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關(guān)于全文列舉了司馬遷哪些奇筆很多朋友都還不太明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就來為大家分享一下關(guān)于司馬遷敘述的相關(guān)知識，文章篇幅可能較長，還望大家耐心閱讀，希望本篇文章對各位有所幫助！

司馬遷資料

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xué)，精通天文、《易》學(xué)和黃老之學(xué)。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啟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xué)對他后來治學(xué)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后隨父去長安，同當(dāng)時著名經(jīng)學(xué)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xué)習(xí)《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歲為補博士子弟。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游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跡；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xiāng)；到過大梁，訪問夷門，并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xiāng)。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壯游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回到長安后，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xué)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著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今天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qū)。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后著書立說的厚實基礎(chǔ)。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說：「我死以后，你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愿。今大漢興盛，海內(nèi)一統(tǒng)，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yè)！」司馬談死后，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經(jīng)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qū)O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xué)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歷法。經(jīng)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復(fù)計算、選擇，終于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歷，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歷》。《太初歷》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歷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shù)為二十九點五三天，一歲一年一的日數(shù)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dāng)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也是甲國歷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遺志看手準(zhǔn)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么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說：「李陵轉(zhuǎn)戰(zhàn)千里，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rèn)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dāng)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于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漢武帝時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馬遷拿不出這一筆錢，只能受「腐刑」（宮刑）來選擇「偷生」這條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fā)憤有為鼓勵自己，終于以驚人的意志忍辱負(fù)重地活了下來。身心備受摧殘、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馬遷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他決心以殘燭之年，完成父親要他完成的史書。經(jīng)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終于出獄。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fā)著述，終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于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后人褚少孫等補足。 《史記》是中國史學(xué)上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開創(chuàng)了紀(jì)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jì)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 「本紀(jì)」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yuǎn)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qū)嶋H當(dāng)權(quán)者為主。「本紀(jì)」實質(zhì)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lǐng)的作用。 「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并非牽涉全國，然于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shù)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占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有一人一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shù)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zhì)排列立傳。所記人物范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jīng)濟家、軍事家、哲學(xué)家、文學(xué)家、經(jīng)學(xué)家、策士、隱士、說客、刺客、游俠、醫(yī)士、占卜者、俳優(yōu)等社會各個階層。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guān)系史和國內(nèi)民族關(guān)系史。前一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后一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jì)」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yuǎn)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于觀覽，可補「本紀(jì)」、「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于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歷法、禮樂、封禪、水利、經(jīng)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歷書」、「河渠書」、「平準(zhǔn)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zhǔn)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jīng)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jīng)濟政策的演變，開后代正史「食貨志」之先河。 歷來人們稱《史記》是紀(jì)傳體史書，強調(diào)本紀(jì)和列傳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全書的組成部分，表、書、世家都有紀(jì)、傳不能代替的獨立的價值，嚴(yán)格地說，它應(yīng)是紀(jì)傳志書體，是一種綜合體史書。 司馬遷在《史記》里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并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jì)」，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復(fù)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只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guān)系、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馬遷歷史哲學(xué)的精髓。 「究天人之際」，司馬遷首先強調(diào)天人相分，即認(rèn)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傳》里，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進行批評，說「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專犯忌諱的人，卻「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fā)憤的人，常「遇災(zāi)禍者，不可勝數(shù)也」。由此，他深沉地寫道：「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對項羽英雄一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一再說「此天之亡我，非戰(zhàn)之罪也」，持嚴(yán)肅批判的態(tài)度，說是「豈不謬哉！」他對漢武帝大肆揮霍搞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深刻的揭露，認(rèn)為這種活動毒害了社會風(fēng)氣，「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強烈的諷刺。而在寫到人的活動時，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說，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們的活動。這在中國史學(xué)發(fā)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他還把人的活動與國家興亡聯(lián)系起來，認(rèn)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征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論一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后論） 「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xué)的豐富內(nèi)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jì)》至《高祖本紀(jì)》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yuǎn)，無法「論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zhí)政」，「海內(nèi)爭于戰(zhàn)功」，「務(wù)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fā)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nèi)，卒踐帝祚，成于漢家」。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于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 其次，在敘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zhuǎn)」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jì)」時，提出對于歷代帝王業(yè)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于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xué)中，歷史總在變化：要么由盛變衰，要么由衰轉(zhuǎn)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xué)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夫，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 他的《報任安（少卿）書》，是一篇著名的論說散文。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fā)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dāng)時的酷吏政治；最后，表達了自已發(fā)憤著書、創(chuàng)作《史記》的決心。 司馬遷的學(xué)術(shù)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dāng)之無愧的。

司馬遷的作品有哪些

司馬遷的作品是《史記》。

司馬遷早年受學(xué)于孔安國、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風(fēng)俗，采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yè)，著述歷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chuàng)作了中國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史記》。被公認(rèn)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

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擴展資料：

公元前91年，《史記》全書完成。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紀(jì)、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對后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

司馬遷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fā)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nèi)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xiàn)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司馬遷

誰知道關(guān)于司馬遷的奇人奇事啊？

司馬遷（前135 ~ 前87）

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xué)，精通天文、《易》學(xué)和黃老之學(xué)。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啟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xué)對他后來治學(xué)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后隨父去長安，同當(dāng)時著名經(jīng)學(xué)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xué)習(xí)《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歲為補博士子弟。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游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跡；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xiāng)；到過大梁，訪問夷門，并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xiāng)。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壯游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回到長安后，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xué)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著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今天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qū)。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后著書立說的厚實基礎(chǔ)。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說：「我死以后，你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愿。今大漢興盛，海內(nèi)一統(tǒng)，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yè)！」司馬談死后，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經(jīng)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qū)O卿、壺遂及歷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xué)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歷法。經(jīng)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復(fù)計算、選擇，終于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歷，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歷》。《太初歷》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歷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shù)為二十九點五三天，一歲一年一的日數(shù)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dāng)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也是甲國歷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遺志看手準(zhǔn)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么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說：「李陵轉(zhuǎn)戰(zhàn)千里，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rèn)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dāng)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于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漢武帝時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馬遷拿不出這一筆錢，只能受「腐刑」（宮刑）來選擇「偷生」這條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fā)憤有為鼓勵自己，終于以驚人的意志忍辱負(fù)重地活了下來。身心備受摧殘、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馬遷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他決心以殘燭之年，完成父親要他完成的史書。經(jīng)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終于出獄。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fā)著述，終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于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后人褚少孫等補足。 《史記》是中國史學(xué)上第一部紀(jì)傳體通史，開創(chuàng)了紀(jì)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jì)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 「本紀(jì)」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yuǎn)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qū)嶋H當(dāng)權(quán)者為主。「本紀(jì)」實質(zhì)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lǐng)的作用。 「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并非牽涉全國，然于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shù)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占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有一人一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shù)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zhì)排列立傳。所記人物范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jīng)濟家、軍事家、哲學(xué)家、文學(xué)家、經(jīng)學(xué)家、策士、隱士、說客、刺客、游俠、醫(yī)士、占卜者、俳優(yōu)等社會各個階層。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guān)系史和國內(nèi)民族關(guān)系史。前一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后一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jì)」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yuǎn)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于觀覽，可補「本紀(jì)」、「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于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歷法、禮樂、封禪、水利、經(jīng)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歷書」、「河渠書」、「平準(zhǔn)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zhǔn)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jīng)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jīng)濟政策的演變，開后代正史「食貨志」之先河。 歷來人們稱《史記》是紀(jì)傳體史書，強調(diào)本紀(jì)和列傳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全書的組成部分，表、書、世家都有紀(jì)、傳不能代替的獨立的價值，嚴(yán)格地說，它應(yīng)是紀(jì)傳志書體，是一種綜合體史書。 司馬遷在《史記》里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并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jì)」，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復(fù)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只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guān)系、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馬遷歷史哲學(xué)的精髓。 「究天人之際」，司馬遷首先強調(diào)天人相分，即認(rèn)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傳》里，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進行批評，說「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專犯忌諱的人，卻「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fā)憤的人，常「遇災(zāi)禍者，不可勝數(shù)也」。由此，他深沉地寫道：「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對項羽英雄一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一再說「此天之亡我，非戰(zhàn)之罪也」，持嚴(yán)肅批判的態(tài)度，說是「豈不謬哉！」他對漢武帝大肆揮霍搞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深刻的揭露，認(rèn)為這種活動毒害了社會風(fēng)氣，「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強烈的諷刺。而在寫到人的活動時，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說，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們的活動。這在中國史學(xué)發(fā)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他還把人的活動與國家興亡聯(lián)系起來，認(rèn)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征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論一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后論） 「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xué)的豐富內(nèi)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jì)》至《高祖本紀(jì)》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yuǎn)，無法「論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zhí)政」，「海內(nèi)爭于戰(zhàn)功」，「務(wù)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fā)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nèi)，卒踐帝祚，成于漢家」。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于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 其次，在敘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zhuǎn)」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jì)」時，提出對于歷代帝王業(yè)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于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xué)中，歷史總在變化：要么由盛變衰，要么由衰轉(zhuǎn)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xué)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夫，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 他的《報任安（少卿）書》，是一篇著名的論說散文。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fā)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dāng)時的酷吏政治；最后，表達了自已發(fā)憤著書、創(chuàng)作《史記》的決心。 司馬遷的學(xué)術(shù)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dāng)之無愧的。

急求司馬遷的絕筆之作

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任中書令時寫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見于《漢書·司馬遷傳》及《文選》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漢滎陽人。年輕時比較貧困，后來做了大將軍衛(wèi)青的舍人，由于衛(wèi)青的薦舉，當(dāng)了郎中，后遷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朝中發(fā)生巫蠱案，江充乘機誣陷戾太子（劉據(jù)），戾太子發(fā)兵誅殺江充等，與丞相（劉屈髦）軍大戰(zhàn)于長安，當(dāng)時任安擔(dān)任北軍使者護軍（監(jiān)理京城禁衛(wèi)軍北軍的官），亂中接受戾太子要他發(fā)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動。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漢武帝認(rèn)為任安“坐觀成敗”，“懷詐，有不忠之心”，論罪腰斬。任安入獄后曾寫信給司馬遷，希望他“盡推賢進士之義”，搭救自己。直到任安臨刑前，司馬遷才寫了這封著名的回信。在這封信中，司馬遷以無比憤激的心情，敘述自己蒙受的恥辱，傾吐他內(nèi)心的痛苦和不滿，說明自己“隱忍茍活”的原因，表達“就極刑而無慍色”、堅持完成《史記》的決心，同時也反映了他的文學(xué)觀和生死觀。所以，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記》和司馬遷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報任安書》原文較長，選作課文時作了刪節(jié)。原文開頭述對方來信之意和自己回信遲的原因，為保持課文的相對完整性，僅刪去說明回信遲的原因這一部分。以下先說自己是“刑余之人”，“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阘茸之中”，因而不具備“推賢進士”的資格，婉言謝絕任安的要求，然后詳述因為替李陵說情而獲罪的經(jīng)過。這一段內(nèi)容其實是表白自己之所以不能為任安辯白，并不是由于缺乏仗義直言的勇氣，自己曾為李陵辯護就是明證。這部分是下文的鋪墊，因為過長，只好刪去。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中，對這封信的評價是：“幽而發(fā)憤，書亦信矣。”顏師古注：“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課文節(jié)選信的下半部分，就是為了突出“幽而發(fā)憤”“自陳己志”這個主題。

全文共分4段。

第1段，先說明任安來信的內(nèi)容，再就答復(fù)遲表示歉意。“推賢進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說情”的婉轉(zhuǎn)說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陳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極辱而不自殺的原因。可分為三層。

第1層，從“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至“素所自樹立使然也”。先說祖先的職務(wù)不為天子所重，且為世俗所輕，再說自己假如不選擇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誅”，在周圍人眼里，自己是罪有應(yīng)得，并不能顯示出自己有什么氣節(jié)。

第2層，從“人固有一死”至“殆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承上（死得有沒有價值）啟下（辱與不辱的區(qū)別）。然后列舉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說明自己受到了極辱。接著用比喻、對比來說明人的志氣在困辱的境地中會逐漸衰微的，再舉王侯將相受辱后不能自殺的例子，用來反復(fù)說明“士節(jié)”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節(jié)的話，在受刑之前就應(yīng)該自殺。

第3層，從“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說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馬遷進一步申明，他并不顧念家庭，也不缺少“臧獲婢妾，猶能引決”那樣的勇氣，但輕輕一死，也就同時斷送了為之獻身效命的事業(yè)。對生命和事業(yè)，司馬遷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是“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這種將個人價值置于歷史長河中來衡量的宏闊眼光，終于使他超脫了庸常的“死節(jié)”觀念的束縛，而選擇了一條更為考驗人的精神與意志的荊棘路。

第3段，進一步說明自己受腐刑后隱忍茍活的原因，是為了完成《史記》。可分為兩層。

第1層，從“古者富貴而名摩滅”至“思垂空文以自見”，列舉古代被人稱頌的“倜儻非常之人”受辱后“論書策，以舒其憤”的例子。

第2層，介紹《史記》的體例和宗旨，說明自己“就極刑而無慍色”是為了完成《史記》。

司馬遷對生命與事業(yè)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對歷史上杰出人物歷經(jīng)磨難而奮發(fā)有為的事跡的觀察和認(rèn)識；是基于他對古代學(xué)者歷經(jīng)苦難，獻身著述的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他發(fā)現(xiàn)，往昔“富貴而名摩滅”的人，“不可勝記”，只有“倜儻非常之人”，即對歷史和文化做出貢獻的人，才能不朽。他認(rèn)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詩經(jīng)》，都是古代“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來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識，著述成文，留給來者去思辨驗察。這些古代“賢圣”歷盡磨難，強志不屈，“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為人類做出了貢獻。司馬遷正是從這歷史和文化發(fā)展的艱難歷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樣和前驅(qū)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進取的道路。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受極刑而無慍色”，堅強地活下來，他的愿望是“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償前辱之責(zé)，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第4段是書信的結(jié)尾。司馬遷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憤懣心情，并陳說他對余生的看法。司馬遷說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巖穴”，只能“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這種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貶語，其實是作者寓悲憤于自貶。最后與開端相照應(yīng)，再次婉辭解說無從“推賢進士”的苦衷。

《報任安書》見識深遠(yuǎn)，辭氣沉雄，情懷慷慨，言論剴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敘事、議論、抒情，志氣盤桓，交融一體。信中司馬遷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為《史記》獻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和教育價值。

譯文

太史公、愿為您效犬馬之勞的司馬遷謹(jǐn)向您再拜致意。少卿足下：往日承蒙您寫信給我，教導(dǎo)我務(wù)必慎重地待人接物，并推薦賢能之士。情意十分誠懇，似乎是抱怨我沒有照你說的那樣去做，而附和俗人的看法。我并非如此。請允許我談?wù)勛约汗倘陕南敕āｉL時間沒有答復(fù)你，希望你不要責(zé)怪。

我的先人，沒有獲得丹書、鐵券那樣的特大功勛，所從事的是起草文書、編寫史料、記錄天象、制定律歷的工作，（其職位）接近于占卜之官和太祝之間，本來就是皇上所戲弄，當(dāng)成樂師、優(yōu)伶一樣畜養(yǎng)的人，為流俗所輕視。假使我受到法律制裁被處死刑，就像九頭牛身上失去一根毛一樣，跟螻蟻（之死）有什么不同？而世人又不會將我與能死節(jié)的人同等看待，只認(rèn)為我智力窮盡，罪過極大，不能自己解脫，終于去死而已。為什么呢？這是自己平素所從事的職務(wù)所處的地位促成的。人總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還重，有的人（死得）比鴻毛還要輕，這是由于應(yīng)用死節(jié)的地方不同的緣故。最上一等是不辱沒先人，其次是不辱沒自己，其次是顏面上不受辱，其次是辭令上不受辱，其次是被囚系受辱，其次是換上囚服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挨打受辱，其次是剃掉頭發(fā)、以鐵索束頸受辱，其次是毀傷肌膚、斷殘肢體受辱，最下一等是遭腐刑，到極點了!《禮記》中說：“對大夫不能用刑。”這是說士人不可不保持（自己的）節(jié)操。猛虎在深山（的時候），所有的野獸都非常害怕它；待到被關(guān)進籠子里或落入陷阱之中，（卻）搖尾（向人）討吃的，這是（人）以威力逐步制服了它的結(jié)果。所以，對士人來說，（即使是）在地上畫一座牢獄，那情勢也叫人不敢進去；（即使是）一個木制的獄吏，也不敢跟它對質(zhì)，必須在遇刑前自殺（以免受辱）。現(xiàn)在手和腳都被刑具束縛起來，脫掉衣服，接受杖責(zé)，關(guān)閉在四面墻壁之中。在這個時候，看見獄吏就以頭碰地，看到獄卒就膽戰(zhàn)心驚。為什么呢？這（也）是以威力制約逐步發(fā)展的結(jié)果啊。待到已經(jīng)到了這一步，還說不受辱，不過是所謂“臉皮厚”罷了，哪里說得上尊貴呢？再說，西伯是一方諸侯之長，（卻）被囚禁在里；李斯是丞相，備受五刑的處置；淮陰侯韓信是王，卻在陳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張敖都曾高坐在王位上稱孤道寡，（后來）又都被捕入獄；絳侯周勃誅殺呂氏黨羽，權(quán)力之大超過了春秋時期的五位霸主，后來被囚禁在特設(shè)的監(jiān)獄“請室”之中；魏其侯竇嬰曾任大將，后來也穿上了罪人衣服，手、腳、脖子上都加了刑具；項羽的大將季布，后來剃光了頭，以鐵圈束頸當(dāng)了朱家的奴隸；灌夫曾在拘留室里受到侮辱。這些人都身居王侯將相的地位，鄰近國家都知道他們的名聲，一旦有罪受到法律制裁，而不能自殺。落入微塵一般輕賤的境地，從古至今都是如此，怎能不受侮辱呢？由此說來，勇敢或怯懦，堅強或軟弱，都是由形勢決定的。明白了這個道理，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個人不能早在遇刑前就自殺，因而漸漸志氣衰微，待到受杖刑，這才想到要死于名節(jié)，離名節(jié)不是太遠(yuǎn)了嗎？古人之所以對大夫施刑很慎重，大概是由于這個緣故啊。

就人的本性而言，沒有不貪生厭死的，（難免要）懷念父母和妻子兒女；至于為正義和公理所激奮的人，則不是這樣，那是因為有所不得已的緣故。現(xiàn)在我不幸，早年失去了父母，（又）沒有親兄弟，獨自一人，至于對妻子兒女怎么樣，少卿是看得出來的吧？況且勇士不一定死于名節(jié)，而怯懦的人仰慕道義，則隨時隨地都可以勉勵自己不受辱。我雖然怯懦，想茍全性命，卻很懂得舍生取義的道理，何至于甘心接受繩捆索綁的侮辱呢!再說，奴婢侍妾一類人，尚且能自殺（而不受辱），何況我是不得已啊？我之所以含垢忍辱，茍且偷生，情愿被囚禁在糞土一般的牢獄之中，是因為我的心愿尚未完全實現(xiàn)，恥于默默無聞而死，而文采不能顯露給后世的人們。

古代擁有財富、尊位而姓名埋沒的人，不可勝數(shù)，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為后人所稱道。文王被拘禁在里時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窮的境遇中編寫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創(chuàng)作了《離騷》；左丘明失明后寫出了《國語》；孫臏被砍去了膝蓋骨，編著了《兵法》；呂不韋被貶放到蜀地，有《呂氏春秋》流傳世上；韓非被囚禁在秦國，寫下了《說難》《孤憤》；（至于）《詩經(jīng)》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賢們?yōu)槭惆l(fā)郁憤而寫出來的。所有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暢，他們的思想觀念不被當(dāng)時的人們接受，所以敘述所經(jīng)歷的事情，讓后世了解自己。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孫臏的腿斷了，畢竟不能為世所用，（于是）回家著書，抒發(fā)心中的郁憤，想留下文字來表現(xiàn)自己的思想。

我不自量力，近來將自己的心愿寄托在無用的言辭上，搜集世上散失的文獻，粗略地考證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統(tǒng)觀他們由始至終的過程，考查他們成功、失敗、興起、衰敗的規(guī)律，上起軒轅黃帝，下到如今，寫成表十篇，本紀(jì)十二篇，書八章，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計一百三十篇。也想用來探究天道和人事的規(guī)律，弄清從古至今的歷史發(fā)展過程，成就一家的學(xué)說。（此書）已經(jīng)起草，尚未完成，就碰上這樁禍?zhǔn)拢锵鼪]有寫成，因此寧愿接受宮刑而沒有怨怒的表情。我確實想完成這本書，把它（暫時）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傳給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會，這樣我就補償了前番下獄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萬次遭到殺戮，哪里有悔恨呢!可是，這番話只能說給有見識的人聽，對俗人就難說了。

況且，在負(fù)罪的情況下不容易處世，身處卑賤，受到的非議和指責(zé)也就很多。我因為（對皇帝）說話（不謹(jǐn)慎）而遭到這樁禍?zhǔn)拢钌畹乇秽徖锿l(xiāng)所恥笑，以致先人蒙受污辱，還有什么顏面再為父母掃墓呢？即使再過一百代，也只是恥辱更甚而已!因此我心思重重，極為痛苦，在家時總是恍恍惚惚，好像丟失了什么，出外時又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每想到這樁奇恥大辱，沒有一次不是汗流浹背，將衣濕透!我現(xiàn)在身為皇宮里的小臣，怎么能離開皇宮去過山居穴處的隱士生活呢？所以，我只好隨波逐流，按照時代的風(fēng)氣行事，用來抒發(fā)內(nèi)心的悲憤。如今少卿卻教導(dǎo)我推薦賢能之士，這豈不跟我私下的愿望相違背嗎？盡管我（也）想打扮自己，用美妙的言辭粉飾自己，可這對世俗沒有好處，不能取信于人，恰恰是只能招致侮辱罷了。總之，到死的那一天，然后是非才會有個定論。這封信不能詳盡地表達我的意思，（只能）簡略地說說一些固塞而鄙陋的想法。謹(jǐn)再次致意。

司馬遷有哪些著名的代表作

史記

《史記》是中國西漢時期的歷史學(xué)家司馬遷編寫的一本歷史著作。《史記》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jì)、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紀(jì)傳體通史。

《史記》對后世史學(xué)和文學(xué)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其首創(chuàng)的紀(jì)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rèn)為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xué)著作，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有重要地位。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作者與成書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xué)觀念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并非承認(rèn)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guān)系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guān)鍵，探求出歷史動態(tài)發(fā)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愿。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周末曾為鐵官,秦惠王滅蜀的大將司馬錯就是司馬遷的先人)，司馬談繼承先人的世業(yè)—太史令，重現(xiàn)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jīng)籍志》說：“談乃據(jù)《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xù)編訂《春秋》以后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隨行，于路重病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tǒng)，封泰山，而余不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第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yè)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tǒng)，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zhì)，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辦人事之紀(jì)，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第三，司馬遷要肩負(fù)史家職責(zé)。據(jù)《后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zé)僅在于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dāng)代事情，并無著述的責(zé)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于“拾遺補蓻”。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fā)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rèn)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wù)。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zé)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zé)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zé)任，更要盡史學(xué)家的職責(zé)。

內(nèi)容

《史記》內(nèi)容記載自傳說中的皇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共分成〈本紀(jì)〉、〈表〉、〈書〉、〈世家〉和〈列傳〉五個主題，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細(xì)分成一百三十個章節(jié)。其中，〈本紀(jì)〉是“天下”統(tǒng)治者的事跡，〈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tài)，〈書〉的內(nèi)容有關(guān)歷代典章制度，〈世家〉描述影響深遠(yuǎn)的家系或貴族事跡，〈列傳〉呈現(xiàn)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xiàn)與社會的種種樣貌。不同于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jì)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后為副。至此以后，尚有《漢書》、《三國志》和《后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jì)傳體成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札記》云：“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fā)凡起例，創(chuàng)為全史，本紀(jì)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至于文章內(nèi)容，《史記》的文章可分成兩個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后面會加上作者的評論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為起頭，內(nèi)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jīng)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yīng)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biāo)。

本紀(jì)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六國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王子侯者年表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書

世家

吳世家 齊太公世家 周公世家 燕世家 管蔡世家 陳杞世家 衛(wèi)世家 宋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王勾踐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韓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楚元王世家 荊燕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

據(jù)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jì)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jì)》、《武帝本紀(jì)》、《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后人大多數(shù)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

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shù)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dāng)廣泛。《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diào)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rèn)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闕疑的態(tài)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于取材廣泛，修史態(tài)度嚴(yán)肅認(rèn)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nèi)容豐富。

《史記》的寫作

《史記》是一部縱橫古今數(shù)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現(xiàn)一方面是時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則是史學(xué)家艱苦勞動的產(chǎn)物。

對司馬遷而言，首先是秉承遺命，繼續(xù)先祖的太史事業(yè)。他的父親司馬談早就打算編寫一部史書，但是，這個愿望未能實現(xiàn)。臨終司馬談囑咐兒子：“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fēng)，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xué)者至今則之。自獲鱗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nèi)一統(tǒng)，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記，這是延續(xù)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業(yè)，作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親的遺命總是在司馬遷的耳際回旋著：“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時代也提出了構(gòu)建新的歷史文化文本的內(nèi)在要求——“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瑞符，封建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è)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為了寫作，司馬遷可以說耗盡了畢生精力。撰寫史書，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記》的取材極其廣泛，一是文獻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紀(jì)》、《春秋》、《國策》、《楚漢春秋》等數(shù)十種。二是交游所得。司馬遷一生交游很廣，彼此過從往來，也獲得了許多極珍貴的史料。三是實地采訪。司馬遷二十歲即四處游歷，行程幾乎達到西漢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遺跡，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軼聞，這也極大地豐富了他的歷史材料寶庫。在游歷的過程中，司馬遷還特別注意金石碑刻的記錄，開創(chuàng)了運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紀(jì)》等。

如果僅僅是歷史材料的堆積，當(dāng)然也完成不了一部偉大的著作。司馬遷之所以蒙受奇恥大辱卻“就極刑而無慍色”，是因為具有偉大的抱負(fù)。他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才支撐著艱苦卓絕的編寫工作，給中國歷史學(xué)留下一部光輝不朽的著作。

《史記》的體例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據(jù)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jì)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紀(jì)”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tǒng)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jì)傳而名之曰“本紀(jì)“，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tǒng)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jì)的緣故。

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jì)”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yuǎn)的辦法，時代愈遠(yuǎn)愈略，愈近愈詳。“本紀(jì)”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jì)”，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記事件，使之綱舉而目張，以簡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觀覽、檢索。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fā)展到春秋、戰(zhàn)國，各諸侯國先后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dāng)?shù)摹Ｋ抉R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xué)獨尊，孔子是儒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lǐng)域的現(xiàn)實情況。至于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lǐng)導(dǎo)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tǒng)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yè)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tǒng)治、叱咤風(fēng)云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nèi)，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dāng)時我國四周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七十篇列傳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擺在全書的最后，這是古代學(xué)者著書的慣例。

總之，司馬遷寫作《史記》以“本紀(jì)”敘帝王，以“世家”載諸侯，以“列傳”記人物，以“書”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網(wǎng)羅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為起迄如《春秋》的編年史、以地域劃分如《國語》的國別史的局限，創(chuàng)立了貫穿古今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通史先例，成為正史的典范。

《史記》的評價

《史記》的誕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魯迅先生在他的《漢文學(xué)史綱要》一書中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為知言。就中國史學(xué)的具體發(fā)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xué)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wǎng)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xué)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xué)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一點，只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于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fēng)，一直影響著近現(xiàn)代的史學(xué)研究與寫作。

第二，建立了史學(xué)獨立地位。我國古代，史學(xué)是包含在經(jīng)學(xué)范圍之內(nèi)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后，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xué)著作越來越多。于是，晉朝荀勖適應(yīng)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xué)，乙部記諸子兵術(shù)，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xué)一門，在中國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里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yīng)該歸于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第三，建立了史傳文學(xué)傳統(tǒng)。司馬遷的文學(xué)修養(yǎng)深厚，其藝術(shù)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fù)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yuǎn)，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jié)，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傳文學(xué)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對于魏晉小說、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戲曲，都有很大影響，成為中國文學(xué)重要的源頭活水。

當(dāng)然，司馬遷修撰《史記》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歷史哲學(xué)體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們對《史記》的具體學(xué)習(xí)中去體會了。

史記》中最激動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主要有四點：其一是它所表現(xiàn)的進步的民族觀。司馬遷吸收了戰(zhàn)國以來有關(guān)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以及周邊國家發(fā)展來源的說法，在《史記》中把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原、荊楚、吳越、秦隴、兩廣、云貴、塞北、東北各地區(qū)的國家與民族都當(dāng)作黃帝的子孫，這對于兩千年來我國這個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與穩(wěn)定，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寫到漢王朝對周邊國家、周邊民族用兵的時候，又總是站在反對窮兵黷武，反對擴張、掠奪的立場，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間平等友好地和睦相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司馬遷是當(dāng)時漢族被壓迫人民與各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現(xiàn)的進步的經(jīng)濟思想。這包括強調(diào)發(fā)展經(jīng)濟，認(rèn)為經(jīng)濟是國家強大的基礎(chǔ)；反對單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農(nóng)”“商”“虞”四者并重；反對從政治上對工商業(yè)者的歧視，而歌頌他們的本領(lǐng)、才干，并專門為他們樹碑立傳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現(xiàn)的強烈的民主性與批判性。《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馬遷是先秦士大夫優(yōu)秀思想人格的繼承者與發(fā)揚者。他之所以寫《史記》不是單純地為了記載歷史陳跡，而是明確地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記》中就突出地顯示了一種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會的光芒，和對現(xiàn)實政治、現(xiàn)實社會的種種批判。其中有些是相當(dāng)深刻、相當(dāng)準(zhǔn)確，甚至有些是兩千年來常讀常新的。

其四是貫徹全書的那種豪邁的人生觀、生死觀、價值觀。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歌頌的幾乎都是一些勇于進取、勇于建功立業(yè)的英雄。他們有理想、有抱負(fù)、有追求；他們?yōu)榱四撤N信念、某種原則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們都有一種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司馬遷曾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他遭受宮刑，痛不欲生，為了完成《史記》他頑強地活了下來。他視為榜樣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的個人奮斗經(jīng)歷與《史記》中所歌頌的這些艱苦奮斗的思想，是司馬遷留給后人的一份寶貴財富，它永遠(yuǎn)給我們以激勵，給我們以啟迪，當(dāng)我們灰心喪氣、瀕臨絕望的時候，給我們以無比的力量、信心與勇氣。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時也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文學(xué)著作。從歷史的角度講，《史記》開創(chuàng)了我國古代兩千多年紀(jì)傳體的歷朝“正史”的先河；從文學(xué)的角度講，《史記》第一次運用豐富多彩的藝術(shù)手法，給人們展現(xiàn)了豐富多彩而又各具個性的歷史人物。有震鑠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項羽、劉邦、漢武帝；有家喻戶曉的朝臣如管仲、晏嬰、蕭何、張良；有百戰(zhàn)百勝的名將如白起、韓信、衛(wèi)青、霍去病；有改革家如吳起、商鞅、趙武靈王；其他節(jié)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辯型的有張儀、蘇秦、酈食其；俠義型的有魯仲連、荊軻、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優(yōu)旃等等。他們千姿百態(tài)，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約有一百多個。

《史記》人物與先秦文學(xué)人物的顯著差異在于它們鮮明的個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設(shè)身處地揣摩每個情節(jié)、每個場面的具體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達出每個人物的心理個性，因此《史記》的描寫語言和他為作品人物所設(shè)計的對話都是異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們細(xì)心地把《廉頗藺相如列傳》《荊軻列傳》中有關(guān)“完璧歸趙”“澠池會”“易水送別”“秦庭驚變”等情節(jié)、場面的具體描寫分析一下；把《項羽本紀(jì)》《高祖本紀(jì)》中有關(guān)項羽、劉邦、張良等人物的對白分析一下，我們會深深為作者那種出神入化的匠心獨運所傾倒。《高祖本紀(jì)》寫劉邦與項羽相峙于滎陽時，項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劉邦的胸口，而劉邦當(dāng)時竟“乃捫足曰：‘虜中吾趾!’”這對劉邦那種絕頂聰明，那種像是條件反射一樣迅速而自然的隨機應(yīng)變，而同時又是“恢宏大度”、好罵人、好調(diào)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動的刻畫!當(dāng)項羽被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的時候，他“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說：“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與?吾謂此數(shù)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yīng)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此話可謂道出了《史記》文學(xué)性的某些重要訣竅。也正是從這些方面，我說《史記》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種飛躍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記》文學(xué)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抒情性。《史記》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長，而通篇像一首詩，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游俠列傳》就是這樣的。但《史記》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夾敘夾議，以及融濃厚的愛憎感情于敘事、描寫之中。如《項羽本紀(jì)》《魏公子列傳》《李將軍列傳》等就是這樣的。整部《史記》是一曲愛的頌歌，恨的詛曲，是一部飽含作者滿腔血淚的悲憤詩。魯迅曾說司馬遷“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于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漢文學(xué)史綱要》)《史記》的主觀色彩與其抒情性，在歷朝“正史”中是最濃厚、最突出的。

《史記》的出現(xiàn)，確定了我國古代傳記的基本格局，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為鑒，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強調(diào)表現(xiàn)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與全，以及語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記》寫人物、寫故事的方法則又給我國后世小說、戲劇以深刻影響，《史記》中的諸多主題，《史記》人物的諸多范型，以及《史記》故事的許多情節(jié)場面，都為后世的小說、戲劇開出了無數(shù)法門。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xué)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xué)的開端。如果我們把普魯塔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里來比較一下，可以發(fā)現(xiàn)，普魯塔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chǎn)生幾乎兩個世紀(j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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