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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歸隱田園的原因是什么

陶淵明于二十歲時踏入官場，然而在官場沉浮十余后，他便辭官隱退，歸隱田園。那么陶淵明為什么歸隱?下面是我為你搜集陶淵明為什么歸隱，希望對你有幫助!

陶淵明為什么歸隱

陶淵明曾于二十歲踏上仕途，在官場為官十余年，最后辭官歸隱，過上悠閑舒適、平靜自在的田園生活。他的歸隱可以說既出于他自身的淡泊名利、潔身自好、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人格，也是出于當時的社會現實所迫。

陶淵明辭官歸隱的 故事 大概是這樣的：陶淵明自二十歲踏入仕途，雖有一身才華和抱負，但是卻得不到重視，到了二十九歲，他才做到了江州祭酒這一官職，然而因為難以忍受官場上的那些繁文縟節，做了不久后就辭了職。之后在家悠閑了五六年，直到三十五歲時到了荊州，在刺史桓玄手下當了一名小吏，但是不到一年時間，陶淵明又因為他母親去世而辭職回家，一待又是五六年。

陶淵明畢竟是名將的后代，在官場中很有名氣，因此，在他四十一歲的時候，他被推薦擔任彭澤縣令一職。之后在彭澤當了十幾天縣令的陶淵明聽說東晉權臣劉裕自封車騎將軍，掌管各州 軍事 ，只自己的搶奪皇位的野心只差一步的消息后，預感到晉朝已名存實亡了，心灰意冷之下，便回了家，這時的陶淵明已有了辭官的念頭。之后更是遇到潯陽郡督郵前來巡查那件事，讓他不僅做出不為五斗米折腰這樣的美談，同時也堅定了他辭官隱退的決心。就這樣，陶淵明結束了他十幾年的官場生涯，歸隱田園。

歸隱后，陶淵明一直過著隱居的田園生活，雖然心中尚有不能施展抱負的苦悶心情，但是對于那般黑暗的官場生活并沒有絲毫留戀。

陶淵明生平簡介

陶淵明，又名陶潛，字元亮，被世人成為靖節先生，家鄉位于潯陽柴桑。他是東晉末期至南朝宋初期頗為著名的偉大詩人、辭賦家，擁有眾多優秀作品流傳于世。陶淵明曾踏入仕途，先后出任過江州祭酒、建威參軍等官職，最后一次出仕擔任的是彭澤縣令這一官職，上任八十幾天后就辭官離開，就此歸隱田園。

陶淵明的家境最初并不差，畢竟從關于他父親擁有小妾的 歷史 記載來看，他的家境不會差到哪里去，而自他父親去世后，他們家才逐步走向沒落。從陶淵明的詩作中可以發現到了他二十歲的時候，他們家的生活已經相當貧寒了。

陶淵明自小就學習儒家經典，喜好悠閑寧靜的環境，早年陶淵明曾受過儒家和道家的 教育 與思想熏陶，因此他曾身懷遠大志向，也曾非常向往 自然 ，這為他之后辭官歸隱田園打下基礎。陶淵明在二十歲的時候踏入官場，開始他為官生涯，以求生計。而在官場動蕩欺負十幾年，喜好自然悠閑生活的陶淵明早已厭倦了那種充滿利益算計的官場生活，最終還是選擇辭官歸隱田園，遠離塵世官場。

陶淵明的成就并不在官場，最大的成就還是在文學方面。陶淵明在文學方面的才華極高，所著詩作文章皆是極為優秀的作品，他所著的文學作品流傳至今的共有137篇，其中詩歌125首，文章12篇，被后世之人編集成《陶淵明集》。

陶淵明的品質

陶淵明有著很多文人士大夫向往的高尚品質，他擁有淡泊名利，堅持本心，不愿與世俗的黑暗勢力同流合污的高潔品格。他還相當自尊自愛，安貧樂道，擁有常人難有的平靜自然的心境。

由于年少時期受到家庭和儒家教育的影響和熏陶，陶淵明很早就擁有濟世之志，期望建功立業，在仕途上有所大作為，能夠為國家為百姓干出一番實事。然而在他們那個時代， 政治 官場相當黑暗，官場上的要職都被貴族所壟斷，背景不夠雄厚的寒門之人只會遭到貴族們的壓迫，因此陶淵明即使身負濟世的遠大志向，但是卻無法得以施展。不僅如此，陶淵明身在官場就避免不了與那些官場上的人物應酬，這些使本性正直、向往自然閑適生活的陶淵明非常難以忍受，因此，最終他作出了辭官回歸田園的選擇。從中就能看出陶淵明身上不慕功名利祿，堅持本心，不隨波逐流的高尚品質。

辭官歸隱田園后，陶淵明在詩文方面大放光彩，他借助詩歌抒發自己胸中的情感，傾訴自己心中的喜怒哀樂，所著詩歌無一不是佳作。而從他的那些詩作中，不論是飲酒詩，還是詠懷詩，亦或是田園詩，都可以看出陶淵明對寧靜悠閑的田園生活的喜好，以及他淡泊曠達、安貧樂道的高尚人格。

總的來說，陶淵明身上有著許多值得世人學習的高尚品格，不僅是后世文人學者學習的目標，也是平凡人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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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為何歸隱田園

想起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會浮現出來：這是一位遵從自己心愿而歸隱田園的詩人。

不過，就一定是這樣的嗎?一般，人們記憶之中，詩人的歸隱，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淵明正在彭澤令任上，督郵來巡視，縣吏告訴詩人“你得整衣束帶去見他”;詩人一聽，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于是掛印而去。可這個生動的場景，出現在后代史書《宋書》里，陶淵明自己可不是這么說的。他的那篇名文《歸去來兮辭》的序里只說自己出來做官是因為家里窮，要錢，可有了錢的官場生活與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難受，“深愧平生之志”。這時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著去吊唁，所以就離職而去了。如果我們相信詩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掛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從今天九江那兒的彭澤，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說法，道理其實簡單：人們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實，而事實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許多可議。其實詩人之率性而不負責任，不是頭一回了。陶淵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澤令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謂“江州祭酒”，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從事史”的省稱。據《宋書·百官志》這是“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職事瑣屑得很。加上這時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詩人與這個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緣，《宋書》里記載他“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少日”就是沒多久的意思，雖然我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短過彭澤令的八十天。詩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興就甩手而去，當然有他的資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憑，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歸隱田園的時候已很落拓，也還有“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歸園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詩人熬到差不多三十歲出來做官(陶淵明的年壽有許多的不同說法，從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頭計，生年在公元365年)，擔任的卻是事務瑣雜的職位，在當時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約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還有一節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淵明丟開彭澤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詩人的家不是在廬山腳下嗎?他的這位程氏妹(過去一般認為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可也有學者認定他們就是親兄妹)怎么遠嫁到武昌了?說起來，武昌當時屬于長江中游的荊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盡顯榮光的地方。

荊州在中古時代具有極重要的地位，東晉一代，更可謂舉足輕重，以其踞長江中游之勢，往往與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對峙。那個時候，曾任荊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東晉最后那些年的亂局時期不計，大抵都是東晉秉執權勢的世家大族，如瑯琊王氏家人占有該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連著據有十年，桓氏更斷續有四十余年。這些人物里面，除作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勢力，與時據中樞的名相王導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溫、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歷史上，陶淵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東晉荊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間，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說，荊州曾是陶家勢力甚大的所在。雖然我們不清楚陶淵明的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淵明本人，荊州也是他一生經歷中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地方。這就得說到詩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荊州在中古時代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在梟雄桓玄、劉裕手下任職

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當時的梟雄桓玄手下任職的經歷，過去人們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韜武略都十分了得，在東晉晚期歷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發跡不妨從公元398年說起，當時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與荊州刺史殷仲堪聯合對抗朝中攝政的司馬道子，結果北府軍名將劉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敗被殺，桓玄和殷仲堪本來就是玄學辯友，這次事變他們是站在一邊的，此時乘機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殺殷仲堪，再一年(400)為荊州刺史，兼領了江、荊二州。而大約就在桓玄先后據有江州和荊州的這一期間，詩人陶淵明進入桓玄麾下任職。

對此，最確實的證據是陶淵明自己的幾首詩。公元400年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詩二首，其中有“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詩人當時人在仕途無疑;詩中的“都”指東晉的都城建康，而“規林”應在尋陽附近，由此可知，這兩首詩寫于詩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離家鄉不遠處遇風停留之時。那么詩人“從都還”，是要“還”哪里呢?當然不是回“規林”附近的家，哪有當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銷差。去哪兒銷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現了“懷役”二字：“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這與詩題中“赴假”、“夜行”顯然是相應的，那么，詩題透露的信息乃是詩人在休假之后返還江陵，經過距武昌不遠的涂口。這回銷假返回的江陵，理應就是前一年“從都還”的目的地，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殺原荊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據有該地的桓玄的府中。鑒于桓玄398年開始領江州刺史，或許有理由推測，陶淵明早在399年桓玄攻滅殷仲堪之前、其據江州時就已投身桓玄麾下。無論如何，由詩人的這三首詩看，可以肯定，大約在401年及之前的兩年甚至三年，陶淵明便在桓玄處任職。

桓玄

毫無疑問，這該是陶淵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經歷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詩人有何作為呢?我們已經知道，400年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顯示他為桓玄擔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現代研究陶淵明最深入的學者之一逯欽立先生覺得，詩人很可能是在為桓玄上疏朝廷請求領兵討伐孫恩而奔走。孫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亂起事，為被司馬道子所殺的叔叔孫泰復仇，一時聲勢浩大，攻入會稽，殺了當時的會稽內史王凝之，吳地諸郡動蕩不已。這次孫恩雖然被劉牢之率軍擊退，回據舟山一帶的海島，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桓玄請求討伐孫恩，固然有正當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復雜的，背后未必沒有隱藏著桓玄借機東下的意圖和野心。如果陶淵明擔任的是這么一個代桓玄請求東下的使命，那還真是頗關緊要的。

陶淵明結束這段為時最久的仕途經歷，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樣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親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這在詩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說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可見，陶淵明是在江陵桓玄荊州刺史門下得到母親去世消息的。

或許會有疑問，詩人生平最久的這段仕途經歷，何以千年以來頗為隱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隨后的情勢變幻，大概可以懸揣一二。

就在陶淵明離開桓玄返回故鄉為母親守孝之后的兩年半時間內，整個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402年晉安帝下詔罪桓玄，桓玄因率軍東下，幾乎有反復倒戈習慣的劉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戲，投降桓玄，桓玄順利攻入建康，殺司馬元顯，總攬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晉，改元建楚;接著的404年初，這一時代的另一位梟雄、后來代晉而立的劉裕起兵討伐桓玄，雙方在尋陽附近便有戰事，而與劉裕站在一邊的就有當時的江州刺史、劉牢之的兒子建德將軍劉敬宣。最后的結果，桓玄兵敗伏誅。在這一連串的變故之中，前半場，詩人是看客，后半場，則進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淵明在這時候有一首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寫詩人雖懷著留戀，但還是告別故鄉，一路向東，擔任鎮軍將軍的參軍去了;這位鎮軍將軍，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確定，就是劉裕，他當時駐京口，陶詩題中提及的曲阿與之相距不遠。

陶淵明在劉裕處不久便離開了，因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已表明他擔任了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從劉裕麾下轉往劉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們弄不清楚，但從劉裕和劉敬宣當時合作密切的關系來看，也并不很奇怪：這位劉敬宣乃是劉牢之的兒子，我們前面提到，402年桓玄東下進攻建康之時，劉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復之人隨即又與兒子劉敬宣蓄意襲擊桓玄，事敗自經，而劉敬宣則奔竄到北方去了;過了兩年(404)，作為劉牢之舊部的劉裕起兵討桓玄，正是劉裕“手書召敬宣”回來的。陶淵明在這首詩中有“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的詩句，已表示他要歸去田園了。確實，就在這年(405)，被桓玄廢黜的'晉安帝恢復了帝位，劉敬宣隨即上表解職，陶淵明這次“使都”大約就是為此而去的。離開劉敬宣之后大約半年，才有了詩人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澤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淵明就職桓玄、劉裕麾下的始末，或許便能了解這些曲折何以有意無意被隱晦的緣故了。詩人之服務于桓玄，在劉裕這里，是絕對不該被提及而是應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劉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態;而詩人與桓玄、劉裕的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數認定陶淵明忠于晉室的人那里，實在也是難以面對的——這兩位雖是敵手，可在顛覆東晉王朝方面，則并無二致，可謂前仆后繼的梟雄。

回顧陶淵明這些年的經歷，知曉他曾在東晉晚期桓玄和劉裕兩位大梟雄手下謀事，見證了他們翻天覆地的所作所為，我們應該能夠了解和想象詩人的內心波瀾。他會是對現實政治毫無深切感知的凡夫嗎?他會是樂天知命簡單純粹的田園詩人嗎?

毫無疑問，詩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詩中或隱或顯有所表露;然而這種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實之處。對陶淵明來說，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經有過一個真正實現的機會，當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澤令，甚至劉裕和劉敬宣的參軍也談不上——如前邊談到的，這或許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獲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詩人一生最久長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淵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詩人為什么會這么做呢?

其實，為詩人設身處地來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們已經知道，桓玄當時據有江、荊二州，勢力之大，人所矚目;而荊州正是詩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經生活和戰斗的地方。

其次，從陶淵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當有相當的親切感。東晉是所謂門閥時代，陶淵明與桓玄的關系，似乎也很有必要從這樣一個視野中加以觀測。桓氏家族，如歷史學家田余慶先生所考，東漢大儒桓榮為其先人，中經曹魏時代曹氏與司馬氏之間的激烈斗爭，桓范被殺，此后家族孤單勢弱;桓彝渡江，為東晉功臣，其子桓溫權傾一時，為桓玄最終代晉為楚確立基礎。雖然如此，桓氏當初仍很受高門世族的鄙視，《世說新語》里記載桓溫為兒子向當時在自己手下為官的王坦之提親，王坦之不敢自主，答應回家去問問自己的父親、也就是桓溫相中的兒媳的爺爺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氣急躁的王藍田，曾想吃雞蛋，筷子夾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還踩不著，于是就地抓起來，直接放進口里咬開再吐出來。這回，王述還是很暴躁，本來他是很喜歡王坦之這個兒子的，兒子雖然是大人了，還抱著靠在自己的膝蓋上，但一聽桓溫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開兒子，罵道：“你犯渾了嗎?怕桓溫嗎?他不過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將女兒嫁過去!”王坦之于是回報桓溫說：“卑下女兒家里已為她定了婆家了。”桓溫當然是明白人，說：“我曉得了，這是你爹不答應啊。”王述以桓溫為“兵”，當時這是強烈蔑視的表現。至于陶氏家族，陳寅恪先生認為本來出自溪族雜處地區“業漁之賤戶”，因而士族勝流視同異類，只因東晉初年以軍功致顯，但仍受到歧視。《世說新語》里記有一則故事：王胡之住在會稽東山的時候很窮，當時陶侃的兒子陶范送一船米給他，結果竟然被拒絕了，王直截了當地說：“我王家的人沒米下鍋，自會去找謝家的謝尚討，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說新語》極為精深的余嘉錫先生對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門，士行(陶侃)雖立大功，而王、謝家兒不免猶以老兵視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說新語》的這條記載：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勛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煉，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勛，為史所贊。”

但對這條文字，劉孝標為《世說新語》做注的時候引了另外一本史書《續晉陽秋》的記載：

(袁)宏為大司馬(桓溫)記室參軍，后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桓溫之父桓彝)。”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聞之。后游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眾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止。

顯然，這兩則記述極為相似，我們不必追求兩者之間究竟是張冠李戴了，還是都曾發生過，桓、陶兩家故事可以有這樣的糾葛，透露出兩家在彼時高門世族視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淵明而言，其家族從曾祖陶侃開始，為國家勛臣，到詩人這代已然衰落，作為舊家子弟，陶淵明的自我認同或許是很以祖先為傲的，但實際環境之中則遠非如此，其不受高門世族之尊重，與桓氏頗為類似。這或許是陶淵明與桓氏之間一種精神合契的基礎吧。

陶淵明為什么歸隱田園?

陶淵明由于看不慣當時官場的黑暗，不想與貪官同流合污，所以毅然決定歸隱田園，每天過著清閑的平民生活。對于他隱居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他隱居這件事，一般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1、積極態度：他為了不與那些貪官同流合污，于是歸隱田園。不追求榮華富貴的生活，淡泊名利，反而鐘情于平淡的生活。

2、消極態度：他不敢單獨于官場上的貪官對抗，不敢指出官場的黑暗，只是對這些不好的東西視而不見。他選擇了逃避，選擇遠離官場，到民間過平淡的生活，不想與貪官公然對抗，為百姓謀取福利。

拓展資料：

陶淵明（352或365年—427年

），字元亮，又名潛，私謚“靖節”，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有《陶淵明集》。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淵明最后一次出仕，為彭澤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淵明作《歸去來兮辭》，解印辭官，正式開始了他的歸隱生活，直至生命結束。此時的淵明，政治態度入于明確的時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時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這時的他是有意識的了：他這樣做，而且也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做。他以往的田園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時卻是勞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農民的生活。期間他創作了許多反映田園生活的詩文，如《歸園田居》五首、《雜詩》十二首。

義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淵明家中火災，宅院盡毀，被迫遷居。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詔征他為著作佐郎，淵明稱病沒有應征。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為江州刺史，約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結交淵明，二人之間有軼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顏延之為始安太守，與淵明結交，有軼事顏公付酒錢。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濟聽聞淵明之名，去看望他，贈以粱肉，并勸他出仕淵明卻拒絕了他，所贈粱肉也沒有收下。同年，淵明卒于潯陽。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謚為“靖節”，后世稱“陶靖節”。

陶淵明為什么最終會選擇歸隱田園呢？

陶淵明的官場生涯，若不算上最后一次只為稻粱謀的彭城令，可謂是“三進三出”，他最后為什么歸隱？這是個較為復雜的問題，跟詩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家庭出身、政治抱負、人生觀等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系。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正是東晉、劉宋交替的大動亂時代，當時各方面的社會矛盾都極為尖銳。西北少數民族時時侵擾中原，北方的“五胡十六國”又混戰不斷，東晉王朝茍安江南，世家豪族把持朝政，底層人民的生活暗無天日。正如《宋書》所載：

“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兼并，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

陶淵明的軍鄉江州當時是兵家要沖，戰亂時有發生，民生更加艱難。各種矛盾不斷激化，終于引發了以孫恩、盧循為首的農民起義，戰火燃及江南多地，且持續長達12年。同時東晉王朝的統治者內部也互相傾軋，晉孝武帝司馬曜即位以后，先是司馬道子父子專權，接著是桓玄起兵奪取政權，之后劉裕消滅桓玄自立，東晉王朝滅亡和劉宋王朝建立。

陶淵明處于這樣的社會現實，身受其害。對他世界觀的形成，生活道路的選擇，以及詩文的創作，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陶淵明是一個出身于沒落官僚家庭的文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王朝的開國元勛，官拜大司馬，封長沙公，與名相王導齊名。陶淵明的祖父陶茂、父親陶逸也做過太守。但是到了陶淵明時家境已經衰落，他八歲就死了父親，生活日趨貧困。

他曾祖父陶侃雖然高官厚祿，但他出身于湖南武陵的溪族，不是正牌的士族，所以一些貴族官僚背地里仍罵他是“溪狗”、“小人”。到陶淵明時家境又破敗，所以他只能是屬于庶族地主階層的。

陶淵明生活的時期，正是門閥制度的全盛時代，魏晉以來實行了所謂的“九品中正制”，這是一種等級森嚴的取仕制度，世族子弟把持高官厚爵，而庶族子弟只能做州縣小吏，形成一種“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的局面。陶淵明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這就注定他的仕途生活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陶淵明青年時代和一些正直的文人士子一樣，也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他從小就深受儒家的熏陶，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之中。他自己就說過他“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他酷愛儒家經典，“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儒家的道義教他“佐君立業，治國安邦”，因而他從小就立下了“大濟于蒼生”的宏愿。

這些表明陶淵明年輕時候就具有朝氣蓬勃，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懷著“大濟于蒼生”宏愿的陶淵明，29歲時第一次踏上了仕途，做了江州祭酒這樣的一個小官。但不久他就辭去了官職。對他這次出仕，《宋書·隱逸傳》說陶淵明“親老家貧，起為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薄，不就。”陶淵明在詩中也說：

“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

陶淵明為什么“少日自解歸”?他自己沒有明白地說出來，史籍又無旁的記載，所以后人議論紛紜。其實根據陶淵明的性格，分析一下當時的社會現實就可以知道。

前面已說過，當時是門閥制度鼎盛的時代，那些掌握大權的士族官僚們，“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炳。”而陶淵明是一個“性剛才掘，與物多忤”正直孤傲的人。他落在這樣一班作威作福、狼狽為奸的上司們手下，怎么能受份了這種欺凌和蔑視呢？

他感到自己與那些善于奉迎巴結、利欲熏心，毫無操守的仕途小人為伍，實在是多有所恥，與心志相違的。所以他一踏上仕途不久就說出“不堪吏職”之言，發出“志意多所恥”之嘆，就“少日自解歸”了。

第一次出仕經歷，陶淵明初步認識到要通過仕途來實現理想抱負的艱難。但這次出仕的遭遇還未使他完全喪失信心，他還相信也許會有一天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的。

這次辭歸后，他閑居家園大約有6年之久，到他35歲那年，他才又到桓玄手下任佐僚。

桓玄是桓溫的兒于，桓溫在北伐中原的戰爭中是有功的將領，得到中原人民的擁護，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曾在桓溫帳下做過參車、長史，深得桓溫器重。而此時桓玄又參加了以王恭為盟主的反晉聯盟，聲討專橫貪暴的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王恭死后，桓玄繼為盟主。陶淵明既然不滿晉朝的黑暗統治，就自然會認為桓玄聲討司馬道子父子是申張正義的行為，認為到桓玄手下任職，也許可以施展政治抱負，于是他又毅然出仕了。

但是事與愿違，桓玄原來也是一個野心家。他一得勢就過河拆橋，襲殺了昔日的盟友殷仲堪。兩年后，即公元408年，桓玄攻下建康，殺了司馬道子父子，第二年逼安帝“禪位”，自己稱帝，改國號為楚。桓玄還是一個殘暴貪婪的人。《晉書》記載他：

“議復肉刑，斷錢貨，回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

桓玄的這些所作所為，陶淵明在其帳下應該是耳聞目睹的，必然激起他的憤恨之情。這次出仕期間他寫了詩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與《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一首。在詩中他明顯地表示了對為桓玄行役的厭倦和不滿之情。他說：

“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延目識南嶺，空嘆將焉如。”

陶淵明這時感到在桓玄手下做事，不但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而且還要替這個居心叵測之人到處奔走，這完全違背了自己的意愿。所以就在出仕的同年冬天，還未等桓玄篡奪，他就借母喪之機，辭去桓玄那里的官職，回歸家鄉了。

這次出仕，使他進一步看清了當時官場的黑暗腐敗，認識到出仕不但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且事事“違己交病”。他本來就“質性自然”、“性本愛丘山”，這下就更堅定了他棄官歸田的決心。

但是，在封建社會里，一個儒家文人在政治上要有所作為，干一番事業，就必須出仕。歸隱就意味著荒廢年華，虛度光陰。對陶淵明這樣一個才華橫溢，從小胸懷壯志的人來說，又怎么心甘情愿呢？

這次歸隱后，陶淵明的內心是彷徨痛苦的。他明知“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然而他胸中那股治國濟民、積極進取的烈火還沒有完全熄滅，他對自己的“壯志”前程，還抱有一線希望，還存在著僥幸心理。

為此，他在悲觀苦悶之余，又轉念起：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為了施展政治抱負，他還想尋機試一試。所以，在公元404年5月，劉裕滅掉桓玄，安帝復位后，他認為禍國殃民的暴君既除，現實也許會有所好轉，于是他又出仕當了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次年3月又轉任鎮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

他這次出仕的心情和前兩次不完全相同。他在這個時期寫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中寫道：

“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

可見他求仕的心情并不像過去那樣激動，對這次出仕并不寄托多大的希望。詩中這個“暫”字，就表明只是試試看而己，不久還是要歸返園田的。現實和他所預料的確實差不多。出仕后，他看到劉裕和桓玄一樣，都是竊國殃民的大野心家。劉裕獨攬大權后，也是重用親信，殺害大臣，殘害司馬宮室。

現實使他又一次失望了，他又“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了。405年3月，就在劉敬宣上表辭職后，陶淵明也就卷衣歸家了。

這次歸田后，由于饑寒所襲，親友相勸，他又于同年8月出仕了彭澤令。他出仕彭澤令是由于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實為不得已。所以一遇仕途不遂心，就“眷然有歸歟之情”，結果做了80多天的縣令就“自免去職”。為什么“自免去職”呢？他自己說是因為妹妹在武昌逝世，他只得辭去官職前往奔喪（“尋程氏妹喪武昌，情在駿奔”），其實原因還是“違己交病”、“深愧平生志”。

蕭統說得很明白了，他說：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

郡里派遣督郵到他的縣，他的下屬說應該束上帶子（穿正裝）見督郵，但陶淵明認為這是喪失尊嚴，不肯為五斗米折腰。本來，陶淵明這次出仕彭澤令，就是為了“口腹自役”，而“嘗從人事”的。

他與這班的俗吏為伍，已經感到是“深愧平生志”。現在要他對腐吏督郵奴顏卑膝，他怎么做得出來呢？他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在盛怒之下，他最后告別了官場，與仕途徹底決裂，走上了終身隱逸之途。

從上可見，陶淵明走上終身隱逸之途，是經歷過很長的痛苦的思想斗爭的。三次出仕，三次歸隱，十多年的間斷仕宦生涯，使他看透了官場的污濁腐朽，看清了要在仕途上實現白己的理想是完全無望的，為了表示與黑暗世俗決裂，為了保持自己的耿介品格和志節，他最后終于走上了巖棲谷隱的道路，不再出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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