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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躬耕地是哪個“南陽”？

試想，如果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陳壽能對《出師表》中“躬耕于南陽”這樣與當時行政區劃明顯不符的錯誤記述視而不見嗎？對前史中因行政區劃變動而產生名稱、歸屬變化的地名進行必要的注釋，是史學家的基本常識。依陳壽這樣著名史學家的水準是不會犯這樣的遺漏的。事實可能只有一個，就是陳壽認為“南陽”就是南陽，他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沒必要再注釋。試觀《三國志》全書，陳壽在地名使用上有明顯錯誤的地方還有嗎？如果沒有，他怎么可能在整部《三國志》中他最尊重的人物，又是該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存世文獻《出師表》上有這樣不明不白的失誤呢？

東漢末年諸葛亮“躬耕于南陽”時，南陽郡與南郡以漢江為界，襄陽與隆中均在江南，不屬南陽。同時，襄陽時為荊州治所，是一個大城市水陸碼頭。按人們一般習慣，總是會將距自己最近的一個大城市作為自己生活居住地的代表地，所以居住在襄陽的人沒必要去附會百余公里之外的另一個大城市南陽。20余年后諸葛亮上《出師表》時，曹魏已設襄陽郡，南郡、襄陽郡、南陽郡三郡涇渭分明，今隆中已屬襄陽郡。再50年后，陳壽著《三國志》時，西晉又在南陽郡和襄陽郡之間設立了義陽郡和南鄉郡，襄陽和南陽愈離愈遠了，西晉時的南陽郡范圍很小，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南陽市區及周邊幾個縣了。所以，《出師表》中提到的“躬耕于南陽”，從西晉以前的史料來看，所指的只能是今南陽城區一帶，最起碼，我們從《三國志》本身以及此前的史書中很容易就能找出幾十條甚至上百條南陽是指宛城的旁證，但卻找不到任何一條今隆中地區能以“南陽”代替的旁證。從這個角度看，隆中當時是否屬于鄧縣，習鑿齒以后的史書怎么記載，宛縣當時是否為曹魏所在，諸葛亮的親朋好友在什么地方，誰先建的廟，后世什么名人題過什么詞都是無足輕重的了。

如照《新三國》的戲說，“襄陽說”怎么再去圓“躬耕于南陽”這句名言呢？在這里，徐庶講的是襄陽城外，諸葛亮卻說那里是南陽，有這樣的道理嗎？由此可見，許多偽史大概就是這么不經意間造出來的.

關于諸葛亮的躬耕地，歷來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誰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諸葛亮本人在《出師表》中講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這個南陽，持南陽說的講就是當時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陽市區。因為諸葛亮及《三國志》中從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陽”的話語。而持襄陽說的則認為這個南陽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一)歷代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是一致的；(二)諸葛亮躬耕于鄧縣，鄧縣歸南陽郡管轄；(三)宛縣為曹魏集團占領，劉備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領區自投羅網；(四)諸葛亮在襄陽結交了許多名士師友，他的親屬也全都居住于襄陽。這些觀點最后發展到了對南陽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注釋：“南陽，郡名，在現襄陽一帶”。“南陽，地名，諸葛亮隱居的隆中，在東漢時屬南陽郡”。以至于武斷地說，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是一個沒有疑義的問題；是一個早有定論的常識性問題，希望不要再爭論下去了。

由于歷史的原因，陳壽寫《三國志》時沒有想到諸葛亮的影響在后世會如此之大，因一個地名會爭得如此激烈，否則，在此語后加上“宛城”或“隆中”、“襄陽”等字眼，也就不會再有今天的爭論了。但既然已經如此，《三國志》只告訴了我們這么一句話，我們今天去解讀諸葛亮的躬耕地時，也只能從這一句話切入。我相信，諸葛亮本人和隨后的陳壽先生在東漢末年至西晉初年之所以這么講，在當時，即東漢、三國、西晉時期，南陽的地理概念應該是很明確的，是不會引起歧義的。只是后來人作注釋時，模糊了這個概念，引申出了新的分歧。應當指出：“襄陽說”的主要理由之一“歷代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準確，《后漢書》、《三國志》就從未有過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的任何記載，只是《三國志》問世后的百余年后，東晉襄陽人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提出的：“亮家于南陽郡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之后，才以訛傳訛形成了襄陽說的主要觀點。這也是目前“襄陽”、“南陽”兩說學者紛爭的主要起因。所以，我們今天重辨這個問題時，應排除漢晉以后相關此事所有有爭議的觀點，釜底抽薪，讓歷史回歸到沒有爭議的漢晉正史《后漢書》、《三國志》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后世兩說均認可的史料中去，根據其行政區劃的沿革，重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分辨南陽究竟是指何處?

既然我們的切入點是“襄陽”、“南陽”兩說學者都肯定的“躬耕于南陽”這句話，那么，東漢三國時的今隆中地區是否屬于南陽?在當時的典籍中，南陽和今隆中地區是否同一個地理概念?在《三國志》同期的史料中，能否證明南陽指的就是宛城?就成了解開這個懸案的唯一途徑了。為此，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七個方面入手。

一、東漢末年，即諸葛亮躬耕南陽時今隆中是否屬南陽郡？《后漢書》記載的阿頭山是否今日襄陽的隆山或萬山？

東漢時，行政區劃分為州、郡、縣三級。南陽郡、南郡均屬荊州。《后漢書?郡國四》載：南陽郡，三十七城，戶五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八。轄：宛、冠軍、葉、新野、章陵、西鄂、雉、魯陽、犨、堵陽、博望、舞陰、比陽、復陽、平氏、棘陽、湖陽、隨、育陽、涅陽、陰、酂、鄧、山都、酈、穰、朝陽、蔡陽、安眾、筑陽、武當、順陽、成都、襄鄉、南鄉、丹水、析三十七縣。南郡，十七城，戶十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一，口七十四萬七千六百四。轄江陵、巫、秭歸、中盧、編、當陽、華容、襄陽、邔、宜城、鄀、臨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南陽郡、南郡隔漢水相望。張衡的《南都賦》講：“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就是南陽郡的地理狀況，也是南陽名稱的來歷。就連提出隆中說的襄人習鑿齒在《襄陽記》中也說：“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漢以北為南陽郡”。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陽縣志》載：襄陽，西漢初年建縣，“轄漢水以南，鄖縣以北，中盧縣以東，屬荊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襄陽縣城西20余里，居漢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帶，為古鄧縣，“轄漢水以北，新野縣以南，蔡陽縣以西，山都縣以東的地區，屬南陽郡”。而在《后漢書?郡國四》的南郡條下載，南郡轄17城，襄陽是其一，書載“襄陽有阿頭山”。《后漢書?岑彭傳》：“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于阿頭山，大破之。”即此。今襄陽城西無阿頭山之名，只有萬山即隆中山，隆山是阿頭山的后起之名，隆中即隆山之中。可見，此時的襄陽縣不屬南陽郡，今隆中在漢江南岸的襄陽縣阿頭山。因為我們從《三國志》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隆中這個地名，同樣也找不到阿頭山屬南陽郡管轄的任何史料。而隆中一詞最早出現是東晉的《漢晉春秋》。至于“襄陽無西”，“南陽郡鄧（城）縣與南郡之襄陽縣是以襄陽城西十一里之萬山劃界”的說法，則是后人根據唐代《元和郡縣志》的郡縣分界推演出來的，這些后世的史料目前均無法推翻“襄陽有阿頭山”之史實。

其實，從地圖上看，漢水是由西北偏北的方向向東南偏南的方向匯入長江的，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其東西走向只有從山都至襄陽約百余公里的一段，而南郡和南陽郡的劃分也只有這一段史書上講的最為清楚，即“自漢以南為南郡，漢以北為南陽郡”。在這一段東西走向的漢水區域，兩郡任何跨漢水管轄的記載西晉以前的史書中都沒有。而在《后漢書》中有關襄陽紛爭的記載卻都是以漢江為界的，如《劉表傳》載：“時江南宗賊大盛，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畫……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這里面兩次提到襄陽，即“北守襄陽”、“江南悉平”毫無疑問均包括今隆中地區。

的確，在南陽、南二郡以漢水南北劃江而設，況且南郡先于南陽郡設立的大前提下，將漢江南今隆中的一小塊地方硬說成是江北鄧縣管轄的立論是有悖于中國傳統行政區劃劃分原則的，因此最近有湖北學者提出今隆中應屬當時南陽郡的山都縣管轄，不屬鄧縣的新論。此說較前說有更合理的成份，但也有許多問題，后文再述。（另外，關于鄧縣是否能隔過山都縣和朝陽縣管轄今隆中地區的問題，學者已有較多論述，本文不議。）

二、諸葛亮寫《出師表》時曹魏已設襄陽郡，今隆中地區此時劃歸何處？

由于行政區劃經常變化，所以，自古以來人們都有一個習慣，即追述歷史時，除必要時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書時的地名注明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這一點《三國志》的作者也不例外。三國蜀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出師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203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設襄陽郡，“統縣八”。管轄南郡的襄陽、中廬、邔縣、宜城、鄾縣、臨沮，又轄原南陽郡的山都和鄧縣。而劉備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設立過襄陽郡，委任關羽為襄陽太守。盡管關羽并沒有走馬上任，但在劉備及諸葛亮的心目中，依襄陽重要的軍事地理位置，設郡也是遲早的問題。既然襄陽20多年前已升格為與南陽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20余年后，諸葛亮上《出師表》時，再將襄陽城外此前不論是否屬于鄧縣或山都縣的隆中說成是南陽，就像今天的清豐、南樂縣人說自己是河北人，武安、臨漳人說自己是河南人一樣不合情理了(新中國成立前清豐、南樂等5縣屬河北省，武安、臨漳等5縣屬河南省)，這一點，在《三國志》中表現得非常清楚。如《蜀書七?龐統傳》：“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蜀書九?馬良傳》：“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蜀書十一?向郎傳》：“向郎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而同時的南陽人黃忠、文聘、韓暨則注明為：“字漢升，南陽人也。”“字仲業，南陽宛人也。”“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均見《三國志》)。古人籍貫，向以郡望為主，即郡在前，縣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書郡。上述傳記表明，在這一時期，襄陽和南陽是對等的，都是郡，同時，鄧縣此時屬襄陽郡，不論今隆中是否屬鄧縣，在此階段，在諸葛亮和陳壽的心目中，已升格為郡且管轄著隆中地區的襄陽絕對不可能和同為郡的南陽混為一談。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陽畫上等號。

三、陳壽著《三國志》時用的地名，是何時的區劃?

陳壽（233~297年）寫《三國志》為泰始十年(274年)前后，距諸葛亮躬耕南陽(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至207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年的區劃，必然會給當時的讀者帶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所以，通觀全志，陳壽用的基本是西晉初年的區劃和地名。而在晉太康年間(280至289年)，三國歸晉后的晉武帝分南陽郡南部的今新野、鄧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棗陽、隨州等縣設立義陽郡，治所新野。又將建安十三年劃歸襄陽郡的古鄧縣分置鄧城縣，轄今樊城一帶，歸襄陽郡。鄧縣則歸義陽郡。分南陽郡西南的今西峽、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縣、老河口一帶設南鄉郡。加上原先已設的襄陽郡，《晉書?地理志》所載如下：“襄陽郡，魏置。統縣八，戶二萬二千七百。宜城、中廬、臨沮、邔、襄陽、山都、鄧城、鄾（其中鄧城縣為新置）。南陽國，秦置郡。統縣十四，戶二萬四千四百。宛、西鄂、雉、魯陽、犨、淯陽、博望、堵陽、葉、舞陰、比陽、涅陽、冠軍、酈。順陽郡，太康中置。統八縣，戶二萬一百。酂、順陽、南鄉、丹水、武當、陰、筑陽、析。義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九千。新野、穰、鄧、蔡陽、隨、安昌、棘陽、厥西、平氏、義陽、平林、朝陽。”于是，陳壽在《三國志》中記載的前三國時期的許多人物籍貫，均是以晉初的行政區劃標注的。如：“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等等(均見《三國志》)。在東漢末屬南陽郡的新野，在標注人物籍貫時，陳壽從未用東漢三國時期的區劃標明為“南陽新野人”。而在《后漢書》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為“南陽新野人”，如鄧芝的先祖鄧禹為“南陽新野人”、陰識“南陽新野人”、樊曄“南陽新野人”、曹節“南陽新野人”等等。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諸多襄陽人也從未用南郡襄陽人標注。但在《后漢書》中，凡襄陽人均注明“南郡襄陽人”，如《逸民列傳》中的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龐德公乃龐統之叔，他所著的峴山襄陽俗稱“三峴”，包括峴首山（下峴）、望楚山（中峴）、萬山（上峴）。萬山即今天的隆中山，與襄陽峴山煙雨相望。而在東晉《襄陽耆舊記》中龐德公已“由南郡襄陽人”改為“襄陽人”，同期的馬良、向郎均為“襄陽宜城人”。由此可見，陳壽以及習鑿齒都是以西晉初的行政區劃來標注三國時期的事件發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東漢時期的行政區劃。既然此時期的南陽郡的范圍已大大縮小，只轄冠軍、淯陽、比陽以北的十幾個縣，連今天的鄧州、唐河、新野都不轄了。同時和襄陽郡之間還隔著義陽郡和南鄉郡，那么，將襄陽和南陽混為一談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講，現有爭議的今隆中地區即便時屬鄧縣或鄧城縣、山都縣，區劃也都在襄陽郡和義陽郡，那么，今隆中也應隨當時的區劃為“義陽鄧縣”或“襄陽鄧城”、“襄陽山都”，而絕不會是南陽。

四、在東漢和三國時期，南陽能否指宛城?

的確，在東漢三國時，南陽是一個郡名，如《魏志?袁術傳》：“南陽戶口數百萬”。所以，在《三國志》里，凡在南陽郡內發生的事件，具體地點多數標注的很清楚，如《魏書一》：“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張繡降，即作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等等。這里的宛，就是南陽郡治，即今天的南陽城區。但不可否認為的是，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將州、郡、縣等行政區劃名逐步演化為治所的名稱屢見不鮮。如《后漢書?地理志》載：“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鐵官。莽曰南陽。”王莽是第一個把南陽這個名字冠于宛城頭上的。自此以后，南陽一指南陽郡，也指宛城。《后漢書?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這里使用的是南陽，同一事件在同書光武帝紀、劉玄列傳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漢書?天文志》記載：“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紀中記載：“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類似南陽、宛城互用的記載在《后漢書》中還有很多。同樣，南陽與宛城以及襄陽與州治荊州的名稱互用，在《三國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魏書六?劉表傳》：“是時山東兵起，(劉)表亦合兵軍襄陽。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劉)表(荊)州，使堅攻表。”這里的襄陽一個地名就用了兩個名稱，一是作為縣治的襄陽，一是作為荊州治所的(荊)州。與此相對應的，袁術此時所在的宛城，僅用南陽代之。又如《吳書一?孫堅傳》：“荊州刺史王睿素遇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這里的荊州就是襄陽，南陽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國時很著名的歷史故事。建安二年(197年)，“(張)繡領其眾，屯宛，與劉表合。太祖(曹操)南征，軍清水，繡等舉眾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魏書八》)。此傳中用的是宛，但在《魏書十?賈詡傳》中用的卻是“張繡在南陽。”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漢書》和《三國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標注的非常清楚，絕沒有含糊地用南陽、荊州、南郡等替代的記載。如《漢晉春秋》記載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陰、穰、舂陵、昆陽、葉等雖都是南陽郡的轄地，但絕不會只用南陽一詞替代。假設“襄陽說”的今隆中因屬南陽管轄，就可以在史書的表述中用南陽替代，南陽就是指隆中，那么，我們可以嘗試將《后漢書》和《三國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換成所屬郡名，那么，兩部史書豈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學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嚴謹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筆者也相信，在上述兩部史書中我們很難再找出一個用了“南陽”的地名，而經考證卻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如果找不到，那么“南陽就是隆中”這樣離奇的結論，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測，要么就是偽證。

五、諸葛亮《后出師表》中也提到了南陽，這個南陽是指宛城無疑。

無獨有偶，諸葛亮在《后出師表》中也用了“南陽”一詞：“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通于黎陽，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這里的南陽，是指曹操在宛城為張繡所敗，身中流矢之事。諸葛亮《前出師表》為漢興五年（227年），《后出師表》為漢興六年（228年），前后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時間內，作為軍事家、政治家、地理學家的諸葛亮不可能將同一個地名分指相隔兩百余里的兩個地方。所以，諸葛亮《前出師表》中的“躬耕于南陽”，與《后出師表》中的“困于南陽”一樣，都指的是宛城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如果按照“襄陽說”的觀點，《前出師表》的南陽是鄧縣之隆中，《后出師表》的南陽也應是鄧縣之隆中，豈不令人貽笑千年？是不是又要找出張繡、曹操到過隆中的記載？否則，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師表中的兩個南陽的注釋呢？

當然，《后出師表》也有真偽之爭，但《后出師表》最早卻是出自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偽托說認為是諸葛喬（204~229年）寫存，諸葛恪（203~253年）鉤致，這兩人是諸葛亮的侄子，均與諸葛亮同時在世，不論真偽，他們與諸葛亮在南陽地名的認知上也應該是一致的。另外，裴松之認為《后出師表》出于張儼《默記》，張儼與諸葛亮同期稍晚，做事嚴謹，對諸葛亮的生平事跡很熟悉，如果《后出師表》為后人偽托，張儼不會不加辨別就收進《默記》。當然，《后出師表》的真偽問題不是本文探討的主旨，但不可否認的是，諸葛亮也好，與他同期在世的諸葛喬、諸葛恪、張儼也好，對兩表中均使用的“南陽”一詞都沒有歧義。所以，“襄陽說”要否定《前出師表》“躬耕南陽”中的南陽是宛城，就必須首先否定《后出師表》中的“困于南陽”也是宛城，否定《后出師表》，否定“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句千古名言。否則，前后出師表中的“南陽”之記載在“襄陽說”中的矛盾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六、假設今天的隆中地屬南陽郡鄧縣，那么在《三國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陽代替，或暗指呢?在諸葛亮眼里，近在咫尺的襄陽就那么無足輕重嗎？

按一般的習慣，生活在大城市轄區內的邊遠小縣的人對外聲明自己的居住地時，可以只說大城市名或大行政區名，就像一個在今天淅川縣工作的人可以講自己是“南陽人”一樣。但問題是，東漢三國時期的襄陽并非是個邊遠小縣，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襄陽就有“楚之北津戍”之名。上通秦隴，下控漢沔，東瞰吳越，西遙川陜，歷為“下馬襄陽郭，移舟漢陰驛”的南船北馬交接之地。東漢靈帝崩，劉表“代王睿為荊州刺史”，治所由漢壽徙至襄陽。從此，襄陽地位愈加重要。劉表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余萬。”所以，在《三國志》中，凡是關于襄陽的記載都非常明確。如《魏書二十六》：“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魏書十四》：“關羽圍樊、襄陽。”《吳書?魯肅傳》：周瑜在病危之際給孫權的遺書提出了“規定巴蜀，次取襄陽”的戰略計劃，襄陽地位與巴郡相等，是周瑜計劃在漢江以南與已占領南陽的曹操相抗衡的兩個最重要的戰略要地。在《三國志》中，連襄陽、樊城距離這么近的城市都分得清清楚楚，襄陽的戰略地位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到了諸葛亮這位精細的軍事家、地理學家的手里就講不清了?不提近在咫尺的襄陽，而非要去附會200余里外的南陽?假如諸葛亮在離襄陽僅20余里的地方生活了10年，卻對近在咫尺的政治經濟中心荊州州治、并與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襄陽城無動于衷，只字不提，那今天的襄陽人對這段歷史也是應該反思的。所以，筆者認為，諸葛亮在率軍出師前，有感于劉備的知遇之恩，向后主劉禪追憶先帝“三顧臣于草廬之中”這樣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轉折事件時，一定是百感交集，斟字酌句，為什么非要用“南陽”和“草廬”，而不用“襄陽”和“隆中”?今天看來，絕不僅僅是一個區劃歸屬問題，而是他對這兩個地名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諸葛亮不是對襄陽沒有感情，那里畢竟是他生活過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確實不在那里，只能提南陽而已。

再者，諸葛亮早年生活的時代，正值東漢末季，戰亂紛起，群雄割據，原有的行政區劃早已被軍閥們的實際占領而變得模糊不清。這時，人們不大會繼續遵守傳統的郡縣之制，只會以實際的歸屬或比較精準的地名來稱謂自己的所在。從當時的勢力范圍看，以襄陽為中心的一塊不算太小的區域是屬于劉表的，在談及襄陽周邊地區時只能附會襄陽，即便今襄陽隆中原來屬于南陽郡鄧縣，在當時無疑也是劉表的統治區域，如果劉表連這塊僅距襄陽20里的地方都控制不了，使諸葛亮這樣的名士在講述自己生平事跡時對其視而不見，就無法稱得上是較強的軍閥勢力。試想，假如諸葛亮真的是在遠離南陽240華里，而距荊州州治襄陽僅20華里，且屬于劉表統治區的地方躬耕，那么他只能稱自己是躬耕于襄陽，而不會毫不含糊地說“躬耕于南陽”。

七、習鑿齒并未說過隆中是諸葛亮的躬耕地或三顧草廬之地，只是說隆中是諸葛亮的家、故宅。

我們不能否認，習鑿齒是東晉時期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他所著的《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等史書記載了大量不載正史的史料，補充了《三國志》史料的許多缺失和簡略，同時，他也是迄今距三國時期時間最近的史學家。習鑿齒(？～383)，字彥威。襄陽人。世代為荊楚豪族，東漢襄陽侯習郁之后人。習鑿齒多才多藝，少有志氣，博學廣聞，以文筆著稱。與清談之士韓伯、伏滔相友善。精通玄學、佛學、史學，主要著作有《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逸人高士傳》、《習鑿齒集》等。其中《襄陽耆舊記》是中國最早的人物志之一。《漢晉春秋》亦為影響深遠的史學名著。他在《漢晉春秋》中所說：“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另外，《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記載，他從滎陽太守任上回襄陽后，給桓溫弟秘信中說：“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遺事猶存，星列滿目”。正是這些記載，引發了“襄陽”、“南陽”兩說的爭端。后來，《水經注》、《三國演義》等根據他的記載，才逐步演變成“躬耕隆中”、“隆中對”等觀點來。

本來，筆者所議原不打算包括《漢晉春秋》在內的有爭議的史料，但習鑿齒雖晚于諸葛亮150余年，畢竟是東晉時期的著名史學家，對他的觀點我們也不能簡單否定之。首先，他肯定了“自漢以南為南郡，漢以北為南陽郡”，他對諸葛亮深懷敬仰之情。他曾專程去隆中憑吊孔明故宅，并寫了《諸葛武侯宅銘》，記敘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論述了孔明志在復興漢室、統一中原大業的抱負，頌揚了公正無私，執法嚴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風。在他的著作中，還收錄了孔明的《后出師表》，對考證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這樣一副對聯：異代相知習鑿齒，千秋同祀武鄉侯。所以，對這樣一個人物，我們不應妄加非薄。但我們如果仔細研究習鑿齒關于諸葛亮故居的記載，可以發現均沒有“草廬”、“三顧”這樣的關鍵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諸葛亮確實在襄陽生活過很長時間，諸葛亮生于光和四年（181年），8歲時喪父，興平二年（195年）與弟弟諸葛均一起隨叔父劉玄投奔劉表，首先到的就是襄陽，在此與許多名士游學往來，并在襄陽娶妻黃氏。建安二年（197年）諸葛玄病故，諸葛亮不愿意依附劉表，便與弟諸葛均又躬耕于南陽。在襄陽隆中期間，諸葛亮一家的生活主要也是躬耕，同到南陽以后一樣，因為在當時許多未入仕的名士中，這種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如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載：“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沔水上，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

這樣，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脈絡：隆中是諸葛亮在襄陽的家，是故宅，南陽臥龍崗是諸葛玄死后諸葛亮與其弟不愿依附劉表重新尋找的躬耕之地。《大明一統志》把兩者的關系講的最為準確：“諸葛亮，瑯琊人，躬耕南陽，往來隆中。”這一觀點在《三國演義》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計取樊城，元直走馬薦諸葛”講的較為清楚“(徐)庶曰：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陽。后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于南陽，嘗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因自號臥龍先生。……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如夢初覺。引眾將（由樊城）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這樣，習鑿齒的“亮家于隆中”與諸葛亮的“躬耕于南陽”就很容易解釋了。

諸葛亮躬耕于哪里？（三國演義，新三國的爭議）懸賞100分

諸葛亮躬耕南陽的證據

證據之一 正史《三國志》記載了諸葛亮上疏后主的《前出師表》，在此文中，諸葛亮表述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 ，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我本是一個平民百姓，在南陽自耕自食，只希望在亂世中保全性命，不求在諸侯面前聞名顯達。先帝不嫌棄我身世我身世低賤，竟屈駕相訪，向我征詢天下大事，這使我很受感動于是答應為先帝奔走效勞。 這一段話出自諸葛亮給后主的奏章中，可稱為第一手材料，是無可非議的，因而，它是諸葛亮躬耕于南陽最可信的證據。 諸葛亮在《黃陵廟記》中自述在南陽躬耕 證據之二 在《諸葛亮集.文集.黃陵廟記》一文中，諸葛亮說：“仆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 黃陵廟位于長江西陵峽南岸，始建于春秋戰國時期，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諸葛亮奉命領兵進軍益洲，船隊進到西陵峽，他登岸看到一座斷壁殘垣的古廟，原來是祭祀禹王和神牛的廟宇，由于年久失修，以致如此。諸葛亮感慨萬千，即派人“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廟宇建成后，即撰寫了《黃陵廟記》，并刻碑銘記。在碑文中，諸葛亮說了上述的那一段話，即“我在南陽躬耕著田地，承蒙先主劉備三顧草廬訪我......”這一段話同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所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是一致的，因而，這也是諸葛亮躬耕南陽最可靠的證據。 隋開皇“斷石幢”稱孔明居南陽躬耕 證據之三 《中州雜俎》記載，諸葛亮“又嘗居葉縣之平山下，現存隋開皇二年斷石幢云：‘此地有諸葛之舊墳墟，在高陽華里。’今山下少西有諸葛廟，東金雞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處.蓋孔明瑯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陽則自孔明始也。此斷石幢既為隋時物，則去三國時未遠，言必得其真，故而書之。” 據《葉縣志.陵墓》稱：“開皇斷石幢系明代葉縣縣令牛鳳在《改正諸葛武侯祠記》石碑中所記”。今平頂山衛東區婦幼保健站有諸葛廟遺址，東有諸葛廟街，《改正諸葛武侯祠記》的石碑，豎立在婦幼保健站院內，至今保存完好。 由上文可以看出，諸葛亮的父輩（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遷徙南陽葉縣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輩死后，諸葛亮即移居南陽躬耕。 晉代詩畫石稱頌諸葛亮躬耕南陽 證據之四 清朝末年，南陽方城拐河鎮群眾，在灃河淤沙中發現一塊晉代詩畫石，上半部刻有《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諸葛亮畫像。該詩畫石現保存在拐河鎮高中院內。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畝樂如何，吃也靠著，穿也靠著；力勤糞多做生活，麥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豐也不錯，兇也不錯~~~”。其落款為：晉永和三年歲次癸亥秋月谷旦，尚書仆射和浴手敬書。 《躬耕歌》文詞樸實無華，雅俗共賞。蘊含著博大精深的哲理，閃爍出諸葛亮的高風亮節，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史學價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遠，與三國相近；二是系東晉名宦顧和手書，有較高的聲望；三是出土在南陽，且至今保存完好。這對諸葛亮躬耕南陽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三顧橋碑”證明劉備“三顧茅廬”發生在南陽臥龍崗 證據之五 劉備三請諸葛亮是婦孺皆知的歷史故事。那么，這個故事究竟發生在哪里？這是與諸葛亮躬耕地密切相關的問題。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時先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愿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劉備屯兵新野的時候，徐庶向劉備推薦了人喻為“臥龍”的諸葛孔明，于是就發生了“三顧茅廬”。 三顧茅廬”具體發生在哪里呢？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說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駕，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古今圖書集成》“南陽府”古跡部分曰：“諸葛廬，府城西南七里臥龍崗，昭烈三顧處，有詞，春秋祀焉。” 劉備當年屯兵新野，來南陽臥龍崗“三顧茅廬”，必經梅溪河橋。該橋原本是一座極普通的小橋，因劉備“三顧茅廬”時經過此橋，世稱三顧橋，至今約有1700年歷史。清代在舊橋的基址上修建為石板橋，1968年由于城市擴建，又將此橋改修為水泥結構的拱券橋。 “三顧橋”在歷史文獻中屢有記載，如：康熙壬辰年編修的《龍崗志》中云：“三顧橋在南陽府城外西南三里許，離臥龍崗亦三里許，漢昭烈帝三顧草廬經此，因名。”令人驚喜的是2003年元月6日，在臥龍區棉花加工廠院內的建筑垃圾中發現了一塊“三顧橋”殘碑。碑文曰：“…..三顧口更有義焉，三顧者昔劉主顧草廬而謁諸葛者也，后來漢室所由興亦始，不假此橋謁諸葛之路乎，雖謂先人之遺跡，即今人往來所利便也。但歷年久遠，傾危將至，誰忍坐視不為之此乎，口口是橋修以流芳于不窮……”。此碑雖殘，發現于臥龍路三顧橋之側，已顯露出的部分碑文足能說明問題，具有重大的歷史和文物價值。 三顧橋殘碑是南陽諸葛亮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它確鑿無疑地證明，歷史上的“三顧橋”確實存在，它用實物證明了劉備“三顧茅廬”就發生在南陽臥龍崗。進而為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陽”提供了實物佐證。 晉李興撰《祭文》在南陽祭祀諸葛亮 證據之六 西晉惠帝時，為紀念先賢，曾命令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劉弘與李興一起到諸葛亮故宅祭祀。為此，李興寫了一篇《祭諸葛丞相文》，祭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此事發生在晉永興年間，當時，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劉弘駐節宛城，李興是劉的參軍。李興為劉弘代寫了《祭諸葛丞相文》，他們是在沔北南陽某地舉行祭祀諸葛亮的活動。然而，“襄陽說”抓住這篇《祭文》斷章取義，認為“于沔之陽”就是在襄陽諸葛亮故居。其實，這是誤解，古時人們俗說“山南水北謂之陽”，此處說的“于沔之陽”，是指在沔水以北南陽某地舉行祭祀活動，并不是沔南的襄陽故宅。 黃權在南陽臥龍崗建庵祭祀諸葛亮 證據之七 亮初亡，人們懷念其功德，“遂因私祭之于道陌上”，隨后，步兵校慰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求立廟“斷其私祭，以崇正禮”，后主乃從之。黃權則是最早在南陽臥龍崗建諸葛庵祭祀的人。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劉備襲取益洲后，任用其為代理偏將軍，劉備為漢中王后，任權為治中從事。劉備在蜀稱帝后，欲報荊洲失守、關羽被殺之仇，將伐東吳，黃權竭力勸阻，但劉備不從，一定要率兵親征。任命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后來，伐吳果然失敗。黃權因“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故而降魏。先主嘆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黃權與劉備及諸葛亮有著濃厚的感情，尤其對諸葛亮十分佩服敬仰。他經常在魏國官僚中稱頌諸葛亮。司馬宣王曾給諸葛亮寫信說：“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嘆述足下，不去口實”。當權聽到故國丞相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不勝悲痛，即和南陽同鄉人在諸葛亮躬耕過的臥龍崗，修建了一座諸葛庵，因時節進行祭祀活動。 諸葛亮為劉備從南陽貸款以為軍需 。 證據之八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談資》記載：“先主寓荊洲，從南陽大姓晁氏貸款千萬，以為軍需，諸葛亮擔保，券至宋猶存。”這是一條極重要的主證材料。 漢末，劉備開始無立足之地，從東吳借得荊洲，當時軍需很困難，因諸葛亮在南陽躬耕十年，人際關系有所熟悉，于是，由諸葛亮擔保，從南陽晁氏貸錢千萬，以應急需。當時打的借條，至宋代仍然保存著。 諸葛亮為其弟在南陽娶妻 證據之九 《諸葛武侯集》注引《諸葛氏譜》稱：“亮為弟均，取南陽林氏女為婦，期年，生子名望。”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立于山東臨沂訪塢村的《諸葛氏祖碑文》》載：“我葛氏家瑯琊，遷于南陽，食祿為諸，以官為姓。” 現存的《瑯琊郡全裔堂諸葛氏宗譜》稱：“亮生于瑯琊，遷居南陽，官于西蜀。”該宗譜還：“諸葛亮次孫諸葛京次子（諸葛）沖攜眷復歸故里，又還瑯琊。 從《諸葛宗譜》看，諸葛亮系山東瑯琊郡陽都縣人。其原本姓葛，后裔被漢文帝追封為諸縣侯，所以人們稱他們為“諸葛”，久而久之，就習用以為復姓了。諸葛亮兄弟共三人，兄諸葛謹在東吳效力，弟諸葛均年少時，跟諸葛亮在南陽臥龍崗躬耕，自食其力。諸葛均年長后，諸葛亮就在南陽為其弟娶了林氏之女為妻。 唐裴度著文稱頌諸葛亮躬耕南陽 證據之十 在成都武侯祠大門左側碑亭中，矗立著《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該碑是唐憲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刻建。由裴度著文，柳公綽書丹，魯建鐫刻。它不僅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又是一通書、刻俱佳的藝術珍品。 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學多才，功勛卓著。他在碑文開頭說：“度嘗讀舊史，祥求往哲”。這說明裴度對先賢諸葛亮的生平經歷及業績都作過研究，是很了解的。裴度稱贊諸葛亮是一個“藏器在身，待時而動”的英才。碑文說：“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時稱臥龍”,因劉備“三顧而許以驅馳”，于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這是迄今肯定諸葛亮躬耕南陽最早的石刻記載之一。像這樣年代久遠，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珍貴碑刻，能保存至今，實為難得。 唐代大量文獻記述諸葛亮躬耕南陽 證據之十一 在唐代，諸葛亮已名揚天下，大量文獻和碑刻記述了諸葛亮躬耕南陽、劉備三顧諸葛亮于草廬以及臥龍崗、諸葛廬等方面的事跡。如，唐刑部員外郎侍御史沈回在《蜀丞相諸葛武侯新廟碑銘》稱：“伊昔武侯，踠足南陽，退藏于密，不曜其光。”呂溫在《諸葛武侯廟記》稱：“胥字南陽，堅臥待主，三顧縝說，群雄粗定。”嚴從在《擬三國名臣贊序》稱：“先主之跡遠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待主……”李翰在《三名臣論》稱：“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父吟’，自比管樂，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可窺，而遺跡可見。”趙均的《金石林時地考》稱：廬“在南陽城西南七里。”劉禹錫在《陋室銘》中曰：“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

求關于諸葛亮的《躬耕歌》的全文 說有30句，150個字···但是網上找不到，并想問下有人知道是怎么唱的嗎

諸葛亮：一夜北風寒,萬里彤云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斗;紛紛鱗甲飛,傾刻遍宇宙.- 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

蒼天如圓蓋呦，陸地似棋盤呦

世人黑白分哪，往來爭榮辱呦

榮者自安安哪，辱者定碌碌呦

南陽有隱居呦，髙眠臥不足呦

《躬耕歌》共30句、150多字：“躬耕南畝樂如何，吃也靠著，穿也靠著；力勤糞多做生活，麥也添多，谷也添多；耕三余一要斟酌，豐也不錯，兇也不錯~~~”。其落款為：晉永和三年歲次癸亥秋月谷旦，尚書仆射和浴手敬書。 《躬耕歌》文詞樸實無華，雅俗共賞。蘊含著博大精深的哲理，閃爍出諸葛亮的高風亮節，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史學價值。一是此文形成的年代久遠，與三國相近；二是系東晉名宦顧和手書，有較高的聲望；三是出土在南陽，且至今保存完好。這對諸葛亮躬耕南陽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河南南陽和湖北襄陽哪個才是諸葛亮的故鄉？

都不是，諸葛亮的故鄉是瑯邪郡陽都縣，即現在的山東臨沂市沂南縣。

諸葛亮于漢靈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于瑯邪郡陽都縣的一個官吏之家，諸葛氏是瑯邪的漢族，先祖諸葛豐曾在西漢元帝時做過司隸校尉，諸葛亮父親諸葛圭東漢末年做過泰山郡丞。

諸葛亮3歲母親章氏病逝，諸葛亮8歲喪父，與弟弟諸葛均一起跟隨由袁術任命為豫章太守的叔父諸葛玄到豫章赴任，東漢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諸葛玄職務，諸葛玄就去投奔荊州劉表，家于南陽郡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擴展資料：

武侯墓

諸葛亮之武侯墓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即諸葛亮墓，在陜西省勉縣（沔縣）定軍山腳下，每年，勉縣的人在清明節的那天都要去拜謁諸葛亮游覽定軍山。

武侯祠

武侯祠因諸葛亮生前被封為武鄉侯而得名，明初與昭烈廟合并，為蜀中著名的歷史旅游名勝之一。南陽武侯祠，又名“諸葛亮庵”，位于河南南陽市臥龍區臥龍崗，始建于魏晉時期，是投魏之蜀漢故將黃權在諸葛亮躬耕地臥龍崗上修建而成的是紀念諸葛亮的大型祠堂群。

諸葛亮廟宇

諸葛亮廟位于諸葛亮逝世之地今寶雞岐山縣五丈原，是后人為了紀念諸葛亮，多次修葺而成，布局嚴謹，氣宇軒昂，又因歷代名人雅士題聯贈匾，成為一處文化氣息濃厚的歷史人文景觀。廟群面南朝北，山門為諸葛亮廟大門，由正門和東西兩個耳門組成，廟門古樸厚重。

隆中景區

隆中風景區位于全國歷史文化名城襄陽市襄城區，距襄陽市南陽郡鄧縣隆中區13公里，總面積209平方公里，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中國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青年時期在這里隱居長達十年之久。膾炙人口的《隆中對》和劉備“三顧茅廬”的史事都發生在這里。

諸葛亮廣場

諸葛亮廣場是湖北省襄陽市人民為弘揚歷史文化傳統，紀念三代下一人諸葛亮而建。襄陽市標志性景觀之一，襄陽市政府塑諸葛亮銅像于廣場。既彰顯我們中國人民智慧的象征，又是中國最大的人像雕塑工程。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諸葛亮

好了，文章到此結束，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