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作品的來源有哪些藝術特點是什么 詩經中的作品大致產生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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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的藝術特色是什么
詩經的藝術特色:賦、比、興的手法?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的生活面積廣,可以說是一部反映當時社會風貌的百科全書。《詩經》有“六鄭氏藝”,分別是風,雅,頌,賦,比,興,喊銀散前三者指的是內容,后三者指的是表現手法。
詩經的藝術特點
賦,比,興的表現手法。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朱熹)面向現實,樸實,自然的風格。富有特色的語言形式。
句式以四言為主,其間雜有二言至巴言不等,多重章疊句,造成反復詠嘆,回環往復增強了抒情效果,押韻方式靈活多變。
詩經的特色和影響
《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
《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
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系,《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
《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克制因而顯得平和。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
從表現手法上來看,《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搏姿至九言的各種句式。《詩經》里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
簡述《詩經》的藝術特點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名《詩》,或稱“詩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目無詞。全書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作慶畢吵品。《詩經》中的作品,反映了各方面的生活,具有深厚豐富的文化積淀,顯示了我國古代詩歌最初的偉大成就。藝術特色有以下三點:
(1)賦、比、興的手法
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
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做比喻。
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出發了詩人的感情,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
(2)句式和章法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至八言的不等。但雜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數茄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
《詩經》常常采用重章疊字的形式,意義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變,造成一唱三嘆的效果。這是歌謠的一種特點,可以借譽侍此強化感情的抒發,所以在《國風》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頌》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詩中幾乎沒有。
(3) 風、雅、頌不同的語言風格
《詩經》按風、雅、頌分為三類,“詩“最初都是樂歌,只是由于古樂失傳,后人已無法了解風、雅、頌各自在音樂上的特色了。
《詩經》的藝術特色是什么?
《詩經》的藝術特色:
一、《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里程碑。《詩經·國風》是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向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大膽地提出了正義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有的詩中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斗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在這方面,鬧襪《碩鼠》具有震顫人心的力量。
二、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征的重要標志,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于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三、《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拍的四言句帶有很強的節奏感,是構成《詩經》整齊韻律的基本單位。四字句節奏鮮明而略顯短促,重章疊句和雙聲疊韻讀來又顯得回環往復,節奏舒卷徐緩。《詩經》重章疊句的復沓結構,不僅便于圍繞同一旋律反復詠唱,而且在意義表達和修辭上,也具有很昌茄好的效果。
《詩經》中的重章,許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詩章重疊,只變換少數幾個詞,來表現動作的進程或情感的變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換了六個動詞,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個過程。復沓回環的結構,靈活多樣的用詞,把采芣苡的不同環節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為補充,在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整體,一唱三嘆,曼妙非常。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一云:“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馀音裊裊,若遠若近,若斷若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
四、《詩經》的語言不僅具有音樂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詩經》的語言形式形象生動,豐富多彩,往往能“以少總多”、“情貌無遺”。但雅、頌與國風在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得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這些語氣詞在雅、頌中也出現過,但不如國風中數量眾多,富于變化。國風中對語氣詞的驅遣妙用,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達到了傳神的境地。雅、頌與國風在語言上這種不同的特點,反映了時代社會的變化,也反映出創作主體身份的差異。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地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
五、詩與樂的關系密切,詩三百皆有曲調。《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禮儀耐彎察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于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
明代大音樂家朱載堉《樂律全書》說:“《詩經》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宮調。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調。《周頌》三十一篇及《魯頌》四篇,皆羽調。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皆角調。《商頌》五篇,皆商調。”詩與樂的這種關系在上博簡《采風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證實。馬承源先生認為:“簡文是樂官依據五聲為次序并按著不同的樂調類別整理采風資料中眾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時可依此類別定出腔調,如《詩經》那樣,而簡文所記約是楚地流行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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