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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科舉考試是怎么分的?

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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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畫的《科舉考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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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人畫的《科舉考試圖》

科舉是一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國的一項重要發明。科舉始于605年時的隋朝，發展并成熟于唐朝，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廢除，持續了整整1300年。科舉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學而舉則仕”，直接催生了不論門弟、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鄰近中國的亞洲國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鮮也曾引入了這種制度來選拔人才。現代選拔公務員的制度亦是從科舉制間接演變而來。

目錄

[隱藏]

* 1 發展與演變

o 1.1 科舉以前的人材制度

o 1.2 隋唐

o 1.3 宋

o 1.4 元

o 1.5 明、清

+ 1.5.1 童試

+ 1.5.2 鄉試

+ 1.5.3 會試和殿試

o 1.6 廢除

+ 1.6.1 日落后的科舉：留學生考試

* 2 科舉的考試內容

o 2.1 隋、唐、宋

o 2.2 元

o 2.3 明、清

* 3 影響

* 4 作弊及其防御

o 4.1 賄買

o 4.2 夾帶

o 4.3 代考

* 5 武舉

* 6 中國以外的科舉制度

o 6.1 越南

o 6.2 朝鮮

o 6.3 日本

* 7 科舉名銜稱謂一覽

* 8 參考文獻

* 9 參看

* 10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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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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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以前的人材制度

秦朝以前，中國社會采用分封制，選士也依靠世襲制度。西周時，天子以及諸侯分封天下。周禮之下，社會階級分明。管理國家由天子、諸候、卿、士分級負責。而各階層按倫常，依照血緣世襲。到了東周，穩定的制度開始崩潰，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的國君服務。

到了漢朝，分封制度逐漸被廢，皇帝中央集權得以加強。皇帝為管理國家，需要提拔民間人材。當時采用的是察舉制，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舉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雖有連坐制度，但后期逐漸出現地方官員徇私，所薦者不實的現象。

東漢末年，曹丕時創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魏、晉、六朝時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舉制的改良，主要分別是將察舉之權，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這制度仍然存在不公平的弊病。晉代以后，負責中正的官員都由世家士族出任，他們考核人材所憑準則，僅限于門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民間人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人事，影響皇帝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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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

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后的科舉。在整個隋朝的三十八年內，總共舉行了四至五次科考，總共取秀才、進士十二人。

唐朝繼承并發展了這一制度。唐朝的科舉分為常科與制科兩類。常科每年舉行，制科則是皇帝臨時設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鄉貢，常科名目很多，依據應舉人的條件和考試內容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國子監（國子學、弘文館、崇文館）、各地學館入學考試合格的學生。鄉貢則是通過府試、州試的人，又稱舉人；考頭名的稱解元。通過朝庭尚書省的省試者稱為進士及第，考頭名的稱狀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開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輕，改由禮部侍郎主持。唐代科舉中最常見的科目是進士和明經。進士一般試帖經、雜文、策論，分別考記誦、辭章和政見時務。明經一般試帖經、經義、策論。所以進士和明經的區別主要在于辭章和經義。當時人重進士和輕明經。進士每年錄取名額不過三十人，加上明經也只有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試外，還有臨時不定期由皇帝親自主持的科舉考試，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見于記載的就有百種，如博學宏詞科、文經邦國科、達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參加制科的人不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職的人。應試者可以由他人舉薦，也可自薦。開元以后，全國參加制科的人“多則兩千，少猶不減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試以策論為主，也考經史和詩賦。錄取后“文策高者，特賜與美官，其次與出身”。制舉以開元時期為最盛，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舉行了。

武則天主政時，曾首創了由皇帝主持，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取武將的武科舉。但是二者在唐朝時并未有成為定例。

唐代的科舉仍然留有一定的舉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應試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會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薦。除了武則天主政的一段時間外，唐代的科舉沒有糊名的習慣。考官在評卷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原意跟舉察一樣，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弊病更甚。

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唐代的宰相中，百份之八十是進士出身，可見科舉的成效。但科舉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納人材的唯一方法，門蔭入仕和雜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徑。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門由科舉入仕者漸多，與世族門蔭入仕者形成兩大官僚派系集團，互相傾軋，史稱“牛李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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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宋代進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舉制度，確立了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

宋代改良科舉制度，其中重要原因是皇帝欲加強對取士過程的控制，減少考官及士子聯黨結派的可能。自宋太祖開寶六年起，取錄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后一關殿試，名次也由皇帝親定。自此以后，進士都是“天子門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為了保證考試公平及公正，宋朝對考試的規則進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另一方面，宋代取士的數量大增，每科進士通常達數百人，并且放寬了應考條件，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對偏遠地方的考生更給予路費。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開考，三年一科，之后為明、清二朝所沿襲，至科舉被廢為止。

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為臨時委派，并由多人擔任。考官獲任后要即赴貢院，不得與外界往來，稱為鎖院。考生到達貢院后，要對號入座，同考官一樣不得離場。試卷要糊名、謄錄，并且由多人閱卷。而殿試則于宮內舉行，由皇帝親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二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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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蒙古人不著重開科取仕，滅宋后一度不舉辦科舉，至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再次開辦。

元代科舉分地方的鄉試，和在京師進行的會試及殿試。元代科舉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較嚴格。鄉試、會試考獲名單俱按種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時滅亡止，科舉時辦時廢，只曾舉辦約十次，取士一千余人。但元科舉所選人材通常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元政府中產生的影響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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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明清科舉各級考試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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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舉各級考試名稱

明朝的科舉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改良發展，制度已非常完善，規模也更大，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考核的內容卻開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一萬七千人。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清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后改為只有一榜，但不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把科舉入士之途留給漢人，即所謂“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滿人，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

明清時，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為三級：

1. 鄉試

2. 會試

3. 殿試

在參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學”的資格，即成為生員。入學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稱為童試的縣、府、院三級考試。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認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監生中有皇帝恩準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準的“蔭監”；和最常見的方法：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監生雖然亦可應鄉試、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就算能考中進士，地位也較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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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試

童試亦稱童子試，分為“縣試”、“府試”及“院試”三個階段。

縣試在各縣進行，由知縣主持。清朝時一般在每年二月舉行，連考五場。通過后進行由府的官員主持的府試，在四月舉行，連考三場。通過縣、府試的便可以稱為“童生”，參加由各省學政或學道主持的院試。

清朝的院試是每三年舉行兩次，由皇帝任命的學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稱為歲試；寅、申、巳、亥年，稱為科試。院試得到第一名的稱為“案首”。通過院試的童生都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算是有了“功名”，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見知縣不跪、不能隨便用刑等特權。秀才分三等，成績最好的稱“稟生”，由公家按月發給糧食；其次稱“增生”，不供給糧食，“稟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額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學的附學生員。

生員獲得“入學”的資格后，可以到官辦的府、州、縣學讀書。不過明清的入官學基本上只是一種形式，并沒有多少真正的知識傳授。入學后經過學政的選拔，便可以參加下一級鄉試。成績特佳的生員，有機會被選為貢生，成為國子監的學生。與國子監其他“監生”不同，“貢生”是正途所出，屬一種榮譽。

有些讀書人要多次嘗試才能通過最基本的縣、府試成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試多次落第，到了白發蒼蒼仍稱“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間廣東曾經多次有百歲童生參加院試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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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試

鄉試是正式科考的第一關。按規定每三年一科。清朝時是在子、卯、午、酉年舉行，遇上皇帝喜慶亦會下詔加開，稱為“恩科”。鄉試于八月在京城及各省省城的貢院內舉行，亦稱“秋闈”。考官是由翰林及進士出身的官員臨時擔任。鄉試每次連考三場，每場三天。開考前，每名考生獲分配貢院內一間獨立考屋，稱為“號舍”。開考時，考生提著考籃進入貢院，籃內放各種用品，經檢查后對號入座。然后貢院大門關上，三天考期完結前不得離開，吃、喝、睡都得在號舍內。每次各省鄉試取錄的名額不一，按各地文風、人口而定。清朝時，以直隸、江浙取錄最多，貴州最少。監生、貢生更可以離開本籍，到京師赴考。

鄉試發的稱為“乙榜”，又稱“桂榜”。考中的稱為“舉人”，頭名舉人稱“解元”。中了舉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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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試和殿試

通過鄉試的舉人，可于次年三月參加在京師的會試和殿試。會試由禮部在貢院舉行，亦稱“春闈”，同樣是連考三場，每場三天，由翰林或內閣大學士主考。會試發的榜稱為“杏榜”，取中者稱為“貢士”，貢士首名稱“會元”。

得到貢士資格者可以參加同年四月的殿試。殿試由皇帝主持和出題，亦由皇帝欽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試只考一題，考的是對策，為期一天。錄取名單稱為“甲榜”，又稱“金榜”；分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多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則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稱為“傳臚”。殿試只用來定出名次，能參加的貢士通常都能成為進士，不會再有落第的情況。

能中進士便是功名的盡頭，不能重考以求獲得更高的名次。能夠一身兼解元、會元、狀元的，就是“連中三元”。

明清的慣例，殿試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編修。其他成績較好的進士亦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成績較次的進士任六部、中書、御史或知府、知縣等職。

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會試曾發生南北榜之爭。當年春天杏榜取錄的五十二名進士全部為南方人，引起北方舉人的不滿。朱元璋大怒，親自查問后，把三名主考處死，在夏天再發榜，所取的進士全為北方人。之后在明仁宗時確定，會試按地域分配名額。在會試的試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規定錄取進士。之后比例偶有調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額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舉被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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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

鴉片戰爭后，科舉的內容漸漸與時代的需要脫節，加上西學東漸和學校教育的崛起，科舉制度漸漸衰落。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發生在京考會試的舉人集體請愿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梁啟超等舉人們的建議之一，便是改革科舉，興辦新學。百日維新時，科舉一度被廢，但在戊戌政變后再次被恢復。1901年，清政府先廢除考試用八股文。到了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經袁世凱奏請，慈禧以光緒名義發布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此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宣告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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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后的科舉：留學生考試

清政府雖然廢止了傳統的科舉，但并未停止透過考試來從民間選拔人材；而科考千年來深入民心，民間對以考試入士為官之途，仍然有相當的需求。在廢科舉的同時，清政府同時制訂了“留學生考試章程”，吸引歸國的海外留學生透過考試進入政府。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為止，被稱為“洋科舉”的留學生考試舉辦過六次，總共取錄了1388人。根據規定，在海外高等學校入學三年者可以應考。考試分為兩場，首場在學部舉行，稱“部試”；次場在保和殿舉行，稱為“廷試”。考試內容包括外文，以及留學生留學時所習科目。考取者按成績及其學習專業，分別授予各科“進士”、“舉人”等傳統科舉的身份，成績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編修。當時的各式名銜包括有“格致科進士”、“工科進士”、“商科舉人”以至“牙科進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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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的考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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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

隋煬帝時的科舉分兩科，一稱明經，另一稱進士。雖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數量，但明經和進士仍是選拔官員的主要科目。

明經科的主要考試內容包括帖經和墨義。帖經有點像現代考試的填充，試題一般是摘錄經書的一句并遮去幾個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詞；至于墨義則是一些關于經文的問答。進士科的考試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題目創作詩、賦，有時也會加入帖經。

唐高宗時代以后，進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經，成為科舉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進士科考生需要發揮創意方能及第，而明經只需熟讀經書便能考上。而且進士科的評選標準甚嚴格，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當時曾有一句說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道出了進士科的難度。

另外，在武則天時代開始，亦設立了武舉考試，用以挑選武官。

宋代大部份時間的科舉內容與唐代分別不大，但王安石執政時，曾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把帖經、墨義和詩賦等考試都取消了，改為以經義 (解釋經書) 、論 (對時局的評論) 和策 (提出解決時弊的辦法) 作為考試內容。然而，蘇軾等人對該項改革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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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元代的科舉雖然對自身的統治影響不大，但它的內容卻有重大轉變。第一是科舉不再分科，專以進士科取士。第二是考試的指定讀物有所變動。新的規定是，如果經義的考試內容包括四書，則以朱熹著述的《四書集注》作為主要的依據。

這兩項改動并沒有隨元朝而消亡，而是成為明、清兩代八股文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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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在鄉試及會試皆以四書的內容命題，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語氣闡述經義，“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極為講究形式。只有到了科舉最后一關，用以決定名次的殿試，才會改為考時務策問。但是考生答策的內容很多時都并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慣以試卷的書法取定殿試名次的高低。

熱衷科舉的人只識四書五經，其他以外的知識，統統都成了“雜學”，很多讀書人都是一概不通。諷刺科舉的小說儒林外史中便記載了這樣的一個笑話：有人對明朝的進士范進開玩笑說：“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蘇軾來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進答道“蘇軾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罷了。”原來他竟然不知誰是蘇軾。

而就算是對四書五經的內容，科舉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華麗詞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考生的實際見識和才學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于是不少考生索性舍四書五經，專門鉆研為應付考試而設，稱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選刻本。當時一些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棄之如敝屣。曾經有人將八股文與“鴉片”、“纏足”并列，認為是荼毒中國人的三大害。

晚清時力主廢除科舉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兩師徒，可算是一對才學與考試成績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啟超十二歲便入學成為秀才，十七歲舉人，被稱為神童，算是科舉得意。但梁啟超中舉后自認“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遇見康有為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竅不通，反而要拜老秀才康有為為師。相反，康有為書香世家，家中有萬卷書樓，年少已熟讀經史子集古今典籍。雖然康有為名滿廣東南海，但他十六歲成秀才，獲貢生身分后卻是鄉試六試不售，失意科場二十載。三十六歲時方才時來運轉中舉人，得以與徒弟梁啟超一同上京赴考，會試最終能以首名及弟成為會元，高中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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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超過一千三百年，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以后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游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后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 “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以鞏固其統治。

科舉為中國歷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閑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后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

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于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于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圣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朿?；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但到了明清兩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于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奴化，與科舉考試內容的朿?有著相負相承的關系。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于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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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及其防御

由于科舉考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一生的富貴榮華，因此不少人均企圖以作弊以在科舉中取得好成績。最常見的作弊有三種，一是賄買 (即賄賂主考官以獲取好成績)、二是夾帶考試經文 (帶書或抄錄于隨身物品中) 入內作弊、三是請人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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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買

唐代武則天時代曾設立糊名的辦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減少批卷者認出撰卷人的機會，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為定例。同時又發明了謄錄的方式，由專人抄錄考生的試卷并以抄本送往評級。這樣批卷者連辨認字跡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與考官約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詞來作暗號，即所謂“買通關節”。為了減少這種可能，自宋太宗起訂立了鎖院的制度。每次考試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為臨時委派，以便互相監察。當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進入貢院，在考試結朿發榜前不得離開；亦不得接見賓客。如果考官要從外地到境監考，在進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見客人。賄買若然被揭發，行賄受賄者都可能被處死；而同場的考官亦可能被牽連受罰。

清代入關初期便曾發生了丁酉案（順治十四年），順天，江南，河南，山東，山西五闈弊案，最后以江南闈十六房主考全部斬立決，數百名舉人在滿兵夾帶下重考，之后數十人被判死或貶徙尚陽堡寧古塔。是為中國科舉史上最大的科場舞弊案，一般認為這是滿族統治者以嚴刑酷法震撼漢族知識分子，從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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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帶

貢院內的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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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院內的號舍

唐代的科舉考試已設有兵衛，以阻止夾帶作弊。宋朝起，考試在貢院內進行，貢院內考生之間是以墻壁隔開的，稱為號舍。考生不可以喧嘩、離場，以防止傳卷或傳話。但是夾帶經文這作弊方法始終是屢禁不止，層出不窮。常見的方法有將經文藏在衣服鞋襪里，或索性密寫在衣物、身體上。其他各式隨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蠟燭等等都曾被用作夾帶。明清的科舉保安十分嚴格，要求達到“片紙只字皆不得帶入試場”的程度。除了在進場前由兵衛仔細搜查外，乾隆時更曾下詔詳細限定考生帶入場各式物品的規格。例如：硯臺、木炭、糕點的大小厚度；水壺、燭臺的用料；以至毛筆、籃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對檢舉夾帶者有賞格，被發現者除了取消資格外，更要帶枷示眾。但科場舞弊始終未曾徹底有效地受到打擊。有傳說指一次會試中有舉人把夾帶的書本掉在地上，奉旨檢查的親王卻為他掩飾，說：“何以攜帳簿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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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考

代考在唐朝時頗為常見。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提供詳細的體貌特征的履歷。進場前考官會根據履歷驗明考生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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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舉

唐代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清朝時改稱武科。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相對于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朝的武舉時而被廢，時而恢復。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進士。

唐代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技術；此外對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軀干雄偉、可以為將帥者”。宋代時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問孫吳兵法等。到了明朝時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不能參考武試。初期的筆試考三題，試策兩題，另一題論考四書。后來四書的題目改為默寫武經。武試則最少要求騎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時，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后比并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筆試。

宋以前并沒有“武狀元”之設。首名武狀元產生于宋神宗時，為福建人薛奕，后與西夏作戰時戰死。歷史上著名由武舉出身的武將尚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明代戚繼光(明世宗嘉?

參考資料：

開元內外經錄是經部嗎

道教素以“雜而多端”著稱，其典籍數量龐大；且歷來沿革不清，分類不明。道教史上雖間有高道大德如南朝陸修靜、孟智周者，闡揚前人目錄學傳統，融合儒釋道多方素材，提出“三洞四輔十二部類”之說，看似已對道經條分縷析，實則多有局限。且許多道經目錄經數次大規模禁道毀經后，多不流傳。因而，要了解歷代流傳的道教典籍狀況，還需依靠我國歷代官私目錄的記載。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我國歷代官私目錄進行總體爬梳，以求教于方家。

一、官方目錄對道經之囊括

歷代有關道經目錄之所以零亂不堪，實為道教自身特點所致。以道教之眼光，先秦儒、道、墨、醫、陰陽、神仙諸家以及后世諸子著作均可囊括于自己的系統中。盡管后世道教典籍未必包括所有先秦道家文獻，但道教畢竟以道家為祖。故此，考察道教典籍的淵源，仍需追根溯源，從道家類文獻著眼。

道教并非在短時期內創立，而是有一相當長的過程。道教正式誕生后，又以先秦道家學說為經典，故而便出現先有道經后有道教之現象。我國首部完整意義的目錄學著作劉歆《七略》雖佚，但整體內容有賴《漢書·藝文志》得以保全。其“諸子略”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道家著作當然歸入道經系統，且在當時數量很多。在班固看來，所謂“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⑴正因為道家有如此特點，統治者才允許其大量存在。除道家以外，部分陰陽家及其他諸家個別典籍歸入道經應屬正常；“數術略”有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家，不少屬于道經或是后來道經之源；“方技略”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家，尤以其后二類，與后世道經密切相關。《漢書·藝文志》對《七略》誠有發展，但繼承更多，其規制風格未變。合而觀之，《漢書·藝文志》收傳統道家著作37家，凡993篇；陰陽家著作21家，369篇；房中著作8家，186篇；醫家著作7家，216篇；神仙家著作10家，205篇。凡此種種，均成為道經之源；在漢末純正意義道教形成以后，這些典籍被道徒幾經闡釋、發揮、改造，衍生出更多的道經。

魏晉南北朝之際，道教勃興，道派林立，道經蜂出，這是一個大量造經的時代，也出現了一些官修道經目錄。此時國家綜合書目編制工作亦成績斐然，但眾多著作已散佚不可考。

到了唐代，官修的《隋書·經籍志》的材料很大程度來源于隋代的國家書目《隋大業正御書目錄》，又參考了唐初所得隋代八萬多卷典籍，基本上能反映隋及前朝國家藏書之盛。道教與道家主旨有別。《隋書·經籍志》認為“道者，蓋為萬物之奧，圣人之至賾也”。“圣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

《開元釋教錄》的總錄與別錄分別是什么？

釋智的《開元釋教錄》20卷，該書分總錄、別錄兩大部分，總錄十卷為“總括群經錄”，以譯人為主，著錄了由漢至唐所譯出的諸經書目，并有譯人小傳；別錄十卷為“別分乘藏錄”，以經書為主，著錄各種有譯有本和有譯無本的大小乘經、律、論。別錄的最后兩卷稱“人藏錄”，是智搜集、整理的存經目錄，其收佛籍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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