評議皆可看出常州派詞論家以比興寄托認識《樂府補題》的特點。

《樂府補題》在清代一直受到重視，但認識的角度各有不同：浙西派欣賞其高雅的氣質和詠物技巧；陽羨派從故國之痛中找到心靈、情緒的溝通；常州派推重其比興寄托。《樂府補題》與其他幾部唐宋詞選一樣，由清人不斷闡發其意蘊，并對清代詞學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二

龍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詞學遂號中興。風氣轉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1] 此言對詞選在清代詞學史上作用的概括十分精當。清代的詞學流派還把編纂詞選本作為重要的武器，用以表現本派的審美傾向和理論主張，這些詞選也就成為流派的重要標志。

開風氣之先的是康熙初年朱彝尊、汪森選編的《詞綜》。《詞綜》是針對明代以來詞壇最為流行的詞選本《草堂詩余》而編的。為了徹底改變明代以來的詞壇風氣，浙西詞派朱彝尊不僅提出了鮮明的詞學主張，而且還選編了《詞綜》，意欲清除《草堂詩余》的影響并取而代之。《詞綜》是以明確的詞學思想為指導的詞選本，朱彝尊提出學習姜、張，倡導南宋，崇尚雅正等一系列詞學主張，《詞綜》即體現了這種思想。陳廷焯云：“竹垞所選《詞綜》，……一以雅正為宗。”[11] 陳匪石亦說：“(《詞綜》)所錄之詞，自唐迄元，一以雅正為鵠。”《詞綜》以較大的篇幅收錄南宋詞人詞作，如姜夔的詞當時僅存二十余闋，《詞綜》全部收入。另如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的詞收入數量也居于前列，此種特點與《草堂詩余》中南宋詞較少、姜夔派詞人詞作遺缺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詞綜》以選本的形式表現了與《草堂詩余》截然相反的審美傾向。《詞綜》的編成刊行，給習詞者重新提供了范本，《草堂詩余》失去了市場。詞人們跳出北宋偏重婉麗之藩籬，尤為南宋姜、張一派所吸引，詞壇風氣開始發生變化。對此朱彝尊曾寫下“從今不按、舊日《草堂》句”[12] 的詞句表達自己的欣喜之情。汪森《詞綜序》言及詞壇所尚由《草堂詩余》到《詞綜》的變化說：“世之論詞者，惟《草堂》是規，白石、梅溪諸家，或未窺其集，輒高自矜詡。予嘗病焉，顧未有以奪之也。友人朱子錫鬯，輯有唐以來迄于元人所為詞，凡一十八卷。目曰《詞綜》……庶幾一洗《草堂》之陋，而倚聲者知所宗矣。”《詞綜》刊行之后，贏得了學詞者的廣泛歡迎，正如丁紹儀所說：“自竹垞太史《詞綜》出而各選皆廢，各家選詞亦未有善于《詞綜》者。”[13] 2734丁紹儀還把《詞綜》比作詞家的“金科玉律”[13] 2759。吳衡照也說：“詞選本以竹垞《詞綜》為最善，……洵詞壇廣劫燈也。”[14]“金科玉律”、“廣劫燈”之稱足見《詞綜》在人們心目中地位之崇高。事實上，《詞綜》成為浙西詞派理論的載體，對浙西派取得詞壇盟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詞綜》之后，浙西派詞學家繼承朱彝尊的傳統，亦十分注意用詞選本來推揚詞學主張。如王昶曾先后編成《明詞綜》、《國朝詞綜》和《國朝詞綜二集》等，其“選詞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15] 王昶之后又有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編》，選詞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潘曾瑩為其作序云：“其規式悉依竹垞、蘭泉兩先生選本。”[16] 由此可見《詞綜》的影響之深遠。可以說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興盛由以上幾種詞選得力甚多。

另一部對清代詞學產生重大影響的詞選是張惠言的《詞選》。《詞選》是張氏兄弟嘉慶初年在歙縣館于金家授課時所編的詞學教材。《詞選》共選錄了唐五代、宋詞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張惠言《詞選》之后，鄭善長又編了《詞選附錄》，所選皆當代詞人詞作。道光十年(1830)，張惠言的外孫董毅又編《續詞選》，形成了《詞選》系列。為闡明自己的詞學思想，張惠言寫下了著名的《詞選序》，《序》中論及許多詞學理論的問題，被后世遵為常州詞派的理論基礎。《詞選》的意義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詞選》是第一部以思想內容為標準的詞選，正如施蟄存先生所指出的：“自《花間集》以來，詞之選本多矣，然未有以思想內容為選取標準，更未有以比興之有無為取舍者，此張氏《詞選》之所以為獨異也。其書既出，詞家耳目為之一新。”[17] 與以往的詞選本相比，《詞選》最大的特色是選詞標準的思想性要求，即以“意內言外”、“比興寄托”為選詞標準。在此之前朱彝尊的《詞綜》影響最大，但《詞綜》本身并未刻意突出某種風格特色，在詞的選取上并沒有明顯的特定審美指向。張惠言的《詞選》則詞學思想明確、具有現實針對性。張惠言針對“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的詞壇現實，改變人們對待詞體“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的認識，提高了詞體的地位。這種編選思想在其弟張琦的《重刻詞選原序》亦有明示：“先兄以為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窔宦不辟，門戶卒迷。”《詞選》中選取的都是張氏認為有“比興寄托”的詞作，他對所選詞作的評語亦皆從“比興寄托”立論。謝章鋌說：“(張惠言)用意可謂卓絕，故多錄有寄托之作，而一切夸靡淫猥者不與，學者知此，自不敢輕言詞矣。”[18] 潘曾瑋也說：“讀張氏詞選，喜其于源流正變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竊嘗觀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懲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風雅之歸。”[19] 與以往以存人、存詞，或以選家之偏好為標準的詞選本不同，《詞選》以“比興寄托”為選編標準，給詞壇帶來強烈的震撼，追隨影從者日眾，對改變詞風產生了重要影響，以至于“《詞選》出，常州詞格為之一變，故嘉慶以后，與雍乾間判若兩途也。”[20] 3523

其次，常州詞派的后繼者出于宗派和現實的需要，對《詞選》又賦予了更多的內涵和意義。如認為張惠言的《詞選》出于創立常州派、取浙派而代之的明確意識，并認為張氏之論皆與浙西詞派相對立。如認為張氏有意標舉北宋乃是對浙派推崇南宋的反動：“翰風(張琦)與哲兄(張惠言)同撰《宛鄰詞選》(按：即《詞選》)，雖町畦未辟，而奧窔始開。其所自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緒。”[10] 4009又如認為浙派尊崇南宋姜夔、張炎，張氏則反其道而行之：“《茗柯詞選》，張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張。”[21] 金應珪《詞選跋》把張惠言批評為“放者為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進而發揮成為“三蔽”：“淫詞”、“鄙詞”、“游詞”，謝章鋌進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學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學蘇、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學姜、史之末派也。皋文《詞選》，誠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蘊藉，是固倚聲家金針也。”[20] 3485后來又有學者認定“‘跌蕩靡麗’，謂竹垞；‘昌狂俳優’，謂其年。此常州派之所以別于朱、陳而起也。”[22] 由以上諸說可見，張氏《詞選序》的論述被不斷引申發揮，《詞選》的作用也日益擴大。

繼張惠言之后的常州派主將周濟更將詞選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他前后曾選編了二部詞選：《詞辨》和《宋四家詞選》。通過詞選系統地闡發了他的詞學思想。《詞辨》旨在分辨詞的正變源流，繼張惠言《詞選》之后，選詞標準亦以“意內言外，變風騷人”為準，正如謝章鋌所評：“其選錄大意則本于皋文。”[23] 潘曾瑋《詞辨序》亦說：“要其大旨，固深惡夫昌狂雕琢之習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張氏之意也。”

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宋四家詞選》④ 以及《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標志著周濟詞學思想的深化，建立起了包括入門、途徑以及最高境界在內的完整的詞學理論系統。這一時期周濟對浙西詞派末流的弊端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宋四家詞筏序》指出：“近世之為詞者，莫不低首姜、張，以溫、韋為緇撮，巾幗秦、賀，箏琶柳、周，傖楚蘇、辛。一若文人學士清雅閑放之制作，惟南宋為正宗，南宋諸公又惟姜、張為山斗。嗚乎，何其陋也！詞本近矣，又域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軀同面，千面同聲，若雞之喌喌，雀之足足，一耳無余也。”[24] 這里周濟對浙西詞派的弊端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詞壇之“陋”的原因在于獨尊南宋姜、張，而造成“千軀同面，千面同聲”。在此基礎之上，周濟提出了具有常州派特征的詞統主張：“問涂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主張學詞由深寓寄托的王沂孫詞入門，最后達到無寄托的周邦彥詞的渾化。周濟將唐宋詞人分為四派，又將四派由入到出、由近至遠、由淺而深結構為系統，示人以途徑，建立了常州派入門和師法系統。《宋四家詞選》表明周濟具有更為明確的立派意識，以常州派與浙派相對立，周濟說：“詞之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別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兩先生開辟榛莽，以《國風》、《離騷》之旨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一時作者竟出。”[25] 周濟這里明確提出以“江(江蘇)浙(浙江)”分派，與浙派相對立的“江”(即常州的泛稱)派的領袖為張惠言、惲敬，論詞宗旨乃風騷之旨，由此樹起常州派的旗幟。在常州詞派崛起、壯大、嬗變的過程中，詞選一直起著重要作用。

清人重視唐宋詞選的作用，目的是為了指導當代的創作，因而當代詞人詞選同樣受到重視。以康熙初年為例，各種當代詞選本紛紛問世，影響較大的有：王士禛、鄒祗謨的《倚聲初集》，顧貞觀、納蘭性德的《今詞初集》，陳維崧、吳本嵩的《今詞苑》，蔣景祁的《瑤華集》等。選編者或為詞壇繁榮所感奮，心存記錄一代詞史的宏愿；或為創作走向而憂心，針砭時弊。當代詞選的編纂刊行對詞壇風向的引導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倚聲初集》在當時就起到了“轉移風氣”、“詞格之變”[26] 的作用。清代的詞學流派亦十分重視當代詞選的作用，清代詞派多以本邑本鄉詞人為基本陣容，各派都選編有體現本派成員的詞選本，如云間派有《幽蘭草詞》(收陳子龍、李雯、宋徵輿三人詞)，西泠詞人有《西陵詞選》，松陵詞人有《松陵絕妙詞選》，梁溪詞人有《梁溪詞選》，柳州詞人有《柳州詞選》，陽羨派有《荊溪詞初集》，浙西派有《浙西六家詞》，“后吳中七子”詞派有《吳中七家詞》，常州派有《詞選附錄》、《國朝常州詞錄》等等。收錄同邑當代詞人作品的流派詞選編成刊行，既宣告本派的正式登場，也為本邑本鄉詞壇的成就、聲勢和特色起到了宣傳造勢的作用。

《浙西六家詞》的刊刻標志著浙西詞派的興起。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的好友龔翔麟將朱彝尊《江湖載酒集》三卷、李良年《秋錦山房詞》一卷、沈皞日《柘西精舍詞》一卷、李符《耒邊詞》二卷、沈岸登《黑蝶齋詞》一卷、龔翔麟《紅藕莊詞》三卷合刻為《浙西六家詞》，打出浙西派的旗幟。并將當時已失傳數百年的張炎《山中白云詞》八卷附刻于書后，以明浙派詞學淵源。由此浙西詞派廣為世人所知，并逐漸居于詞壇主流。陳對鷗指出：“自《浙西六家詞》出，瓣香南宋，另開生面，于是四方承學之士，從風附響，知所指歸。”[27] 再如張惠言《詞選》面世之后，認同其詞學主張，追隨其后者日眾，尤其以常州詞人為多，常州詞派由此形成并日益壯大。繼《詞選》之后，二張弟子歙縣人鄭善長又編了同邑當代詞人詞作選本的《詞選附錄》一卷，鄭氏《敘》云：“《詞選》刻既成，余謂張子：詞學衰且數百年，今世作者，寧有其人耶？張子為言其友七人者，曰惲子居、丁若士、錢黃山、左仲甫、李申耆、陸祁生、黃仲則。各誦其詞數章，曰此幾于古矣。……益以張子之詞為九家。金子彥郎甫者，學于張子，為詞有師法，又次錄焉。”以上十家加上鄭善長本人之作，共得十一家，所謂“幾于古”，即能得到古人之精神，實指認同張惠言詞學宗旨者。《詞選附錄》所選皆當代詞人詞作，謝章鋌云：“二張及七家，皆常州人。二金及鄭，則歙產也。合十家。或一二闋，或十數闋，其題多詠物，其言率有寄托。相其微意，殆為朱、厲末派饾饤涂澤者別開真面，將欲為詞中之錚錚佼佼者乎。”[20] 3483《附錄》配合《詞選》，形成了古代與當代的結合，構成了以“比興寄托”為主線的詞學傳承，二張等十一人形成了常州詞派初期的大體輪廓。《詞選》的再三翻刻，董毅《續詞選》的增補，擴大了《詞選》的影響。張琦、金應珪、張百禥的序跋繼張惠言《詞選序》之后，不僅起到了推揚《詞選》的作用，也使常州詞派的“比興寄托”理論更加豐富。

清代詞學史上的論辯往往由詞選引發，甚至直接將詞選作為靶的。前文曾述及，朱彝尊的《詞綜》刊行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昶(述庵)追摹朱氏又選編有《明詞綜》、《國朝詞綜》和《國朝詞綜二集》，選擇宗旨和標準亦規步朱氏。對此謝章鋌論云：“述庵一生專師竹垞，其所著之書，皆若曹參之與蕭何。然竹垞選《詞綜》，當時蘇辛派未盛，故所登寥寥。至國朝，則‘鐵板銅琶’與‘曉風殘月’齊驅并駕，亦復異曲同工。劃而一之，無怪有遺珠之嘆。”[28] 對王昶以宗派宗旨為選詞標準的做法予以批評。晚清的文廷式則將批評的矛頭直指《詞綜》：“自朱竹垞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后人繼之，尤為冗漫。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二百年來，不為籠絆者，蓋亦僅矣。”[29] 文氏之言不免過于激切，然而倒是深刻地指出了后期浙派頹靡衰微與其早期作為流派經典的《詞綜》之間的內在關系。

再如對張惠言《詞選》的批評。隨著《詞選》傳播愈廣，影響愈大，開始有人對《詞選》提出批評。或批評《詞選》選詞太少，標準太嚴，如陳廷焯云：“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30] 3777；或批評其選目失當，如樊增祥云：“今張氏不薄蘇、辛，而系夢窗于黃、柳之次，論其甄藻，豈可謂平。又醇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錄，不過數闋，梅溪、玉田，僅嘗一臠。顧于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論其去取，豈可謂公。”[31] 在對《詞選》的批評之中，潘德輿的《與葉生名灃書》名氣最大。潘氏對《詞選》的批評主要針對“宏音雅調多被排摒，纖猥之作時一采之”，即選詞不當而發。潘氏認為當選而未選者，如李白的〔憶秦娥〕及其他五代、北宋佳詞，“張氏亦多恝然置之”；不當選而選者，如蘇軾的〔洞仙歌〕。潘氏尤其對被視為“雕琢曼詞”的溫庭筠詞在《詞選》中的顯著地位表示不滿。整體來看，潘德輿對張惠言《詞選》的批評雖然嚴厲，但對《詞選》的主旨并無異議，只是認為所選未合其旨而已。所以譚獻《復堂詞話》說潘德輿：“針砭張氏，亦是諍友。”凡此種種，并非根本意義上的否定，而是對《詞選》未能盡善盡美以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批評，因而這種批評反而使《詞選》的名氣更大，影響更為遠播。

“作詞難，選詞尤難”[30] 3970是清人的共識。正因為詞選的重要作用，清代詞學家十分重視對詞選本特性的分析。清初的《梅墩詞話》將詞選分為“文人選詞”和“詩人選詞”兩種[32]，并指出二者的不同特點。金應珪《詞選后序》指出對詞學史上詞選的優劣要有區別，如果“雅正無別，朱紫同貫”則會產生不良影響。陳廷焯指出選詞要“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30] 3970。清初王晫曾寫有《與友論選詞書》，對當時詞選中存在的以偏好為取舍的現象進行了批評，反對“習周、柳者，盡黜蘇、辛；好蘇、辛者，盡黜周、柳。”[33] 諸遲菊《詞綜續編序》曾指出詞選的“五弊”：一弊為淫艷，二弊為豪莽，三弊為寒乞，四弊為不守律，五弊為惑于虛名。清人對詞選中的諸種弊端認識清晰，可以見出清人對詞選要求之高。詞選體現了清人的詞學審美理想，成為清代詞學理論的重要載體，對詞風的嬗變和詞學理論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注釋：

①比如說起《文選》，自然聯想到“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論及“江西詩派”的詩學觀，總是繞不開方回的《瀛奎律髓》。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中華書局200年版)“外篇”專辟一章《選本論》來討論選本與批評的關系。專題論文則有張智華《宋人所編詩文選本與詩文理論研究》(《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樊寶英《選本批評與古人的文學史觀念》(《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等。專門就某種詞選來探討選本與清代詞學理論關系的，則有張宏生《〈詞選〉和〈蓼園詞選〉的性質、顯晦及其相關諸問題》(《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巨傳友《常州詞派的內部嬗變與選本——從張惠言、周濟對夢窗詞的不同態度談起》(《中國韻文學刊》2005年第2期)等。

②參閱簫鵬《群體的選擇——唐宋人選詞與詞選通論》第五章(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③《強村叢書》。此跋文所引周濟《宋詞選》及對唐玨的詞作的評論，不見今本《詞辨》、《介存齋論詞雜著》、《宋四家詞選》，或為《詞辨》原十卷本。

④其中包括《宋四家詞筏序》。《蕙風詞話》卷二：“《宋四家詞筏》未見，疑即止庵手錄之《宋四家詞選》。”

清詞的云間詞派

清代詞的中興不是起源于清代，而是起源于明代。歷史上政治史斷代與文學史斷代往往并不符合。明末清初的文學就是一個例子。

詞在經歷元明二代近四百年的衰微之后，在明末突然煥發出耀眼光芒。以陳子龍、宋征輿、李雯、、夏完淳等優秀詞人為代表的云間詞派扭轉了明代詞衰微的局面，為清詞中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說“明詞不盡纖靡傷格”：“世譏明詞纖靡傷格，未為允協之論。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唯是纖靡傷格，若祝希哲、湯義仍、〔義仍工曲，詞則敝甚。〕施子野輩，僂指不過數家，何至為全體詬病。洎乎晚季，夏節愍（夏完淳）、陳忠裕（陳子龍）、彭茗齋（彭孫貽）、王姜齋（王夫之）諸賢，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國初曾王孫、聶先輯百名家詞，多沈著濃厚之作，明賢之流風馀韻猶有存者。詞格纖靡，實始於康熙中。倚聲一集，有以啟之。集中所錄小慧側艷之詞，十居八九。

王阮亭（王士禛）、鄒程村（鄒祇謨）同操選政，程村實主之，引阮亭為重云爾。而為當代鉅公，遂足轉移風氣。世知阮亭論詩以神韻為宗，明清之間，計格為之一變。而詞格之變，亦自阮亭之名始，則罕知之。而執明人為之任咎，詎不誣乎。 ”點明云間詞派在明末清初的重要地位，并認為詞格墮落始于康熙中葉，而不是始于明代。著名詞學家龍榆生說：“詞學衰于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

因此，清詞中興的歷史，實由明末開始。云間派早期詞人中尤以陳子龍、宋征輿、夏完淳最為杰出。 陳子龍（1608-1647），字臥子，晚號大樽。明末杰出的詩人、詞人、散文家、駢文家。陳子龍是明代杰出的婉約詞名家。詞在南宋滅亡之后的四百年左右時間內，逐漸進入衰微。陳子龍扭轉了這個局面，開創云間詞派，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的詞派，奠定了他在詞史上的地位。

陳子龍詞在詞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其詞境的成功創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詞在意境方面分別表現出了情韻生動、渾融自然、含蓄婉約等特征和風貌。這些風貌大大提升并增強了其詞的內涵及價值，使得其詞在明代詞壇上熠熠生輝，并為清代詞的中興開辟了道路。他的詞風影響了他去世后近半個世紀，對詞壇回歸南唐、花間、北宋風格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二十世紀三大詞學家之一的龍榆生先生說：“詞學衰于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著名學者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評價：“子龍之詞，則直造唐人之奧宇。……陳子龍之《湘真閣》、《江籬檻》諸詞，風流婉麗，足繼南唐后主，則得于天者獨優也。觀其所作，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臺仙子，獨立卻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凄惻，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清末著名詞人、詞評家譚獻更是對陳子龍倍加推崇，認為他是明清兩代第一詞人：“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這個說法難免過譽之嫌（因為清詞尚有其他名家可與陳子龍抗衡，而未必是陳子龍第一），卻也可以看出其詞成就之大。陳子龍詞集有兩部，分別為《江蘺檻》和《湘真閣存稿》，后世以“湘真”代稱陳子龍，即因此而來。 宋征輿(1618—1667)，字轅文，號直方，上海松江人，詞人。與陳子龍、李雯并稱“云間三子”。明末諸生，明亡后先后考中清朝舉人、進士，開始仕清。官至副都御使。著有《林屋詩文稿》（含《海閭香詞》等等）。《四庫全書提要》云： “征輿為諸生時，與陳子龍、李雯等以古學相砥礪，所作以博贍見長，其才氣睥睨一世 ，而精練不及子龍 ，故聲譽亦稍亞之云。”。

宋征輿詞作也有不少精品，如《踏莎行》：“錦幄銷香，翠屏生霧，妝成漫倚紗窗住。 一雙青雀到空庭，梅花自落無人處。 回首天涯，歸期又誤。 羅衣不耐東風舞。 垂楊枝上月華明，可憐獨上銀床去！清末著名詞人、詞學家譚獻在《篋中詞》中評曰：“何減馮（馮延巳）、韋（韋莊）？”宋征輿是云間詞派中最先填詞者，對促進云間詞派形成有重大影響，雖然此后陳子龍的填詞成就超過他而成為盟主，但是宋征輿的開創之功卻不容忽視。 夏完淳 (1631～1647)，原名復，字存古，號小隱、靈首(一作靈胥)，乳名端哥，是陳子龍的弟子，抗清事敗殉難于南京，年僅十七歲。他在國變之前的詞作也不外“曉風重樓人未歸”“東風輕薄誤多情”之類，而一旦國難家仇當前，他的詞便勃發出沉郁凄清之氣，如《一剪梅·詠柳》：“無限傷心夕照中，故國凄涼，剩粉余紅。金溝御水自西東。昨歲陳宮，今歲隋宮。 往事思量一晌空。飛絮無情，依舊煙籠。長條短葉翠蒙蒙。才過西風，又過東風。”

詞的起源,發展以及特點和格式

起源：

詞，始于南梁代，形成于唐代，五代十國后開始興盛，至宋代達到頂峰，故俗稱宋詞。詞在形式上的特點是“調有定格，句有闋。”據《舊唐書》上記載；“自開元（唐玄宗年號）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樂的廣泛流傳；當時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為生的優伶樂師，根據唱詞和音樂拍節配合的需要，創作或改編出一些長短句參差的曲詞，這便是最早的詞了。

發展：

詞于宋代達到頂峰后，在元明時代衰落了三百多年后，在清代重新進入發展狀態。在文學史上，詞以其特有的抑揚頓挫的音樂美、錯綜變化的韻律、長短參差的句法以及所抒發的濃烈深摯的感情，成為一種深受人們喜愛的文學體裁。

[詳細：]

1、唐：流行于初盛唐期間的民間詞，是詞的萌芽階段。盛唐文人所寫的曲子詞基本上都是整齊的五言、七言形式，個別為長短句。到中唐，文人開始認真地倚聲填詞。元和年間后，文人填詞逐漸增多，詞正式成為一體。但是，此時文人運用曲調的范圍還比較狹窄，就現存資料看他們常用的是有限的十幾個曲調，如《一七令》、《憶長安》、《調笑》、《三臺》等，不過在語言上，他們開始引入近體詩的語言，寫來精致凝煉、細膩華美。這樣，文人詩的語言及思想感情便開始滲入詞中，使詞逐漸脫離原來的淳樸真摯、樸素生動但又粗糙簡陋的原始狀態，形成一種正式的文人文學體裁。到晚唐，溫庭筠的詞以濃艷的色彩、華麗的詞藻、細膩的手法來描繪形象和刻畫心理，形成了一種香而軟、密而隱的藝術風格。這是文人詞趨于成熟形態的一個標志。溫庭筠之后，寫詞的文人越來越多。

2、五代十國：倚聲填詞尉為成風。西蜀與南唐二地，經濟文化最為發達，成為詞人匯集的兩大基地。西蜀詞人的詞大多收集在《花間集》里。西蜀花間詞人中，以韋莊的成就最高；而南唐詞人中則以李璟、李煜、馮延巳最為出色。

3、宋：詞發展到鼎盛狀態，成為一種完全獨立并與詩體相抗衡的文學形式。文學史上，詞以宋稱，體現了宋詞作為一代文學的重要地位。北宋詞的主流依然是沿襲晚唐五代，吟風弄月，注重詞的抒情性與音樂性，如二晏、張先等。他們刻意求精，使詞的形制更加豐富，詞的語言更加精煉，詞的意境更加深婉，詞的風格更加細膩，特別是使詞的音律更加精美合樂。但北宋還有另一些詞人，如蘇軾、柳永等，從詞風詞境入手，著意詞體的變革。北宋初年，范仲淹的《漁家傲》和王安石的《桂枝香》，大筆淋漓，墨濃意酣，詞調慷慨蒼涼，境界開闊悲壯，感情抑郁深沉，揭開了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派詞作的序幕。之后，蘇軾有意利用詞在語言形式上的某些特點而自由暢達地表現人生中各種各樣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不僅把本來屬于詩歌的“言志”內容寫到詞中，而且把詩里已經出現的散文句式、語詞也用在詞里，使詞的內容更加豐富，也使詞的形式技巧發生了變化。另外，在蘇軾之前，音樂是詞的生命，音樂的特性重于文學的特性，因此協律合樂是填詞的首要條件。蘇軾第一次使詞從重樂的框框中擺脫出來，使詞與音樂初步分離，使詞首先成為一種文學體裁，而不僅僅是音樂的附庸，從而使詞在文學史上有了獨立存在的地位。南渡后的詞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創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態度與方法進行創作，為宋詞的繼續發展發揮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李清照的詞是由北宋向南宋發展的過渡。李清照親身經歷了由北而南的社會變革，生活際遇、思想感情發生了巨變，相應地詞的內容、情調乃至色彩、音響，也發生了變化，由明麗清新變為低徊惆悵、深哀入骨，但詞的本色未變。她的創作為南宋詞人如何以舊形式表現新內容樹立了榜樣。中期之后，一代之雄辛棄疾和姜夔等人，形成了宋代詞的又一個繁榮時期。尤其是辛棄疾，不僅代表了南宋詞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開禧北伐的失敗，是南宋詞的一個轉折點。這時詞的創作題材以吟詠日常生活的情懷、流連自然風光為多，情調轉向帶有傷感的恬淡。但這并不是簡單地對傳統的歸復。詞經過長期的發展和許多詞人在眾多方向上的探索，在吸收了詩歌及散文的表現手法后，這時又面臨著一次總結的時機。南宋后期的詞人在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雖然比較注意傳統，但同時也對過去各種詞人的各種手法進行了篩選整理，在詞的形式、語言技巧方面作出了新的總結。他們的作品雖然氣勢不夠雄大，境界不夠開闊，但對于詞的發展，卻作出了重要貢獻。

4、元：上承兩宋的余緒，雖成就難以繼盛，但出現了許多詞人，其中也不乏名篇佳作。元詞的創作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統前蒙古時期詞人的創作。此階段的詞人有元好問、陸文圭、張之翰、劉敏中等，由于他們大多有著亡國和戰亂的經歷，所以他們的詞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抒寫懷念故國的黍離之悲，表現由人世變遷引起的荊棘銅駝之感的詞作。第二階段包括出生于元一統之后到元亡之前詞人的詞作。此階段的詞人有虞集、王旭、張雨、薩都剌、張翥等，他們大抵出生于忽必烈改元之后，沒有經歷過大的戰亂，議論行藏出處和企慕半隱半俗的生活，是他們詞作的主要內容。此外，元詞中還有相當數量的道士詞，約占總數的七分之一。這與金元時期新道教的隱修會性質及道士大多與知識分子聯系密切相關。這些詞的成就也不高。總的看，元詞思想藝術俱臻上乘的數量很少，整個創作局面呈露衰微之狀。

5、明：明代詞依然處于衰微之中。不過，詞壇上也出現了有一定影響的詞人，留下了一些較好的作品。明初之時，劉基、楊基、高啟等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的詞自成家數，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遺風。明中葉后，詞風日下。楊慎、王世貞、湯顯祖等人多創作，卻都不是當行詞家。楊慎等到人的創作，與樂章多有不諧，實際上已將明詞引上了歧途。此時，詞的創作已漸凋敝。到了明末，由于社會發生變革，才給詞的創作帶來一線生機。陳子龍、夏完淳在抗清中以身殉國。陳子龍的詞托體騷、寓意甚深，早期所作風流絢麗，婀娜韶秀出于剛健之中，后期所作綿邈凄惻，神韻天然而又有不盡風味。他扭轉了元明時代已近凋亡的詞，可算是明詞的大家。

6、清：詞經歷元、明的衰落，到清代重又繁榮，這種變化與時代風氣的變化密切相關。在傳統習慣上，詞和散曲相比于詩而言都較為輕松，貼近日常生活和鮮活的情感。而詞與散曲相比，又顯得雅一些，散曲的語言以尖新、淺俗、活潑為勝，接近口語。元、明詞衰，實際是散曲取代了詞的結果。對于性情收斂、愛好雅致趣味的清代文人來說，散曲的語言風格又顯得不合適了。另一方面，清詩雖然多種風格并存，但從清初開始，重學問和理智化的趨勢就很明顯。這也造成了詩在抒情功能上的缺陷，而需要從其他文體中得到彌補。而詞的興盛，正是對詩的彌補。清初主要的詞人中，漢族的有陳維崧、朱彝尊等，而滿族詞人中，以納蘭性德最為有名。

特點：

詞是一種抒情詩體,是配合音樂可以歌唱的樂府詩.它的嚴格的格律和在形式上的種種特點,都是由音樂的要求而規定的.

格式：

詞大致可分為三類：⑴小令（58字以內）；⑵中調（59字～90字）；⑶長調（91字以上）。這種方法是明朝人強加上去的，并不科學。宋人將詞分為令、引、近、慢四種，然而這種方法也有缺點，就是分類并不十分清晰。簡單地說，令即小令，引和近約等于中調，慢詞就是所謂的長調。（蝶戀花60字，江城子70字，但在宋朝都屬于令詞）敦煌曲子詞中，已經有一些中調和長調。宋初柳永寫了一些長調。蘇軾、秦觀、黃庭堅等人繼起，長調飛快的從萌芽到了鼎盛了。長調的特點，除了字數較多以外，就是一般運用韻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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