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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任安書出自哪里

《古文觀止》里有，是司馬遷給任安回的一封信。

《報任安書》始見于《漢書·司馬遷傳》，其后重要版本為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至清代吳楚材、吳調侯編《古文觀止》亦加收錄。三者文字略有不同。《漢書》雖早于《文選》，但因《報任安書》不見于《史記》，而《文選》于篇首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一句，不見于《漢書》，故知該篇在《史記》之外別有流傳，《文選》所據亦別有傳本。

報任安書出自史記嗎

不是出自《史記》，是出自《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是漢代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寫給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作者在信中以激憤的心情，飽滿的感情，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發了為著作《史記》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茍且偷生的痛苦心情。文章發語酸楚沉痛，筆端飽含感情，是一篇不可多得奇文，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報任安書》創作背景

這篇文章是司馬遷寫給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曾經在獄中寫信給司馬遷，叫他利用中書令的地位“推賢進士”。司馬遷給他回了這封信。

任安早年在大將軍衛青門下。當霍去病漸漸受到漢武帝的寵信，逐漸凌駕在衛青之上的時候，衛青的故人、門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獲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衛青。在巫蠱之禍中，任安擔任護北軍使者，握有兵權，戾太子（劉據）派人持節到他那里要求發兵助戰，他受了節，但仍閉城門，不肯接應太子。事件平息后，漢武帝賞賜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隨太子和為太子助戰的人都治以重罪。

后來有人進言，說太子在“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于亂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盜父兵”，其實并無造反之心，使漢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處置，又重新檢討，變成了與太子戰、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當漢武帝心理轉變的時候，便對任安對待太子的態度產生了根本的懷疑，他怪任安不幫太子，卻坐持兩端，準備看誰勝了就依附誰，于是就判他腰斬。

任安自認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寫信給經常可以見到皇帝的司馬遷，請他設法援救。司馬遷接到這封信時，他的心里相當為難。他了解漢武帝，自己就曾嘗過漢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實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個“李陵之禍”。論交情，李陵與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雙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馬遷也非常明白漢武帝一心為太子報仇，任安的死判，絕無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見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說明，并請求他原諒。于是，司馬遷寫了這封長信給任安。

關于《報任安書》的創作時間，近代學者王國維、鄭鶴聲等人認為作于漢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馬遷五十三歲。自王國維說法提出之后，司馬遷的《年譜》信從這種說法，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文選》、劉盼遂等主編的《中國歷代散文選》、山西大學等21所院校合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等也都采用王國維的《報書》作于太始四年說法。此外，張惟驤認為《報任安書》作于征和三年（前90年）二月。

司馬遷《報任安書》全文及翻譯

全文：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仆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郁悒而無誰語。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仆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

仆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于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余，薦天下之豪俊哉！仆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

四者無一遂，茍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鄉者，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白話譯文：

像牛馬一樣替人奔走的仆役太史公司馬遷一再致敬并陳言，少卿足下：

前不久承蒙您給我寫信，用謹慎地待人接物教導我，以推舉賢能、引薦人才為己任，情意、態度十分懇切誠摯，好像抱怨我沒有遵從您的教誨，而是追隨了世俗之人的意見。我是不敢這樣做的。我雖然平庸無能，但也曾聽到過德高才俊的前輩遺留下來的風尚。

只是我自認為身體已遭受摧殘，又處于污濁的環境之中，每有行動便受到指責，想對事情有所增益，結果反而自己遭到損害，因此我獨自憂悶而不能向人訴說。俗話說：“為誰去做，教誰來聽？”鐘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輩子不再彈琴。這是為什么呢？賢士樂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為喜愛自己的人而打扮。

我又匆匆忙忙地沒有些微空閑來詳盡地表達心意。現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禍，再過一月，臨近十二月，我侍從皇上到雍縣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間您就會有不幸之事發生。

因而使我終生不能向您抒發胸中的憤懣，那么與世長辭的靈魂會永遠留下無窮的遺怨。請讓我向您略約陳述淺陋的意見。隔了很長的日子沒有復信給您，希望您不要責怪。

我聽到過這樣的說法：一個人如何修身，是判斷他智慧的憑證；一個人是否樂善好施，是評判他仁義的起點；一個人如何取舍，是體會他道義的標志；一個人如何面對恥辱，是斷定他是否勇敢的準則；一個人建立了怎樣的名聲，是他品行的終極目標。

志士有這五種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會，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禍患沒有比貪利更悲慘的了，悲哀沒有比心靈受創更痛苦的了，行為沒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惡的了，恥辱沒有比遭受宮刑更重大的了。

受過宮刑的人，社會地位是沒法比類的，這并非當今之世如此，這可追溯到很遠的時候。從前衛靈公與宦官雍渠同坐一輛車子，孔子感到羞恥，便離開衛國到陳國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監的推薦而被秦孝公召見，賢士趙良為此寒心；太監趙同子陪坐在漢文帝的車上，袁絲為之臉色大變。

自古以來，人們對宦官都是鄙視的。一個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關系到宦官，沒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況一個慷慨剛強的志士呢？如今朝廷雖然缺乏人材，但怎么會讓一個受過刀鋸摧殘之刑的人，來推薦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我憑著先人遺留下來的余業，才能夠在京城任職，到現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這樣想：上不能對君王盡忠和報效信誠，而獲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稱譽，從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給皇上拾取遺漏，補正闕失，招納賢才，推舉能人，發現山野隱居的賢士。

對外，不能備數于軍隊之中，攻城野戰，以建立斬將奪旗的功勞；從最次要的方面來看，又不能每日積累功勞，謀得高官厚祿，來為宗族和朋友爭光。這四個方面沒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績，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我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申張綱紀，竭盡思慮，到現在身體殘廢而成為打掃污穢的奴隸，處在卑賤者中間，還想昂首揚眉，評論是非，不也是輕視朝廷、羞辱了當世的君子們嗎？唉！唉！像我這樣的人，尚且說什么呢？尚且說什么呢？

出處：出自西漢司馬遷的《報任安書》。

擴展資料：

創作背景：

這篇文章是司馬遷寫給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曾經在獄中寫信給司馬遷，叫他利用中書令的地位“推賢進士”。司馬遷給他回了這封信。

任安早年在大將軍衛青門下。當霍去病漸漸受到漢武帝的寵信，逐漸凌駕在衛青之上的時候，衛青的故人、門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獲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衛青。在巫蠱之禍中，任安擔任護北軍使者，握有兵權，戾太子派人持節到他那里要求發兵助戰。

后來有人進言，說太子在“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于亂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盜父兵”，其實并無造反之心，使漢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

于是，先前所做的處置，又重新檢討，變成了與太子戰、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當漢武帝心理轉變的時候，便對任安對待太子的態度產生了根本的懷疑，他怪任安不幫太子，卻坐持兩端，準備看誰勝了就依附誰，于是就判他腰斬。

任安自認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寫信給經常可以見到皇帝的司馬遷，請他設法援救。司馬遷接到這封信時，他的心里相當為難。

論交情，李陵與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雙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馬遷也非常明白漢武帝一心為太子報仇，任安的死判，絕無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見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說明，并請求他原諒。于是，司馬遷寫了這封長信給任安。

關于《報任安書》的創作時間，近代學者王國維、鄭鶴聲等人認為作于漢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馬遷五十三歲。

自王國維說法提出之后，司馬遷的《年譜》信從這種說法，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文選》、劉盼遂等主編的《中國歷代散文選》、山西大學等21所院校合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等也都采用王國維的《報書》作于太始四年說法。

《報任安書》出自哪里

報任安書》是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寫給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馬遷以激憤的心情，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發了內心的痛苦，說明因為《史記》未完，他決心放下個人得失，相比“死節”之士，體現出一種進步的生死觀。行文大量運用典故，用排比的句式一氣呵成，對偶、引用、夸張的修辭手法穿插其中，氣勢宏偉。這篇文章對后世了解司馬遷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2]

報任安書是一部什么體通史

《報任安書》是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寫給其友人任安的一封書信體回信。

出自《漢書·司馬遷傳》，其后重要版本為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至清代吳楚材、吳調侯編《古文觀止》亦加收錄。三者文字略有不同。

這封書信的思想內容主要表現為幾個方面：反映了司馬遷的光輝性格和封建統治者的一些惡劣行為；反映了封建刑獄制度的黑暗、殘酷；在中國文學史上最早提出了“發憤著書”的理論；揭露封建帝王對待史官的態度和自己寫作《史記》的情況。

作者在信中以激憤的心情，飽滿的感情，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發了為著作《史記》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茍且偷生的痛苦心情。文章發語酸楚沉痛，筆端飽含感情，是一篇不可多得奇文，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全文結構嚴謹，層次井然，前后照應；說理和敘事融為一體，清晰透辟；語言豐富而生動，句子或長或短，以排比、對偶句穿插其間，使文章更富于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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