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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龍秋日雜感（行吟坐嘯獨悲秋）全是的平仄譜，以及每聯意思，全詩主旨？

七律（平起體一）

平起，首句入韻。

八句,每句七字,一、二、四、六、八句用平聲韻。

行吟坐嘯獨悲秋， 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海霧江云引暮愁。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不信碧宴有天常似醉，仄仄平平平仄仄

最憐無地可埋憂。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荒荒葵井多新鬼，平平仄仄平平仄

寂寂瓜田識故侯。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見說五湖供飲馬，仄仄平平平仄仄

滄浪何處著漁舟？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首聯描寫亡國后作者悲苦和沉重的心境。“悲秋”，典出于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秋天本就為一個萬物凋零、令人生悲的季節，更兼作者此時面對著滿日瘡痍、民不聊生的華夏大地。無怪于其內心之憤是行吟坐嘯了，一個“獨”字，可有兩方面理解：一是作者概嘆自己身世孤獨，一是抗清斗爭處于最嚴峻時期，隨著遍地烽火被清軍一一撲滅，詩人胸中流涌的難覓同道之獨。海霧江云，暮色茫茫，更引發了他的萬千悲憤。這種悲憤與陳子龍的身世經歷切切相關，詩人本為晚明遺老，又曾在南明政權下供職，為挽救大廈將傾的南明王朝疾聲呼吁，東奔西走。耗費了半生精力和心血，而到頭來世事恍惚如南柯一夢，不能不令詩人痛心疾首。

頷聯“不信有天悔棚銀常似醉，最憐無地可埋憂”繼續抒發詩人亡國之痛。此聯用了兩處典故。“不信”一句，《文選》張衡《西京賦》及注：“秦穆公夢朝天帝，帝醉，以鶉首之地（今湖北襄陽、安陸一帶）賜秦。時有謠云：‘天帝醉，秦暴金誤殞石墜’。”李商隱《咸陽》詩亦有：“自是當時天地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后人以“天醉”喻政府混亂。“最憐”一句，典出于仲長統《述志》詩：“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陳子龍在此是反用其意。說自己不相信蒼天會長久昏醉而讓清人一統中國。堅信上天終有清醒之時，明室江山定有復興之日。最可憐的是大片江山已淪入敵手，沒有一個地方可埋葬自己的憂愁。這兩句在首聯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主題，在因清秋、日暮而興起的悲愁之感中加入了現實性的內容，增強了詩歌的斗爭性和針對性。

頸聯“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識故侯”描寫了明室臣民的悲慘境況。清兵南下，鐵蹄所至，尸橫遍野，十室九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駭人聽聞，令人發指，多少無辜百姓做了刀下冤魂。“荒荒”一句是化用古樂府《十五從軍行》中“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之句意。寫民間在清兵蹂躪后滿目凄涼，一片荒蕪的衰敗慘象。“寂寂”句則是借秦亡后東陵侯邵平淪為庶人在長安城外靠種瓜為生的故事概括眾多王公大臣幸存者的結局。此聯作者從下層黎庶寫及上層達貴，正是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際所造成的災難。

尾聯“見說五湖供飲馬，滄浪何處著漁舟”，恰如一聲沉重的嘆息，表達了作者孤獨無助的心境。和改五湖即太湖。聽說清兵已飲馬五湖，盡略其地，自己欲與漁夫為伍，駕一葉扁舟浪跡水鄉；也不可得了。

在一首短詩中要表達豐富復雜的內容，用典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此詩中一明顯特色即是大量地使用典故。且均能與詩意渾化無跡。這不僅顯示了作者廣博的學識，也有利于情感的抒發。

參考資料：

明代后期詩歌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明中后期，文壇上出現了許多文學小集團或文學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他們或同時并起，或先后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學傳統，提出一定的文學主張，表現一定的創作傾向，互相排斥，此起彼伏。

明代中期詩歌以弘治、正德年間的“前七子”和嘉靖中期的“后七子”為主要代表。前七子對當前文壇理學氣和太平氣彌漫的現象甚為不滿，認為這是造成詩歌情感匱乏和虛假的主要原因，因此主張詩歌超越宋人的說理，回到盛唐以情感為主的傳統中去。

前七子復古運動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包括邊貢、徐禎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這對掃除臺閣體千篇一律、呆板單調的文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前七子還把目光投向民間，認為“真詩乃在民間”。但是，他們把秦漢時期古文當范本，刻意模仿，從而滋長了文壇模擬剽竊的風氣，或以形式上的古奧艱深來掩蓋內容的貧乏淺薄，雖然前七子的創作以擬古為主，內容相對貧乏淺薄，但是他們還是在兩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一是前七子由于自身的政治遭遇和干預時政的勇氣，這使得他們的詩歌某方面具有現實意義，如李夢陽的《石將軍戰場歌》、《自從行》；何景明的《玄明宮行》、《點兵行》等。

二是由于前七子的主情論調，在推崇盛唐詩歌的同時，也對情真意切的市井民歌非常重視，客觀上推進了市井民歌的發展。

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在文學上又出現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7人。

后七子的文學思想與前七子的文學思想一脈相承，他們進一步主張“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從而將將擬古之風又一次推向了高潮。

后七子中，以王世貞聲望最高，創作最多，影響也最大，其詩歌題材豐富，風格也較為多樣化，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復古的樊籬。

與前七子同時的江南一批畫家兼詩人，以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等為首的“唐宋派”出現在文壇，他們最早起來反對擬古文學運動，繼承南宋以來推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等唐宋時期古文名家的傳統，提出“文從字順”的主張來矯正前后七子的創作弊病。由于他們崇尚唐宋古文，因此稱為“唐宋派”。

唐宋派在當時看到了擬古派給文學帶來了危機，竭力反對文學復古，就這一點來說是進步的。歸有光，字熙甫，江蘇昆山人。他是“唐宋派”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作家。

詩歌并非歸有光所長，文集40卷中，存詩僅一卷，多寫人民生活慘狀、官吏貪婪怯懦、此賣倭寇的肆虐橫行，如《鄆州行寄友人》、《海上紀事十四首》等。

明后期詩歌，在萬歷年間有了較大變化，那個時候復古運動已經漸漸消退，李贄竭力反對前后七子的文學復古主張，提出了“童心說”。李贄認為，所謂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實感，是一種未被道學禮教所蒙蔽的內在情感。

在李贄看來，只有具有童心的文學，才是真文學。他明確申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贄的學說具有反傳統價值體系的色彩，對后面的公安詩派影響很大。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萬歷年間的一個詩文流派，主要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為代表。因“三袁”是湖北公安人，故稱這個詩文流派為“公安派”。公安派理論核心的口號是“獨抒性靈”。他們的詩文理論主森汪逗要體現在3個方面：

一是認為詩文的發展方向不在于復古，而在于創新；二是反對詩文創作剽竊模擬，矯飾虛假，強調詩文創作要抒發自己的實際感受和獨到見解；三是反對古奧艱澀、隱晦難懂的詩風，主張詩歌要意達辭暢。

公安派很好地將詩文理論貫穿到自己的詩文陵困創作中，如袁宏道的《戲題齋壁》中：“一作刀筆吏，通身埋故紙”；袁中道《聽泉》中的“一月在寒松，兩山如晝朗”等，都是信手而出的佳作。

“竟陵派”是繼公安派而起的一個詩文流派，其實兩者在理論和實踐上并無太大的差別，“竟陵派”只是力圖糾正公安派末流的弊病。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鐘惺、譚元春，因為他們都是湖北竟陵人，因而這一派得名“竟陵派”。

鐘惺、譚元春曾經合力編選《詩歸》，單行稱《古詩歸》、《唐詩歸》。在《詩歸序》和評點中，他們積極宣揚自己的文學主張，風行一時，“竟陵派”因此而成為影響很大的詩派。

竟陵派在理論上接受公安派提出的獨抒性靈的口號，但也看到了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淺露、輕率的一面，他們追求用“幽深孤峭”的風格來糾正公安派的不足。提出“求古人真詩”，既學古，也學真，強調以自己的精神為主體去探求古人的精神所在，但他們過于追求自我意識，顯示了一定的褊狹性。

“竟陵派”的詩偏重心理感覺，境界狹小，主觀性太強，詩歌中的景象偏于寂寞荒寒，語言又生澀拗折，讀來頗感幽塞不暢。

明末，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士人們強烈體會到家國之痛，他們將這種沉痛之感注入他們的詩歌中。這些士人中，陳子龍和夏完淳的創作最為出色。

陳子龍，長于詩歌，創作了不少感時傷事的作品，如《小車行》、《賣兒行》、《遼事雜詩》8首等。《秋日雜感》10首是他的代表作。夏完淳，與陳子龍同是松江華亭人，是陳子龍的學生，也是一位愛國英雄，代表作《別云間》：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詩作表達了作者一方面抱著此去誓死不屈的決心，一方面又對行將永別的故鄉，流露出無限的依戀和深切的感嘆。這首詩作于秋季作者在故鄉被清兵逮捕時，是一首悲壯慷慨的絕命詩。寫出了作者對亡國的悲憤，以及壯志難酬的無奈。

陳子龍 秋日雜感其三 (萬木凋傷嘆式微 ) 運用哪些典故，表達什么情感？ 第二聯寫作怎么處理情景關系

秋日雜感其三 陳子龍

萬木凋傷嘆式微，何人猶與賦《無衣》?

繁霜皓月陰蟲切，畫角清笳旅雁稀。

阮籍哭時途路盡，梁鴻歸去姓名非。

南方尚有招魂地，日暮長歌學采薇。

首聯用了《詩經.國風》中的《式微》《無衣》“式微，式微！胡不歸？”。“式微”原來指國家或世族衰落，現在也泛指事物的衰落。《無衣》表現的是人或游民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兄弟之情　 頷聯用了蔡文姬的典故，她作的《胡笳十八拍》表現了她的屈辱與痛苦。蔡文姬的身世也是明末多數人的遭遇。

頸聯用的是阮籍和梁鴻的典故，“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局鎮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桐團粗而嘆，于是賦《豪杰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怮哭而反。”阮籍不拘禮俗，行不由徑。“窮途之哭”本指他因車無路可行而痛哭，也形容因身處困境而悲哀。亦簡稱“窮途哭”、“途窮”。

梁鴻在隱居時，他作了一首《五噫之歌》，諷刺統治者追求享樂，浪費民力，被皇帝通緝，不得不改名期運。

詩人用阮籍和梁鴻的典故再現的一個愛國者的無奈與憤懣。

尾聯用了屈原與詩經采薇的典故。用屈原的典故是為了表現對國家的熱愛以及無法實現的報國愿望的悲哀。采薇即采集野生豌豆苗也就是采野菜。全詩通過歸途的追述集中表現戍卒們久戍難歸、憂心如焚的內心世界，從而表現周人對戰爭的厭惡和反感。

陳子龍的詩感慨時事，關心民生，雄深豪邁，沉郁頓挫，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同時文辭華美、音韻鏗鏘，浸透著憂國憂民的真摯情懷與高尚的愛國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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